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二十四章 新的架構（十）（8K更新！）
第六百二十四章新的架構（十）
“李堯棠？”黎華愣了愣，輕輕搖頭，“我不太清楚他的心愿具體是什麼，但既然你說了，我會找時間去拜訪他，問一問。”
“是呢！具體的輕重緩急，需要你來思量抉擇。”畢文謙沖她笑了笑，也不再具體解釋。
“那麼……”
畢文謙聽出了黎華口吻里略急切的味道，但他沒有直接繼續話題。
“黎華，我們都知道，一切社會問題，最終都會以經濟問題的形式爆發表現出來。反過來說，試圖穩妥地處理任何社會問題，也需要符合最基本的經濟規律。那麼，你覺得，經濟的本質是什麼？”
“這個啊，我大概知道。從開公司之後，我就零零總總看過不少經濟方面的資料。”神色在凝重與嚇尿了之間來回切換了許多次的黎華，終於又露出了一點兒笑容，“經濟就是對物資的管理，是對人們生產、使用、處理、分配一切物資這一整體動態現象的總稱。是這樣嗎，師父？”
畢文謙也露出了笑容：“沒錯。那麼，根據這個定義，相比普通人常有的印象，你覺得有什麼不對嗎？”
“不對？”黎華不太明白畢文謙的意思。
“經濟這件事情，本身，並沒有提到錢，或者說貨幣。換句話說，錢並非經濟的必需品。那麼，為什麼，自古到今，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中，貨幣總是搶眼的存在呢？”
“因為貨幣是一般等價物啊！”這回，黎華難得地回答地不假思索，“如果沒有一種東西來確定和換算不同資源的價值，那處理和分配不就沒辦法組織了嗎？”
“不，理論上，是可以的。戰時的配給制度就是一種例子，只不過並沒有對生活的方方面面進行無死角的覆蓋——如果極端到了那個份兒上，沒有貨幣，經濟仍然可以運轉。”畢文謙微笑着搖搖手指，“經濟本身，不必要貨幣。正如你所說，資源的處理和分配，是需要組織的。組織能力，本質上就是信息的集散和處理能力。能力不夠，自然會出現混亂。戰時配給制度能夠存在併產生不錯的效果的前提是戰時，有着強大的外部壓力來凝聚內部的共識，讓個人理解並忍受配給制度在執行層面的各種問題。然而在和平年代，這就往往會損耗個人的主觀能動性了，從而在整體發展水平上陷入低效。而有了貨幣之後呢？大多數的資源有了直觀明確的價值和獲取的途徑，物資處理的複雜性大大降低，分配不公的問題也從政府的無限責任一部分可以解釋為個人奮鬥水平的差異，從趨利避害的角度來說，這顯然比配給制度更能調動人的主觀能動性。所以，在相對和平的年代，或者說，在敵國外患不是那麼危急存亡的年代，貨幣的存在自然而然地就深入到經濟活動中了。畢竟，單純考慮經濟層面的時候，同一起點的經濟體與經濟體之間的競爭，歸根結底是看誰的發展效率更高更快。”
黎華聽着，忍不住又停了筆，抬起頭，流露出擔憂：“可是，我們現在仍然不得不實行部分的配給制度。”
“沒錯，可在這樣的制度下，我們建國將近40年了，發展不是很快嗎？都從一窮二白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了。”畢文謙依舊笑着，略有點兒循循善誘的味道，“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我們回到經濟的本質——經濟就是對物資的管理。那麼，理論上，究竟怎樣的效果，才是最佳的呢？如果先不考慮執行的難度，這其實也簡單——把消費水平壓縮到最基礎而必要的水平，儘可能地把產出用於再生產、產業升級、科研，以及教育。所以，在現實中，發展經濟的問題，在暫時不考慮對外貿易的時候，其實就是這麼一回事兒：我們不得不使用一般等價物，也就是錢來明確資源的價格，趨利避害的個人在存在貨幣體系的環境下，必然會儘可能多的通過各種途徑獲取貨幣，以滿足他直接的生活需求以及遠期的規劃，還有不時之需、突發事件的備用。在一個做不到絕對平均分配的確定的社會狀態下，總有人有餘錢，也有人過於貧困。過於貧困會導致生存都出現困難，自然也就無法良好的提升生產技能，而有餘錢則意味着社會資源的閑置，並沒有高效地投入經濟發展中，即使存在投資的觀念，大多數個人的投資眼光和格局也會在統計層面上呈現出一盤散沙的局面——這兩方面，都顯然阻礙着經濟發展的速度。”
“黎華，今年你參加了大會，你大概也知道，政府領導傾聽代表們的意見，普遍的反應是，工資太低，價格太高。這種意見，翻譯一下，就是人民群眾不希望繼續延續現今的低消費狀態。這固然有着價格雙軌制的問題發酵加深了矛盾的客觀原因，但人們主觀上也的確希望改變了——誰叫領導們在85年左右一方面放任價格雙軌制滋生的官倒存在，又一方面做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的論斷呢？咱們政府的內部公信力在世界上都是數一數二的，你都說和平了，人民群眾自然也就信了。既然將來會和平，那外部壓力自然就沒那麼大了。沒有了生存之憂，自然就要思飽暖了。”
畢文謙無奈地嘆息了一下。
“無論如何，我們不可能重新糾正去強調說未來的全球主題不是和平，那必然會牽動無數人的神經，也會帶來不必要的外部壓力。所以，在接下來的幾年裏，我們需要讓以糧票為代表的票證退出歷史舞台，並且逐步提高整體的消費水平。僅僅如此，肯定會有弊端。我們得想辦法，一方面防止人民群眾的消費野蠻生長，一方面促使人民群眾把余錢充分投入到社會再生產中。這，就是體現執政者的能力和決心了。黎華，我深深地相信，你一定會比那些鬧出了物價闖關風波的傢伙做得更好，但僅僅強過不及格的傢伙，基本沒有什麼意義，你得……”畢文謙停頓了一下，突然苦笑起來，“這是沒有上限的，或者說，你就別指望做到理論上的最好。”
黎華低着頭，落筆不斷：“中醫治病，其在毫毛。”
“呵呵，是啊！”畢文謙讚賞了一聲，又喝了一口水，“那麼，具體該怎麼做？這就將結合剛才的問題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展，是相輔相成，融匯一體的。想發展物質文明，需要精神文明為指導；想發展精神文明，需要物質文明為基礎。理論上的分析或許可以在局部上兩者分開討論，但在務實施行時，將兩者割裂對待，必然會事倍功半，精神分裂，甚至成為歷史的罪人。”
“所以，黎華，我接下來說的，這些框架，是不能斷章取義的。”
畢文謙特意止了話，等黎華慢慢速記完畢。
“師父，你說吧。”
平靜的聲音里，如那抬頭而來的目光，透着希望與期盼。
“總的來說，框架層面的架構，大概有七條：第一，個人收入的物質待遇與精神待遇相融合；第二，利出多孔，殊途同歸；第三，堅持按勞分配，縮小行業間貧富差距，擴大行業內貧富差距；第四，逐步建立個人收入期貨體系；第五，逐步建立官由吏來，逢進需考的幹部晉陞原則；第六，以國家發展程度為依據，同齡者平等，不同齡者不平等，越后越嚴；第七，鼓勵消費公示化。嗯，結合現在的局面，再加一句：重新明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解釋。所謂伐謀為上，伐交次之，這些……算是伐謀吧。我先一一解釋一下具體的內容，再告訴你相應的思量。”
沒等黎華應聲，畢文謙就慢慢地說開了。
“所謂個人收入的物質待遇與精神待遇相融合，具體的做法，可以是這樣——現在，全國的個人收入水平因為地區不同而差異不小，以去年統計的數據，城鎮人口的平均年收入大約剛好1000塊，而農村人口的收入則是460塊出頭。我們可以規定一個扣除個人所得稅之後的個人月收入上限，目前就定在10000塊好了，方便宣傳。超過的部分，仍然在統計上計算為其收入，但不直接發放，個人可以在兩種方式中選擇，要麼，年利率1%的同額30年國債，要麼，主動申請投入具體的再生產領域，比如，股票。很顯然，現在大多數人民群眾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投資觀念和投資渠道，所以，我們可以由文華銀行來為這方面的改革進行探索——對於月收入達標，希望選擇投資再生產，但又不願意買股票，卻也沒有其他合適的投資途徑的個人，都可以將相關資金向文華銀行委託，文華銀行以此建立一項基金，投入到相關的企業生產中。每年向投資人公報投資結果，如果之後投資人的年化月收入不足規定的上限，就可以申請賣出相應金額的基金。”
“並且，在此基礎之上，月收入超過規定上限的個人，在確定其收入合法的前提下，都將獲得公開表彰，在今後的社會活動、政治活動中有不低於市級先進工作者的待遇，以及日常生活中，有着等同軍人的優先待遇，並且在提干、晉陞時優先考慮。黎華，要知道，在全國不少地區，有着財不露白的風俗，高收入人群公開化，將是在執行中的重點，同時也很可能是難點，如果面臨了來自不同層面的阻力，要有決心，更要有耐心。”
“所謂利出多孔，殊途同歸——‘利出多孔’這個詞，出自《管子》。‘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意思是，一個國家，給予人民利祿賞賜的途徑，如果只有一條，那就會勁兒往一處使，這樣的國家，將是無敵的。途徑越多越駁雜，人心就不齊，有亡國之憂。在春秋戰國時代，利出一孔的典型，就是商鞅變法的耕戰之道。人民的奮鬥途徑，只有耕戰，其他行業活動，盡在禁除之列。這種古典軍國主義制度，好處正如《管子》的論述，統一六國便是明證。但害處卻是全國幾乎全是文盲，高教育水平的人才往往需要從六國來，《逐客令》成了笑話。在生產力不夠發達的農耕時代，利出一孔是利大於弊的。但時至今日，機械地理解這種思想，就行不通了。隨着科技的不斷發展，行業的細化越發加深，一個具有完整工業體系的大國根本不可能直接去追求利出一孔，那隻會將優秀人才往某一個行業驅趕。然而，利出多孔的弊端總是切實存在，所以，在利出多孔之上，需要殊途同歸——如同剛才說的設置物質收入上限，當人民群眾的個人奮鬥達到一定水平之後，對於精神待遇的追求，就應當統一起來了。各行各業的最終待遇終點，應該是同級一致的。”
“於是，自然而然的，我們需要引入下一條：堅持按勞分配，縮小行業間貧富差距，擴大行業內貧富差距。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原則之一，背離了這個原則，一切的架構都將面目全非。而從直接的勞動效率來看，不同行業間必然有着高下，行業內不同水平的個人也有着高下。對於這個現象，我們應當認識到，在科技水平足夠讓一個行業消亡之前，往往存在着這樣的行業：它的直接勞動效率也許並不高，或者並不便於直接換算為經濟價值，但對於整個社會的良好運行，它又是不可或缺的。時勞模和他的行業，就是這樣的例子；公檢·法等等機關單位，也是例子。所以，想要利出多孔，不同行業間的物質和精神待遇的綜合，需要大致趨同。而為了促使人們普遍形成主動提高勞動效率的風氣，行業內的貧富差距，在保障最基本的生活水平的前提下，應該不斷擴大，並且要堅持高收入的來源以高效、穩定的勞動效率為主導，而不是像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以資本為主導。”
“黎華，你知道嗎？大鬍子時期的蘇聯，每一次五年計劃，都是超前、超額完成了指標，而到了最近十年，蘇聯別說超前超額了，單單是按時完成指標都顯得艱難。為什麼會這樣？從人的主觀能動性來說，有一個本身很顯著卻被人為忽略的關鍵——大鬍子時期的蘇聯，你成為了勞模，你就會有獎勵的別墅，可以當廠長，如果你能夠革新技術，改進生產，你可以被火線提拔。你有技術專家的能力，你的收入將起碼是普通工人的十倍。雖然這樣的情況不可能細緻地在全國全面落實，但它的確發生在普通人的身邊，不需要血統，不需要級別，甚至不需要學歷，要的，只是你切切實實地做出成績。至今，蘇聯建國至今，貧富差距最大的，就是大鬍子時期，即使不考慮精神待遇，單單是物質待遇，頂級的專家收入就是普通人的三十倍。”
“而到了赫禿子上台之後呢？廢掉了技術專家和幹部的高額補貼，甚至把高工資的技工和專家給開除了。等到了勳章控上台了，雖然做得不再那麼愚蠢粗暴，卻依舊是堅持施行着低收入人群工資增速高於高收入人群的方針——這樣的方針持續到今天，成了什麼樣子？蘇聯人已經喪失了依靠個人奮鬥來獲取卓然回報的心氣，怠工成為了普遍現象，而蘇聯政府對此做什麼呢？懲罰制度？遲到三個小時算礦工，這差不多就是最嚴厲的懲罰措施了。獎金制度？努力工作的人和醉生夢死的人，月收入的差距也不過幾十盧布，而蘇聯的人均工資是多少？兩百出頭。”
“社·會主義制度是以按勞分配為原則，在社·會主義時代，而且還是初級階段，罔顧勞動效率粗暴地追求消除貧富差距，這簡直是腦子有坑。”
又喝了一口水，畢文謙用力地把杯子剁在茶几上。
“所以，黎華，我們應該這麼做：就像以前我和你提過的企業分級制度，企業單位，以一、二級企業的員工為例，他們在法理上都擁有企業的股份，但對於收入，首先，所有人有一份只能保障在當地最低生活水平的基本工資，其次，一線工作者每人都有一個技術等級權重，每個月的企業利潤，綜合技術權重和個人產品計件數量，作為月獎金進行分配，技術權重是基礎，產品計件是上限；而每個財年年末，也將企業最終利潤拿出一部分來，按照技術權重和技術革新水平，作為年終獎進行分配，技術權重同樣是基礎，技術革新則是上限。與此同時，行政崗位的人員，也根據行政等級自行計算權重，月獎金根據權重和當月工作突出部門來分配，其人均數額和一線的人均數額相同；而年終獎，則以國家經濟增速數據為基準，如果企業該年的經濟增速和國家經濟增速相同，那麼行政崗位的人均年終獎就和一線人均相同，如果低了，就比一線低，如果超過了，就比一線高。如果一個企業每月每年下來連利潤都沒有，卻不節衣縮食想辦法提升技術選賢任能扭虧為盈，那它就活該去死，如果已經做了這些，在所有員工都只拿最低工資的情況下依舊入不敷出，要麼，這個行業已經因為技術進步而到了消亡的時候，要麼，這個企業的確應該被同行兼并了。”
“很顯然，具體的權重劃分，不可能我說了算，這需要具體的調研進行因地制宜的規定，並且，會隨着國家的不斷發展而局部修訂。企業利潤拿出多少比例作為獎金，首先由國家劃定一個浮動範圍，然後由企業自身每年開員工大會，投票決定是更多作為獎金實際發放，還是更多投入到再生產和技術革新里。”
“而對於政府行政單位來說，肯定不可能直接去追求經濟效益。它們有很多部門的責任本就是降低經濟發展中的社會成本。所以，對於行政機關的人員，同樣首先規定和當地一致的最低基本工資。然後同樣根據個人行政級別劃分權重，從24級到1級，每高1級，權重乘以1.2，也就是說，高官的權重大約是最低級辦事員的66倍。根據權重，設置一份以該年國家經濟增速數據為基準線的年終獎，綜合各自管轄範圍內的職務成績和經濟增速數據，決定年終獎的實際水平。並且，查看該年國家經濟增速和去年國家經濟增速，如果增速相同，則全國行政單位的人均年收入，和全國企業單位的人均年收入持平，如果增速繼續增加，則相應更高，如果降低了，則相應降低，如果增速為0甚至倒退，並且該年沒有處於戰爭狀態，那行政人員的人均年收入就該是企業人員的一半，甚至乾脆年終獎為0了。具體規定在什麼程度，你可以諮詢請教中顧委的前輩的意見。”
“並且，如果將來城市分級制度正式施行，不同城市的級別也應該成為不同地區行政單位工資權重的重要參數。這也是理所應當的——我們國家各地的發展水平並不均衡，先天的地理條件也各有不同，地方行政單位的工作成績並不能直接作用於經濟發展。完全根據經濟增速來一刀切顯然不公平。一座城市如果先天條件不適合優先發展經濟，但人家的確做到了政通人和，甚至路不拾遺，哪怕人家經濟發展的成績算不上亮眼，他們的待遇也應該比其他許多地方更好。而另一方面，經濟增速的概念，是建立在確定國民經濟核算方法的基礎之上。而我以前就強調過，想要成為冷戰雙方的貿易中轉站，我們必須資產貨幣化，這樣才不會輕易被資·本主義國家通過金融手法掠奪。這件事，理想情況下，最好在我們返回關貿總協定之前完成。當然，計劃往往沒有變化快。無論如何，我們在接下來幾年裏，要逐漸轉變為歐美國家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同時保持以蘇聯的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為參照，對比研究兩種體系的各自的利弊，為將來我們建立更科學的適合自己的經濟衡量體系做準備。”
“這些，想要落實到數據上，都是紛繁複雜的事情。別說新成立的研究室，再加上整個計委，也遠遠做不到完美。記住，不要犯戰略性的錯誤，要有犯戰術性錯誤的覺悟，認識到錯誤之後，要坦誠，要改正。能夠做到這樣，就已經很了不起了。”
“而在企業和行政之外，地方上就是事業單位了。在這些單位里，除了衛生、教育、科研類單位之外，其他的原則上都向行政單位看齊。具體到衛生系統，同樣設置最低基本工資，並且統計級別權重，獎金的基準則替換成管轄範圍內人均醫療費用和人均壽命增長兩個指標，並且，擴大衛生系統在宣傳方面的權力和責任。都知道上醫治未病，宏觀層面上，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的性價比遠遠碾壓直接的治療。所以，醫療費用里將包括宣傳成本，人均費用越低，人均壽命增長越高，衛生系統的人均收入就應該越高。但要注意，人的壽命在技術突破之前，增長速度終歸會漸漸到達極限，所以相關的指標規定，需要隨時代變化而修訂。”
“對於教育系統，正如我以前提到過的，教育回報稅是最理想的改革方向。但我們現在顯然不具備全國範圍施行的技術條件。所以，除了試點之外，全國更多地區，在同樣保證最低收入的前提下，我們應該首先對不同地區的現有教育基礎進行一個基礎的等級劃分，把教師的職稱等級作為權重，然後把每年學生的學年考試成績作為大學以下教育工作者收入水平的直接依據。地區教育基礎越差，職稱等級越高，學生考試成績越好，教師的收入就該越高。其他教育系統內非一線工作者的待遇則參照企業行政崗位的相應原則。考慮到揠苗助長的問題，低年級教師的收入應該考慮其學生直到高考的歷次重大考試的成績，而不是他直接責任期內的考試。這些教育工作者的平均收入可以暫時規定和各自當地人均收入相同，並且，根據每年高考成績，由國家財政另行撥款，作為高分考生的歷任教師的額外獎金，獎金的總額至少是大學以下教職員工收入總和的10%。”
“至於學齡前教育的收入規劃，我暫時沒有具體的意見，但原則上相關從業人員的收入體現，應該和義務教育階段的教職工趨同。非高等教育部分，大概就是這樣。這其實是比較簡單的了。高等教育部分，由於緊接着科研，甚至可能直接關聯，也無法通過簡單的考試成績來體現教育成果，所以必須探索一條不同的收入分配方案。這一塊的改革不僅會影響深遠，也很可能遭遇各種阻力。我只能說，高等教育應該產業化，所謂產業化，收入來源不應該直接來自學生的學費，而該是主要兩種：一種，是研究課題的成果商業化之後以技術股份的形式的分紅。像理工類的課題就不必說了，人文社科類的也可以如《荀灌中原》的歷史顧問專家一樣在不同商業項目中分紅；另一種，則是教育回報稅。沒錯，我們現在每年的大學生只有幾十萬，將來的工資收入也不見得人人都能達到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這樣的數量，作為教育回報稅的嘗試，是可行的。另外，流行音樂聯賽的相關分配製度，也可以研究是否可以推廣到更多的人文社科領域。”
“而對於科研類的人員，如果其相關的研究課題能夠直接用於商業化，那自然最好不過。可還有不少研究是更基礎的，甚至於研究員的成果直到他去世之後許多年，才漸漸體現出價值。所以，在這一塊兒，只考慮經濟效益的掛鈎是不適合的。一方面，從事這樣的領域的人，往往是對物質待遇比較淡泊的人更可能出成果，另一方面，能夠出一定成果的人，往往都有着領域內甚至是跨領域的比較大的影響力。關於他們的待遇體現，要在保障相對優渥的物質生活條件的基礎上，以精神待遇為主，而具體的決斷，還是諮詢中顧委們吧！”
“另外，還有一個可能的難點：那些性質交叉的單位，比如說，葯企這樣的。它既是企業單位，卻又和醫療體系有着關係。這樣的單位，很可能牽扯多方的利益糾葛，最終成為改革的深水區。我們不可能現在就斷言將來的具體局面，需要在摸索中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在不變的大原則下，進行進一步改革。”
“對比85年先後頒佈的關於工資制度改革的情況，我說的這個框架，取消了工齡的概念。但我們顯然不該也不能完全拋棄工齡。所以，工齡待遇的體現，將計算在退休待遇中。退休人員的待遇，原則上應該比一線工作者低，但可以在個人投資方面的收入上放寬一些。具體的方案，還需要全面的具體調研。”
“在地方上，除了城鎮人口，還有農村人口。農村人口的主要收入來自於農業。農產品往往是生活必需品。對於生活必需品，我們定下了對城鎮人口暗補的原則。這就意味着，政府依舊是工業剝削農業的執行者。我們既不能剝削得太過，讓農民生存都成問題，但也不能過於心軟。這一來是因為發展的必然，二來是需要將農村人口往城鎮流動。雖然我提出的城鎮人口的收入分配框架在總體上是以國家整體經濟增長速度為核心基準，但顯然不見得所有的人都能充分理解這些，更不能保證所有人都會因此而充分調動主觀能動性。所以，我們應該在一定時間內，保持農村的人均收入明顯低於城鎮人均收入的局面，促使農村人口往城鎮聚集，形成勞動密集型行業的人員過剩的情況，從而促使城鎮人口為了保證自己的收入優越性，始終保持工作熱情，不斷提升工作技能水平。同時，也能促進城鎮化的進程。我們更應該給予農村人口的，不是直接的經濟偏向，而是相對公正的教育機會，和通過個人奮鬥而晉陞的機會。”
“於是，我們就可以引入第五條了：逐步建立官由吏來，逢進需考的幹部晉陞原則。”
徐徐說到這兒，畢文謙終於停了下來，緩緩地把杯子裏剩的水喝了乾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