第六百三十六章 新的架構（二十二）

第六百三十六章新的架構（二十二）

“醫療衛生的良性發展問題啊……”

畢文謙小聲念叨了一遍，把杯子裏的水喝乾，起身續杯。

和10年代既得利益集團尾大不掉導致的政策精分不同，在80年代，中國的醫療問題相對單純了許多——一個字，窮，兩個字，很窮，三個字……算了。

然而，問題再單純，解決起來卻不可能單純。

托着杯子，畢文謙在客廳里來回踱着步子。

“黎華，還記得我說關於RB自民黨推行消費稅的問題嗎？”

“你是說……明明是對國家有利的政策，卻落得全國人的仇視？”黎華思索了一下，緊了緊握筆的手。

“這正是我們一定要規避的愚蠢。或者說，這種愚蠢，其實不是推行一種政策本身，而是在更早的時候，原本可以有更溫和的辦法消除問題於初始甚至無形的時候，卻看不到問題所在，甚至是雖然看到了，卻持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持着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消極態度，坐失了良機。這就像宋朝的趙禎一樣，他在早年也曾銳意改革，卻對問題的嚴重性沒有足夠的認識，面對困難，選擇了退縮，慶曆新政僅僅一年多就草草而終。幾十年裝瞎子的結果，讓文人集團最終給了他一個仁宗的美謚，卻給後人留下了一座即將爆發的火山。王安石的《本朝百年無事扎子》就把問題說得明白。然而，說得再明白又如何？我們如果結合時代背景去看待王安石變法的初衷和具體的政策，基本都是引領時代的規劃，但如果結合當時宋朝的財政情況去分析變法在具體執行中的順序，卻可以得出一個讓人笑不出來的結果——變法的每一步，都是想盡辦法為政府撈錢！即使明明知道不宜操之過急，卻又不得不知難而上，甚至是知蠢而上！能提出那些具體的變法內容的王安石，看上去簡直蠢得沒有邏輯。可真實的歷史，即使荒謬，即使走了小概率的方向，它也必然有着內在的邏輯，王安石也不可能是蠢才。那麼，究竟是為什麼呢？答案其實也沒什麼陰謀論，簡直簡單得很——所謂不可一日不拱卒，如果不那麼撈錢，北宋的國家財政基本將要崩潰！病入肺腑方求扁鵲，即使王安石有扁鵲之才，他也沒有扁鵲的手術刀。醫人體，需要手術刀，手術刀是死的，只要製作成了，醫生就可以如使臂指；醫國體，手術刀卻是活的，需要一級級中基層幹部去執行，在本就有社會問題的時代，不在執行中鬧出么蛾子反而才是怪事兒。病急方投醫，王安石變法會失敗，只能說王安石並沒有神仙級的能力。但這口黑鍋，卻扣不到他頭上——在他上任的時候，已經沒有多少迴旋的餘地了。歸根結底，在於那個坐視問題發酵，被文臣們吹捧為仁宗的傢伙。幾十年的認慫，竟至於他死後，官居樞密使的文臣文彥博敢對他的繼承人趙頊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面對這麼老實不客氣的話，趙頊卻只能認慫！北宋的樞密使是什麼？相當於現在的國防部長！黎華，透過文臣筆下的史書，透過冰冷的數據，仔細想想，連耶律洪基都為其死訊落淚的趙禎，到底給趙頊留下了一個怎樣的國家？”

黎華緊鎖着眉頭，左手放開筆記本，中指在茶几上規律地一下下敲了許久：“……你是說，宋仁宗才是北宋的亡國之君？這個觀點，和現在的主流認識，差距非常大啊！”

“那是因為自古以來掌握着評價歷史人物功過的權力的群體是文人，一方面隨着時代的進步，太史令的權責漸低，和曆法剝離成為著作郎，漸漸弱化了神聖性后，他們就越來越意識到手中刀筆的能量，越來越肆無忌憚，習慣於給損害他們利益的統治者潑污水，而對放任他們攫取利益討好他們的統治者粉飾太平，從而達到潤物細無聲地馴服統治者的目的，另一方面，封建時代的文人更側重於靜態地看待歷史，而不懂得動態地分析歷史脈絡，說白了，就是封建時代水平的社會科學理論指導下的歷史評價在社會主·義時代已經落後了，相同的史料在不同的史觀，不同的理論指導下會得出不同的結論。”畢文謙搖搖頭，坐回了沙發上，“而且，我從來沒有說宋仁宗是亡國之君。北宋的滅亡，其實是一個小概率事件，只要宋徽宗和宋欽宗但凡腦子正常一點兒，有骨氣一點兒，北宋都幾乎不可能像歷史上那樣滅亡，靖康之恥也不會發生。但北宋的衰弱和亡國之憂，的確是在宋仁宗時代發酵棘手。這就像一棵大樹，的確已經漸漸因為病變而開始喪失了生機，但在它因此徹底枯萎之前，突如其來的一道雷直接把它給劈死了——無論如何，這棵樹真的不是病死的。”

“北宋並非亡於宋仁宗，但宋仁宗的歷史責任，我們卻必須引以為鑒。‘當我死後，哪管洪水滔天’是不負責任；為了自己的時代太平，甚至是為了一家之私而丟給後人一個地雷陣，甚至是萬丈深淵，同樣是不負責任。黎華，你要充分地認識到，醫療是一個怎樣的問題——‘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你做得越好，反而越不容易被大多數人認識到你的功績。甚至於，說得更殘酷一些，你手裏只有100塊錢的醫療預算，要負責100個人的醫療問題。如果你為每個人花1塊錢，讓人均壽命達到60歲，你說不定會被罵；而如果你為20個人每個花5塊錢，讓這20個人的人均壽命達到80歲，並且確保掌握輿論話語權的人就在那20個人里，而不去管剩下的人的死活，那你指不定就會被歌功頌德。因為，那些死人說不出話來。因為，對很多人來說，和身邊的人活到同一個水平，幸福感遠沒有活得比身邊的人更好來得直觀。這就像一個或許粗俗的笑話——所謂幸福，不是你不拉肚子，而是在一起拉肚子的時候，你在廁所裏面，他在廁所外面——這是一個比較低級的精神境界，卻是大多數人自覺不自覺，或多或少存在的現實感觀。”

“然而，對於社會發展的前景來說，究竟是100個能活到60歲的人更能促進發展，還是20個活到80歲的人加上80個生老病死沒有保障的人？答案同樣不是必然美好——究竟哪一種更好，取決於領導層的能力。前者是高門檻高回報，後者是低門檻低回報。這就像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競爭：當你的管理能力滿足了門檻，選擇社會主·義必然會碾壓資本主·義，可這個門檻，遠比現在大多數人想像中的高得多。而回到醫療的問題——我們在主觀上就甭指望什麼圓滿，人對壽命的追求，對生活質量的追求從來都沒有止境；我們也不能只為當下負責，也得為今後負責；我們要對費力不討好的結局有足夠的覺悟，如果你最終選擇當好好先生的話。”

一口氣說完這些，畢文謙止了話頭，看着黎華。她正緊咬着下嘴唇，瑣着眉，左手捏成拳頭。

“……文謙，什麼是好好先生？什麼又不是？”

黎華沒有抬頭，但那弱弱的聲音，彷彿本就知道答案，卻又難於接受。

“黎華，我能看到的統計資料，你一定也能看到，只要你想去看。”畢文謙的話音格外平靜，“1975年，全國人口9億出頭，其中城鎮人口1億6千萬出頭，全國衛生人員有七百四十多萬人，其中鄉村醫生和衛生院有四百八十多萬人；1987年，全國人口接近11億，其中城鎮人口2億7千多萬，全國衛生人員有五百八十多萬人，其中鄉村醫生和衛生員有一百二十多萬人。數字，總是那麼冰冷而殘酷，卻也總是比那些抒情的修辭，比那些傷痕的呻·吟更加簡潔有力。”

客廳里陷入了沉默，唯有錄音機運作的微微聲響。

黎華的左拳越捏越緊，終於突然化拳為掌，重重地拍在茶几上，掀起一聲震響。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人都活不下去了，還搞什麼經濟建設！”

畢文謙的聲音依然冷靜得近於冷漠：“科學技術才是第一生產力。而且，如果以60歲退休為界限，那麼60歲之後的事情，和經濟建設關係就不大了，甚至是負相關。”

黎華瞪大了眼睛，霍然而起：“怎麼可以這樣！”

“你覺得，現在在整個社會的範圍下，關於離退休人員參與經濟建設，有什麼建樹嗎？有什麼規劃嗎？無論直接還是間接。”

畢文謙仰着頭，冷漠的眼神坦然地和黎華對視。

“我們不能這樣……至少，我們不能也這樣。”黎華面色沉濁地呼吸，努力壓抑着情緒，低頭看了看錄音機，“‘關於農村的人民公社取消與農民養老的問題’，‘關於退休待遇和發揮餘熱的具體問題’……果真執政如棋，牽一髮而動全局。問題，不能指望孤立解決。文謙，我們不能任由這樣繼續。”

畢文謙也看了一眼錄音機，舉手示意黎華重新安坐。

“所以我說出了這些問題啊！不過，在需要負歷史責任的人里，有一些，我並不覺得他們在方向上絕對地錯誤。他們的問題，是單純的低能，甚至無能。雖然，從結果來說，蠢和壞並沒有多大的區別。”說著，他又稍微前傾身子，輕輕蓋住黎華拍在茶几上的手背，“我們現在面對的局面，還不像王安石那樣病入肺腑，還有着餘地。黎華，無論你最終做怎樣的決定，我都只會和你一道。”

“那，我們該怎麼做？”

黎華翻轉手掌，抓住了畢文謙的手。

“不，”畢文謙感受着從黎華手上傳來的力量，微笑着搖搖頭，“是我們可以怎麼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