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二十一章 新的架構（七）

第六百二十一章新的架構（七）

頂樓里的畢文謙和黎華並不知道3樓電影院裏的萬鵬悄然的動靜，他們在心有靈犀的一陣相視后，繼續了交談。

“文謙，你放心，我的袖子雖然不長，但絕對不短；我的錢也許不多，但在國內，已經不少了。”調侃般的，黎華揚了揚左手，笑了笑，展示着那袖口，“說一個你還不知道的事情吧：八四年的時候，公·安部在之江省首先試點了公安工作計算機化，結果數據很好，破案率提高了好幾倍，在明顯的事實面前，公·安部下了在全國各省市推廣計算機化作業的決心。今年，在咱們公司黨委的建議下，國家更大力度地支持了公·安部現代化計算機化作業的步伐，並且破格提拔了當初在研究推廣的會議中主動旗幟鮮明地站起來建議的京城公安局計算機監察司司長富睿，由他在負責統籌落實這件大事。而在之前送那一批批人去治理沙漠，其中就有他的姐姐。而他們的弟弟，就是讓我一度糾結為難的富陽——你應該還記得，我本是在古今萊和那個富陽之間抉擇，而古今萊為了把事情做好，連孩子都拿掉了。他們富家一家兄弟姐妹5個人，能力、品德、操守，各有不同。論年齡，都可以當我的叔叔阿姨了。要是當初還在學校里的我，多半只懂禮數周全，但現在，我已經能夠坦然分別面對他們，甚至是面對他們的父母了。”

“‘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更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師父，我也是毫無保留地信任你。”黎華溫柔地朝畢文謙輕輕點頭，“所以，不必憂心太深。”

畢文謙沉默了一小會兒，慢慢攤開雙手來。

“是啊，老路、邪路，都不該走，都不能走。然而，因為錯綜複雜的歷史原因，現在的我們國內，有自信探尋最適合我們自己的道路人，或許不算太少，但敢於把這樣的想法說出來的人，實在珍稀。”他目示着兩邊的手心，“據說在歷史上，法國大革命前，主持等級會議的法國國王居中而坐，左邊是第三等級的市民，右邊是第一等級的教士和第二等級的貴族，左右兩邊各自代表着不同的利益訴求，常常紛爭，左和右的概念區別就由此誕生了。幾百年來，這樣的分歧和鬥爭在不同時間和地區不斷持續。那麼，黎華，你覺得，作為我們中國人，該如何理解和看待這個問題？”

話音尚未落完，黎華就已經面沉如水。她似乎咬着牙，緊緊捏着筆，幽幽地盯着畢文謙，然後看向茶几上的錄音機，卻遲遲沒有開口出聲。

“……好吧，這樣的問題，的確往往顯得突兀，我還是繼續說了。”冷寂只持續了一會兒，畢文謙就點了點頭，不再等待，“毫無疑問，就西方諸國來說，關於這個問題的分析論述，早已汗牛充棟。所以，從實際出發，我們首先需要清楚認識的一點，就是他們那些關於左右的論述與劃分，是基於資·本主義思想下的框架，對於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我們來說，那些東西根本沒有直接指導實踐的意義，只有分析和總結歷史的價值。”

“而在社·會主義思想下，這個問題，歸根結底是一個科學思路的對立問題——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對立。”說著，畢文謙將左手前伸，“在相同的社·會主義道路大方向下，有一些人認為社會科學比自然科學更重要，優先推動社會科學的進步，更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說完，他又將右手前伸，“另一些人則認為自然科學比社會科學更重要，優先推動自然科學的進步，更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這樣的詞措，是不是聽起來只是不痛不癢的簡單分歧？是不是只要能夠好好發展，就並不是大問題？”畢文謙輕輕嘆息道，“然而，在具體確定的時間點上，一個國家的社會資源總量是確定的。特別是在幾乎一窮二白的時期，資源的分配側重必然是此消彼長，甚至就是要命的問題。注意，這裏我說的資源，不僅僅是物質資源，而所有的社會資源。無論選擇了哪一個方向，都必然會在另一邊付出代價。”

“就像我以前就說過的，社·會主義的一個本質特徵，就是追求普及全民精英教育，發展生產力。如果側重優先發展社會科學，那就必然會着重調整不同階層群體之間的教育資源分配的公平性，這必然會損害現有社會制度下既得利益群體的利益，而他們又集中掌握着更多的教育資源和更先進的科技水平。也許那些人中，有部分人擁有着長遠的眼界和高尚的操守，能夠為了遠期的大局利益而放棄個人的短期利益，但作為一個群體，其平均素質顯然不可能有着如此高的境界。走這樣的道路，或輕或重地，必然會在一定時間內犧牲自然科學的發展速度。”

“如果反過來，選擇的道路是側重優先發展自然科學，那就意味着把本就分配不算公平的社會資源更加集中在掌握着更多教育資源和更先進的科技水平的精英群體手中。這顯然會在短期內大大加快自然科學的發展速度，而代價就是整個社會的階層流動迅速走向固化，以更快的速度發酵形成尾大不掉的既得利益階級。”

“極端一點兒地說，”畢文謙又一次伸出左手，“這條路走到極端，直接的體現就是片面強調精神原子彈的作用，甚至不惜釀成已有社會資源的損失，將既得利益群體逼向絕路。”縮回左手，伸出右手，“而這條路走到極端，直接的體現就是徹底放棄獨立自主的道路，形成買不如租的買辦階級，甚至淪為外敵的殖民地。”

“在理論上，我們很容易得出結論：兩邊走過度了，都不好，走中間才最平衡穩妥。但在現實中，我們正走在路上，而非回頭看歷史，最正中的那條線在哪裏？沒人能精確斷言。所以，即使排除那些別有用心扣帽子的情況，人們也只能通過相互的比較來從左到右，或者從右到左地排列。而且，也許不少人喜歡津津樂道於這樣的排列，但對於有歷史責任的執政者來說，更重要的，卻是能力——有10分能力的人，無論是走8左2右還是2左8右的道路，都絕對比只有2分能力堅持走1左1右的人更強，而且是強得多。”

“我們可以結合近在眼前的歷史，如許多人親身經歷的，極為側重於發展社會科學的時候釀成過多少損失。可如果用事實說話，用統計數據說話，我們國家在終止了那樣的道路后，迎來了‘科學的春天’，最近10年科技發展的成果，相比更早十年的時期的科技發展的成果，究竟是過之？還是不及？”畢文謙注視着黎華髮白的臉，沒有停頓，“在扯道路問題之前，這首先是一個能力問題！如我之前就說過的，78年去西歐國家的考察團，回國之後結論誤判，是一個能力問題；之後幹部年輕化提拔的那些負責一線工作的人，83年搞出了價格雙軌制，86年搞出了廠長負責制，漸漸搞出了官倒，搞出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潮，這更是一個能力問題！”

“這一切，最終爆發成了今年，88年價格闖關的險峻。”畢文謙穩了穩情緒，無奈的長嘆道，“黎華，我們都知道，改革開放是正確的道路，正如我們相知以來一路的實踐。可實事求是地說，因為一線工作者的能力問題，導致而今這十年的諸多大問題，我們真的可以問心無愧地告訴人民，我們這十年走對了嗎？我們真的可以信心滿滿地認為群眾，對國家更有信心了嗎？”

“也許小肚雞腸的人會因為對手犯蠢而暗生喜悅，但心懷大局的人卻只會為那些親痛仇快的愚蠢而憤怒。”畢文謙哼了一聲，重新拿起了玻璃杯，“好讀書不求甚解，好發言不得要領，被區區一個記者玩弄於股掌之間……誤邦亂國，又一個毫無自知之明。黎華，記住，弱小和無知不是生存的障礙，傲慢才是。無論你將來會肩負怎樣的責任，你都不要如此傲慢，不要犯如此低級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