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二十五章 新的架構（十一）

第六百二十五章新的架構（十一）

“所謂官吏，官吏官吏，作為起源於舊社會的詞彙，都是政府工作人員，雖然分了品秩階級，但在大多數普通百姓的概念里，官吏都是統治階級，是一體的。然而事實上，在舊社會裏，官和吏的差別，非常大。在漢朝，秩二百石以上為官，二百石以下為吏。而到了後來，基本是官要通過科舉，講求形而上學的理論和道德，權力也起碼是所謂的百里之侯，而吏則不需考試門檻，選任也以實際能力為首要，既有地方主官是外地人，吏則是本地人的局面，也追求着所謂清官能吏的理想狀態。這樣的格局，在集權封建時代是必然的演變。因為那個時候的生產力水平，只能皇權不下縣，縣官就是中央政權向下的極限，想要務實，必須要有熟知當地利益結構的人，而這樣的人，一旦有了名望，就有了造反小成氣候的可能。所以，在時間演變中，吏成為了務實的角色，卻又沒有足夠高的社會地位；官成了權力的代表，卻又數年一考評一挪窩。如此，官吏之間，雖然外觀一體，實則涇渭分明，來自地方體制內的分裂，就儘可能地消弭於萌芽之前了。”

“然而，以現代的眼光回頭去看，肯定能看出問題：官有權力卻難以深入基層，長此以往，不通實務就會成為普遍性問題；吏辛苦有能卻缺乏上升途徑，長此以往，自然會另作他想。所謂戲曲里的青天大老爺，一個原因就是官往往沒有和底層百姓直接接觸，也沒有直接的利益衝突，階級矛盾往往可以一定程度上掩蓋；而關於吏的社會印象，那可就是另一番天地了——有權的官給了任務，下了壓力，吏想落實政策，只能冷漠無情，更何況還打算在實務中分一口湯喝，這必然會和普通百姓的切身利益產生直接衝突。”

“古人並不都是傻瓜，這樣的結構性問題，不可能歷朝歷代所有人都不懂。但古代的生產力就局限在那樣的水平，相比安史之亂那樣的體制內的造反，這種程度的社會矛盾，即使最終釀成農民起義，在統治者眼裏，也不過是疥癬之疾。”

說著，畢文謙嘆息地笑了，無可奈何地搖搖頭。

“無論如何，新中國建立之前，是民國，民國幾十年並沒有完成社會制度的實質性進步，國家絕大多數層面都多少繼承着落後的滿清封建時期的觀念，或者說價值體系。時至今日，我們強調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就是和千年來完全不同的統治方法。說白了，就是中央的意志和權威直接下到基層，這既是時代進步的根本體現，也是遠遠還沒有全方位達成的目標。所以，在新的時代，我們有着新的歷史使命。其實，早在戰國時代，《韓非子》就提出說，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說的就是國家文武高層的選拔，一定要從有基層實際工作經驗的人中來。在現代，在社·會主義中國，我們需要更進一步——今後，高jigan部的晉陞，必須從有最低級別的基層經歷，並且是在基層做出過成績的人里選拔。所謂最基層，可以說村，可以是街道，可以是車間……要麼是產業的一線工作者，要麼是廣泛和群眾直接接觸的崗位。只有充分了解基層的情況，既知道實際的困難和潛在的優勢，也感受得到人民群眾的心聲和訴求的人，將來主政一方、領導一行甚至治理全國時，才不會脫離廣大群眾，傻乎乎地鬧出不接地氣的笑話。如果一個人在大學裏只有學生會的經歷，一畢業就去當共青團的zhongyang常wei，這樣的情況，既是對國家的未來不負責，也是對個人的未來不負責。我們可以對做出奪目的成績的幹部進行火箭式的提拔，但這樣的提拔，應該也必須是建立在他在具體的層級做出響噹噹的成績的基礎之上。不然……小兒持金事小，小兒持太阿事大。我們的先輩很多都是二、三十歲就為國家前途毅然起身鬧革命，他們一開始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家，也犯過許許多多事後看來頗為愚蠢的錯誤，一個個，大都是從基層火的淬鍊、血的教訓中迅速成長起來，一路上付出了多少犧牲，才走向了最正確的道路？我們現在，國內總體是和平年代，想要依靠這樣的實績來提拔足夠數量的幹部，是不現實的。”

“不僅如此，這種基層的經驗和成績，對於合格的高jigan部來說，只是必要條件，卻不是充分條件。基層幹部里，有很多雖然強於實務，但對於理論和長遠的方向的把控卻是弱項，所以，新的制度，應該是這樣的：原則和態度上消除官與吏之間的鴻溝，更側重於宏觀層面的中高層幹部，必須由深入了解微觀層面的基層幹部來。幹部的晉陞，需要經過培訓，崗位上的成績是晉陞的基礎，進一步的理論學習也是必要條件。常規提拔的幹部需要進行考試。考試，需要統一進行，由中zu部牽頭聯合相關部門命題，這可以一定程度上防止有人以權謀私；而對於破格提拔的幹部，則可以不考試，但需要重點安排學習，並且提拔前，既要對其身份信息以及做出的成績在地方上進行公示，同時也要上報中央留檔，由中yang電視台在新聞中集中對全國公示。對於這樣的幹部，一方面，中zu部要重點考察，一方面，紀委也要重點考察。而對於符合這樣的條件，其工作領域又有涉密，不適合公示的幹部，則交由軍委和中顧委聯合負責比較穩妥。”

又一次起身續杯，畢文謙低頭組織了一會兒語言。

“……基於這些構想，我們將面臨一個很實際的必須要解決好的問題：以離休幹部為代表的，那些為國作出過貢獻的老人們，該怎麼辦？我已經說了的部分里，以他們的歲數，多數人已經不可能跟得上技術的革新，收入差距擴大化的激勵也往往落不到他們頭上，級別晉陞的考試也更像是一種刁難。”

黎華抬起頭，微笑着，看着畢文謙一步步慢慢走回來，坐在對面：“是啊，你開始就強調了，不能斷章取義。”

“所以，我們需要引入第六條：以國家發展程度為依據，同齡者平等，不同齡者不平等，越后越嚴。具體來說，我們可以先將全國人口這樣大致進行劃分：參加過長征的；雙十二事變之前參加革ming的；抗戰結束前參加革ming的；三大戰役結束前參加革ming的；1940年之前出生的；建國前出生的；1960年之前出生的；1970年之前出生的。更晚出生的人口在將來根據實際情況再說。根據這樣的劃分，越前面的，待遇越好，要求越低。這樣安排的原因，並不難理解：在越艱難的環境下，能夠投身革ming的人，顯然更值得優待。我們整個國家，正處於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正在並且將要繼續跨越式發展的歷史時期，肯定會有許多成長於舊社會的老人適應不了新時代的精神層面的要求，不，應該說，那些老革ming們，要論大的原則，他們的立場和覺悟是比我們這些後輩站得更穩的，但小的細節，就是另一回事兒了，他們有的，理解不了，有的，理解了也改不過來——且不說那種在戰場上可以將生死置之度外，卻在個人生活作風問題上活該被詬病還不認錯的案例；也不說那種明知道國家正在也應該推行火葬，卻還是要求自己土葬的情況；單單說一個小事兒：吸煙問題。吸煙有害健康是眾所周知的道理，煙廠的稅收再多，也遠遠比不上因為吸煙導致的疾病所產生的醫療資源的花費。但如果我們強行在全國禁煙，那些有了幾十年煙癮的老人，有多少能做到？我們又於心何忍？所以，我們可以這麼規定：在三大戰役結束前參加革ming的人，可以在非官方的公共場合吸煙；1970年之前出生的幹部，可以在非公共場合吸煙；1970年之後出生的人，不吸煙將作為提乾的必要條件。這，就是不同齡者不平等，越后越嚴的一種體現方式。這是小處上的不平等，而在大處上，同樣可以有着體現：我以前不是說過嗎？中顧委這種制度雖然應該持續下去，但現在需要煩惱的問題是可以當中顧委的人太多，需要選拔，將來需要擔憂的問題卻是合適的人越來越少，有濫竽充數的風險。我們不可能在當代就對這個轉折點做出準確的判斷，但我們必須要進行一個判斷。索性，我們可以把界限劃在雙十二事變和三大戰役——雙十二事變之前參加革ming的人，主要通過選拔來決定中顧委的名額；三大戰役結束前參加革ming的人，則通過選拔和入選門檻相結合的方式來決定；之後的人，就採取絕對的寧缺毋濫的原則了。”

“這樣的區別待遇，既要體現在物質待遇上，也要體現在精神待遇上。並且，我們要明確一點：第一，偉大的道路上，既永無止境，也沒有退休的說法。退休是生老病死的客觀結果，卻不是精神上的消寂。對於離退休人員，我們要組織和安排好定期的體檢，要根據身體的實際情況，賦予他們一定的深入基層的宣傳和教育任務——就在他們居住所在地的周圍，主要面向年輕人，進行言傳身教。可以是他們走進附近的校園，也可以是組織學生到他們家裏。有很多工作了一輩子，事業心很強的人，一下子驟然松下來，空下來，閑下來，不僅不是好事兒，反而會導致精神狀態的劇變，影響了健康。而另一方面，我們雖然應該給予這些老人各方面的優待，但前提是，他們願意遵從醫囑。依然可以以吸煙問題為例：對於同時間段參加革ming，並且都有吸煙史的離休人員，願意下決心戒煙的，待遇就應該比戒不了煙的更好一點兒，這一點兒不必也不該太大，但必須要存在。一個細節的差距無傷大雅，所謂量變引起質變，許多個細節的差距累積起來，就該體現出巨大的待遇差異。”

“黎華，舊時代和新時代的精神要求的區別，既是宏觀上巨大的，也是體現在微觀上各個方面的細處的。這些細處的明確，也是體制和政策研究室的重要任務之一。我們不必也不該追求立竿見影，但一定要一步步，一點點，不斷進步，對於老人，要求可以低一些，對於群眾，執行可以寬一些；對於年輕人，要求就必須越來越高，對於幹部，要求就必須嚴格落實。所謂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相互作用，我們在將來發展得越快，對於年輕人的要求就將越高，相輔相成，可以和五年計劃相結合，每5年討論劃分一次，一步一步，最終真正進入社·會主義的時代。而這些具體落實的情況，同樣應該成為城市分級制度的重要參數。”

聽到這裏，黎華不禁抬頭感慨道：“師父啊！這任務……恐怕不是現在的體制和政策研究室能夠做得細、做得好的。”

“沒錯，所以我以前就說了，我們現在的生產力水平，和蘇聯差距巨大，而最大的地方，正是蘇聯計委里的數學人才。當地圖頭不遺餘力地砍掉自家計委時，蘇聯的不斷衰弱就是板上釘釘的事情了。而這些人才，是我們跨越式發展最急缺的。”

黎華無奈地嘆了一口氣，也舉目看着四周，忽然咯咯地笑：“所以，萬鵬也不遺餘力地修了這麼多專家樓。”

順着她的目光，畢文謙一邊喝水，也一邊看着這個在10年代算不上多麼高級，但在80年代的中國卻絕對讓絕大多數人羨慕的客廳。

“對了，黎華，關於這些待遇問題，我剛才說的，都只停留在內部的規劃。但涉及到待遇的事情，必然是不患寡而患不公的。我們不可能當鴕鳥只考慮內部，所以，有一個問題，我們必須嚴肅對待。”

“什麼問題？”黎華一愣，臉色也嚴肅了起來。

“反革ming不如不革ming，不革ming不如晚革ming，晚革ming不如早革ming。這是理所應當也顯而易見的指導思想，但近些年來，難免有一些人，對於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基本路線做出了錯誤的解讀，甚至打着統戰工作的幌子，在待遇的落實上甚至造成了早革ming不如反革ming的實際情況。這是必須要糾正和杜絕的現象。為了招商引資之類的目的而給予優惠政策，這無可厚非，但和精神待遇要一碼歸一碼，不能把花了幾十年時間，流了鮮血，付出犧牲，好不容易才站直了的膝蓋，就這麼毫無尊嚴地又跪了下去。”

又一次，畢文謙重重地將玻璃杯剁在茶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