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天王”陳濟棠與老廣州的黃金時代
陳濟棠（1890—1954），廣東防城人，粵系軍閥代表，曾任廣東省主席，控制廣東軍政大權，時稱“南天王”。在其主粵期間(1929—1936），政治上與南京中央政權分庭抗禮，經濟上進行有計劃的建設，興辦現代實業，大搞市政建設，這一時期的廣州工商業和市政建設成績卓著，為廣州的現代化進程打下了一定的基礎。主粵期間，廣州物價相對穩定，市場繁榮，市民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被稱為老廣州的“黃金時代”。因發動“兩廣事變”反蔣失敗，1936年被逼下野，1954年在台灣去世。
陳濟棠：在火藥桶上編織“神話”
1936年7月18日黃昏，天色灰沉，因發動“兩廣事變”而失敗下野的陳濟棠，身攜2600萬元巨款，滿懷鬱悶，從黃埔魚珠炮台登上“海虎”號軍艦，黯然離開廣州，踏上逃亡香港的路程。
僅僅還在昨天，即這個“黑色星期五”降臨之前，他還是這座繁華都市，不，整個廣東的主人。而7年前(1929年春)，也是乘坐“海虎”號軍艦，屬虎還未滿39歲的他就像一隻出山猛虎，雄心勃勃地撲向這座戰亂頻仍、前途未卜的城市，開始了其統治廣東、並直至成為“南天王”的“威水”史。可如今時移世易，彈指之間，這一切已成“南柯舊夢”。與此同時，一個由他命名的“廣東黃金時代”，就這樣人去燈熄，驟然落幕。
對這個所謂的“陳濟棠時代”，不僅許多老廣們懷念不已，而且連他一生的“政敵”，也曾予以相當的肯定。(1980年陳濟棠之子陳樹柏從美國回國參觀，鄧小平在接見他時說：“令尊治粵八年，確有建樹，有些老一輩的廣東人還在懷念他。”)這大概是陳濟棠做夢也沒有想到的。因為他給自己的評價是：“半生無過亦無功”；“半世救人難自救”。
事實上，陳的前半生可謂功過分明：功在建設，過在**。而這都是“時運”使然。
清朝覆亡后，戰爭與建設，便一直是中國20世紀交叉上演的兩部“大戲”；其中，更不斷加插一幕幕革命和改良的活報劇，場景、劇情、節目單、演員陣容愈發顯得令人眼花繚亂。顯然，陳濟棠充當了其中一出地方戲——“粵劇”的一位主角。而與他的那些前輩，如孫中山、廖仲愷、胡漢民、汪精衛、陳炯明等“老生”、“小生”、“武生”相比，其作為一名後起之秀的演出，不論是“服飾”、“動作”(實踐層面)，還是“曲目”、“唱腔”(理論層面)，都頗有繼往開來的發揮。
從20歲廁身行伍，到取代李濟深主宰廣東，陳濟棠對戰爭和建設這兩部“大戲”的內涵及其相互間的關係，逐漸有了較深的領悟。經驗使他確信，在中國，小到一個人，大到一個政黨，一個地方，甚至一個民族，都必須靠戰爭“起家”，靠建設“坐大”。它們是“發展”的兩個車輪，缺一不可。這其實是典型的“民國思路”，並非陳濟棠的什麼發明。國民黨首席理論家胡漢民對此早有一針見血的批判——“以軍統黨，以黨治國”。雖然胡的矛頭指向是蔣介石的南京中央，但陳濟棠為稱雄割據而致力於廣東“自治”所進行的種種戰爭和建設，又何嘗不是如此。只不過他善於把握時機，並利用廣東的地緣優勢取得一定成功罷了(其他地方實力派如山西閻錫山、四川劉湘等也是這樣做的，只是“業績”不及陳突出)。
當然，陳濟棠“治粵八年，確有建樹”。在他主持下，廣東，尤其是廣州，經濟、文化和市政建設都有很大發展，廣州更一躍而成為南中國的“首善之區”和繁華大都市(人口達112萬)。那時，市郊農民常將農產品“拿到香港市場去賣，賣了錢，一頭洋麵粉，一頭洋餅乾，挑回家吃”；“茶樓二分之一以下的廳堂生意最熱鬧，可見平民和勞動界的享受普遍”；而“外人初到廣州遊覽，常嘆廣州近年物質之進步。蓋高樓大廈，車水馬龍，頗足眩人耳目。”而陳本人，也理所當然地成了“神話”的始創者和受益者。
有幾件事，既是這個“神話”的部分內容，又頗能說明它的某些性質特點，不能不提。1934年，陳濟棠要求各地恢復祭孔，並祀關岳，高喊“非恢復固有道德無以救中國”；與此同時，在全省中小學推行讀經教育，並親編《新公民課本》，第一課就是“陳總司令愛我，我愛陳總司令”12個大字。事後，人們才明白，陳這樣做，是為了編織一個更大的“神話”——從一方諸侯變成“真龍天子”。
但陳濟棠忘記了，他的那些“神話”，是坐在中國這個大火藥桶上偷空撰寫出來的，根本就經不起一點“火星”。
1936年5月12日，胡漢民猝死廣州，使得南京中央和以廣東為首的西南聯盟之間的固有矛盾頓時激化。6月1日，陳濟棠聯台桂系李宗仁，發動了借抗日以反蔣的“兩廣事變”。陳很自信，此次的“先發制人”，必可畢全功於一役，實現問鼎中原的夙願。在此之前，其精通風水術數的五哥陳維周，網羅一批江湖術士，做了大量的“鋪墊”工作。可笑的是，乩語“機不可失”和“草頭倒，無人無人”，被陳理解為時運已到，倒蔣必成。而事實卻恰成諷刺：由於陳的空軍被蔣收買而率先叛逃，使陳痛失“良機”(飛機數十架)，以至局勢急轉直下，很快便不可收拾。
神話破滅了。緊接着，是“火藥桶”的連續爆炸——西安事變，八年抗戰，三年國共內爭……“南天王”陳濟棠，再也沒有回到萬人矚目的“舞台”。
東山梅花村：陳公館
位於東山梅花村的陳公館，陳濟棠許多關於廣東建設的“大計”都是在這裏制定的。陳氏下野之後，於40年代將其讓給廣東省政府主席宋子文居住，當時的梅花村被稱為“廣東政治權力的後院”。
廣州作家、文史研究者葉曙明在其《廣州舊事》一書中說：“30年代初，把東山稱為廣州政治權力的後院，可謂恰如其分。那時陳濟棠住在梅花村，經常在家開會，聽取大小官員們的彙報，因此大家便走馬燈似地往梅花村跑。許多關於廣州建設的方針大計，最後都是在梅花村一錘定音的。”
海珠橋
廣州第一座鋼鐵大橋——海珠橋，記錄了陳濟棠主粵時廣州曾有過的一個時代。海珠橋建成於1933年2月，從此一橋貫通南北市區，促進了廣州市的經濟發展。國民黨撤離大陸前將海球橋炸毀，后被修復。
中山紀念堂•；愛群大廈•；市府大樓
陳氏給廣州人留下最深印象的建築代表作，是中山紀念堂、愛群大廈與市府大樓。
代表作1937年建成的廣州第一高樓愛群大廈，陳氏市政建設的壓軸之作。
中西合璧的中山紀念堂為陳濟棠主粵初期建成，1931年10月竣工。愛群大廈建於1934年初，1937年落成，是當時廣州最高的建築物。現在的市府大樓也是陳濟棠主粵時建造的，原稱市府合署，當時工程分為三期，第一期工程只完成了大樓的南半部分，1936年陳濟棠下野，二、三期工程終未能實施。解放后一直為市政府辦公大樓。
中山大學•；中山圖書館
陳濟棠在文化建設上也頗有“大手筆”。傳說當年孫中山逝世后，陳濟棠為了紀念他，特地要規劃一塊地方建立中山大學，於是在市政府擺了一門大炮，向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各發一炮，其中一枚炮彈落在五山。當時陳濟棠看着廣州的地圖，用拐杖在五山那一塊畫了一個圈，說是“要給孫先生留大一點的地方”，這一圈，面積便超過萬畝。後來中山大學搬遷之後，舊中大的原址便留給了華農和華工。
省立中山圖書館始建於1912年，位於文明路的新館(現為孫中山文獻館)則是陳濟棠下令重建的。
西村工業區
廣東省營第一工業區，陳濟棠為廣東經濟設計的火車頭。
30年代初，陳濟棠為了振興民族工商業，將西村規劃為省營第一工業區，集中了不少留洋的工程技術和管理人才，大力發展化學工業，先後建起大型的士敏土廠，化學工業廠硫酸分廠和廣東飲料廠、西村發電廠等，使西村成為廣州的重要工業開發區。如今的西村工業區遺迹遺址，已經成為旅遊景點，不復有當年的機器轟鳴聲矣。本報記者張御臨
評說陳濟棠
治粵八年，確有建樹，有些老一輩的廣東人還在懷念他。
——鄧小平接見陳濟棠之子陳樹柏時說
民國十六七年，兄弟曾到廣州，現已隔七八年。現在之廣州，與以前之廣州又不同，碼頭增多，市面擴大，建築物、汽車都日有增加。
——梁漱溟評價陳濟棠建設成就
陳濟棠的上台，結束了長期以來廣東被外來軍閥或政客霸佔或統治的歷史，開始了“粵人治粵”的新局面，因而易於獲得廣東人民的認同。
——(嶺南文庫．陳濟棠)作者肖自力
自從清末洋務運動以來，中國先後舉辦了一些具有近代色彩的工商企業，但是很遺憾，本來就得風氣之先的廣東，恰好是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的落伍者。直到20世紀30年代，才由陳濟棠在這方面為廣東做了一些補救工作，使廣東倏然間成為中國潛心於工農商林文教等各業建設的一塊難得的“風水寶地”。
——《陳濟棠》作者鍾卓安
福將•；儒將•；虎將
從廣東陸軍速成學校畢業后，22歲的陳濟棠由機槍連排長干起，一路順風順水，直到45歲“榮升”一級陸軍上將，成為主宰南天的一代梟雄。
“在廣東人的心目中，陳濟棠有‘福將’之稱。所謂‘福將’，其特徵第一是逢凶化吉，第二是坐享其成，第三是無端發達。”(程思遠語)縱觀陳的一生，此言誠非虛語。陳濟棠一生至少有五次遭遇“奇禍”，但每次都大難不死，連他自己都感到意外。他每次升遷，幾乎都是“不勞而獲”，靠別人的倒霉或走運坐享其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29年取代李濟深主掌廣東，當時。他才是個師長。
在陳濟棠發跡以前，中國曾有過所謂的兩大“儒將”，即南方的陳炯明和北方的吳佩孚。但相比他們，陳顯然更具“儒將”資格——不僅長得更“斯文”、“有型”，而且更有學問和修養。最能說明陳的“儒將”風度與作為的，莫過這麼幾點：一是熱衷和注重教育；二是善待知識分子；三是尊孔崇禮。
陳濟棠先後創辦了勷勤大學、中山圖書館、廣州音樂學院、廣州國醫學院及數十所省立、縣立師範學校，並使全省的中小學數量分別上升了20和46個百分點。陳一直認為，教育“是立國張本，是永久的事業”。為推進他在廣東的建設大業，陳對各種專業人士，尤其是留學歸來的科技人員，不僅委以重任，而且待遇優厚。這些人也對他“知恩圖報”，幹得很出色。在他們眼裏，“陳先生是一位恂恂儒者，絲毫沒有武人的習氣”，“是一位懂得學術的軍人”。
此外，陳還是一員“虎將”。但其“虎威”和將才，多數表現在“剿匪”方面。不論是剿土匪，還是剿“叛匪”(其他地方軍閥，如桂系)，陳都很有一套，且屢屢奏捷。唯有剿“共匪”，雖終生不遺餘力，卻“乏善可陳”。而從其“反蔣”的“虎頭蛇尾”並一敗塗地來看，陳的軍事才能，充其量也只配當一個少將軍長。儘管那時的粵軍，已被他用世界一流裝備武裝成中國最“先進”的軍隊。
無煙糖•；士敏土•；海珠橋
陳濟棠平生最為人稱道的，大概應是他“治粵八年”的種種業績；而他生平最得意的“作品”，卻當屬《廣東三年施政計劃》。
該計劃洋洋洒洒40萬字，描繪了廣東1932～1935年的美好藍圖，可看作“陳濟棠神話”的一個提綱。據說陳寫完后，竟“大病一場”。根據這個計劃，廣東將建立規模龐大的省營工業體系，並推進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的全面發展。而隨着該計劃的實施，製糖業便成了帶動整個廣東經濟起飛的“龍頭”。
搞笑的是，此前，各大糖廠的煙囪尚未豎立起來，市面上已有其產品大量出售。原來，陳濟棠動用緝私艦艇從香港運回洋糖，換上“五羊牌廣東糖廠出品”的包裝，拋入市場牟利。僅1934年下半年，陳就走私白糖凈賺400萬元。而這些走私糖，便被廣州人謔稱為“無煙糖”。
除白糖以外，“士敏土”(水泥)也是陳濟棠積累建設資金的“搖錢樹”之一。位於西村工業區內的士敏土廠於1931年6月正式投產，很快就供不應求，獲利不菲。對此，像另一盈利產業鎢砂專賣一樣，陳主要都是將其收入用於“以廠養廠”，補貼其他大部分虧損的省營企業。
1933年2月15日，橫跨珠江兩岸的第一座大橋——海珠橋建成通車，這無疑又是陳三年計劃的一個標誌性成就。其餘類似的“陳氏手筆”還有：廣州市政府合署大樓、海珠新堤、洲頭咀內港、西南航空公司、中山大學新校舍、市立氣象台及30條新辟馬路等。而於1934年開工，1937年落成的愛群大廈，便成了“陳濟棠時代”的壓軸之作。
讀經•；禁服
文化上的保守主義，是近代至民國時期軍閥的共同特性，即使是在經濟建設上頗為“前衛”的陳濟棠也不例外。他對“國粹”的熱愛可謂如痴如醉，至死不渝。
雖然在時代浪潮的衝擊下，他對許多新的事物都頗能接受，但一旦涉及意識、觀念和文化，便處處表現出其強烈的保守本色。1933年底，陳一手發起“廣東復古運動”，大倡尊孔讀經，並宣稱“我粵以孝治天下”，，除強令大中小學生都必須課讀經書外，還開設研究“固有文化”的明德杜、學海書院，分別由其兄陳維周和社會黨魁張君勱、張東蓀主持，邀清謝幼偉、牟宗三等著名新“儒士”擔任導師。陳因此一時“聲名鵲起”，大有“再造中國，捨我其誰”的氣概。
奇怪的是，陳對“有傷風化”的娼賭卻睜一眼閉一眼，從不厲行禁止(因為可以創收)；相反，對“奇裝妖服”和跳舞，則大加撻伐，理由當然還是“正人心”。1935年9月，廣州當局首次宣佈“禁服”，不許婦女“招搖過市”。5月5日，30多個“維持風紀隊”開着囚車，沿街查處違禁者。一旦發現，即拘至警署訓誡，然後在其衣袖加蓋“違反標準服裝”的印記。而此前，廣州所有的舞廳，早已關門大吉(直到抗戰勝利后才恢復)。陳似乎“意猶未盡”，還先後頒令禁止男女同台演出，禁止男女同池游泳，禁止戲劇、電影出現“誨淫誨盜”場景等。
喜術•；投機
與上述“道貌岸然”相映成趣的，是陳濟棠的“喜術”——迷信陰陽術數。這點，他倒可以與吳佩孚引為“知己”。
這倆哥們因占卜算卦、命相“風水”而留下的喜劇故事，簡直不分伯仲。吳是每戰必卜，並自稱是戚繼光“轉世”；陳則每提拔一軍官，都要請術士過目，驗看是否“腦有反骨”。結果大家的下場，也都如出一轍：吳栽在“穩操勝算”的戰事上，陳栽在“足堪信賴”的部下手裏。
這也說明，凡喜術者，都是善於“投機”的“機會主義分子”。打開史冊，我們就會發現，中國曆來盛產此類“英雄”。
精彩言論
關子教育：教育是立國張本，是永久的事業。今日的教育問題，是我中華民族的生死問題。
關子經濟：一方面建設國家經濟(即國有經濟)，一方面同時建設國民經濟(即民營經濟)，以國家經濟力量發展國民經濟。
關於民生：無論消費建設、生產建設，均應以能夠適應人民的需要為前提。若果人民的痛苦不能解除，則一切的主義都是空談。
關於廣東；廣東是革命的策源地，破壞之後。自應速謀建設，以回復地方元氣。
代表作：廣東省三年施政計劃
為了建設“模範之新廣東”，陳濟棠主政廣東時期，對地方建設進行系統規劃。他把缺乏“一定不變之計劃”視為廣東政治“病態”之首，其本人及各有關部門提出和實施了多個關於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計劃。其中，由陳濟棠擬訂，於1933年正式實施的“三年計劃”有40多萬字，是最有影響的總體規劃，取得了一定的成績，被認為是陳濟棠推進廣東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里程碑。
“三年汁划”包括鄉村和城市、政治、經濟、教育、交通建設等內容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大綱，陳濟棠為編製“三年計劃”頗費心血，並廣泛徵求多方意見，甚至包括其以前政敵的意見，完成後竟然“大病一場”，連梁漱溟亦嘆為“用盡心力”。
市政奠定現代化城市格局
廣州的城市面貌本來很舊，陳濟棠大搞市政建設，在市區大修馬路，建成惠愛路(命中山五、六路)、上下九路、西湖路、豪賢路、清平路等馬路30條；海珠新堤、市政府合署大樓、中山圖書館、中山紀念堂、愛群大廈先後建成；1933年建成海珠大鐵橋，貫通南北市區。
商業規劃中心商業區
把惠愛路、上下九路和西濠口商業區規劃為廣州的中心商業區，建成中山戲院、新華戲院、新華酒店、新亞酒店等。據描述，當時“廣州的大街小巷佈滿商店”，平均約50人就有一間。
交通形成交通網絡
陳濟棠時代廣東公路無論長度還是地理密度，都居全國第一；完成粵漢鐵路建設；在廣州珠江沿岸建碼頭數十座；建成天河機場，與廣西合作成立西南航空公司，開創了廣東民用航空事業。
文化發展高等教育
陳濟棠雖出身行伍，卻很重視文化建設。除改善國立中山大學和私立嶺南大學等10所高等學校辦學條件外，還創辦了省立勷勷大學、省立國醫學院、省立體育專科學校、廣東陸軍軍醫學校及省立農業、水產、美術、音樂等4所專科學校。
民生物價低康平穩
當時廣東物價低廉平穩，有些年份還頗為寬裕。當時，廣東普遍流通港幣，港幣一元可買花布20碼，一個仙可買一份早餐。一般工人月工資20個大銀，一月生活費用2個銀元。一位曾在廣州讀書的人十分懷念其讀書生活，把它與20世紀90年代台灣的學生生活相比，認為二者“相差無幾”。
軍閥與地方建設
海外歷史學家謝里登在《劍橋中華民國史》中指出，軍閥給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帶來了直接與間接的恐懼與盤剝，不過，這主要針對北洋時期的軍閥，不能直接套用在南京時期的地方實力派上。
1927年以後，南京政府開始了一個有別於北洋時期的時代，顯示了一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新氣象。南京時期的地方實力派不同於北洋時期的軍閥，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早年參加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統治手法也與北洋軍閥有所不同。
在地方建設上取得一定實績的軍閥如：閻錫山在山西實行“山西省政十年建設計劃”，陳濟棠在廣東“治粵八年，確有建樹”，劉湘在廣西搞經濟建設，馬步芳在青海禁毒等等。所以，老山西人對閻鎬山，老廣東人對陳濟棠，老廣西人對李宗棠與白崇禧，都表現出一定的懷念之情。有軍閥史研究者認為，其根本原因在於，中央集權制極易忽視地方利益，因此但凡國家遇上有亂事，出現地方割據現象，只要地方領導人注重地方利益，就容易受到當地人的推崇。
粵軍建設與“兩廣事變”
1932年寧、粵複合后，陳濟棠為了鞏固其地位，防止蔣介石報復，他把“整軍經武，改革政治，發展經濟，闡揚文化”，加強對廣東的控制，作為當務之急。他將余漢謀，香翰屏、李揚敬3個師擴編為3個軍，各轄2個師，另增編教導師1個、獨立師2個、獨立旅5個、獨立團8個和炮兵團、戰車營等，使陸軍兵力猛增至15萬人。為使廣東海、空軍將領反對蔣介石，他把歷來由陸軍節制的海、空軍劃分出來，獨成體系，直屬西南政務委員會管轄。任命陳策組織海軍司令部，接管各艦艇隊、海軍學校、修船廠、倉庫等，並組建一團陸戰隊，駐守瓊崖；任命張惠長成立空軍司令部，接管兩個飛行大隊、空軍學校、一團地勤部隊和飛機場等。這樣海、空軍將領都皆大歡喜。1932年4月下旬，他又以節省軍費為名，突然下令撤銷陳策的海軍司令部和張惠長的空軍司令部，以武力接收，並以他的親信張之英和黃光銳分任海、空軍司令，獨攬了廣東海空軍大權。接着他購買了4艘魚雷快艇裝備海軍；將空軍擴充為4個飛行大隊，各種飛機130餘架，在全省各要地分建中型飛機場10多個，大大加強了海空軍的戰力。
他在擴編部隊的同時，還擴充了軍事學校，把培養軍事幹部做為發展軍事勢力的基本問題。他說：“軍隊之基礎，建築在下級幹部。如各個班、排長自身都不振作，那這種軍隊就不能用，不能替黨國效力。”早在他任第4軍軍長時，就設有軍官教導隊，到任第八路軍總指揮時，他把教導隊擴充為軍官學校，自兼校長；此後，他又將軍官學校改為廣東軍事政治學校(簡稱燕塘軍校)。每年招收三、四百名學生，在複試時要經過他兄陳維周親自逐個看相，認為有福氣而無反骨的才加以錄取，編入步、騎、炮、工、輜重等兵種，施行定期教育訓練，畢業後分派到各部隊任下級軍官。他將部隊行伍出身的尉級軍官分期分批調進該校補充班受訓6個月，提高其組織指揮和學術水平。在該校還設有軍事深造班，將各軍機關和部隊的校級軍官，分批調訓。他認為這樣做可以自成一個軍事系統，保持本集團的部隊不至被其他軍事派系所滲入而起分化。他親自規定選拔軍事幹部的五個條件：第一要立志，要有做非常的事業之志。能刻苦耐勞，努力奮鬥，眼光遠大。第二要鍛煉身體，具有金剛不壞之身。規定幹部每天早晚都要到野外出操，鍛煉身體。第三要明白主義，為“三民主義”而戰，“順逆攸分，為勝敗攸分”。第四要有團體生活的意識。在本團體內要親愛精誠，同患難，共生死。意識統一，行為統一，保持團體的生存。第五要有犧性精神。要能損棄個人的私利私見，把個人的自由犧牲，把個人的知識技能獻給團體。第六要得到人民的同情。要具有不要錢、不怕死、愛人民、愛國家、服從命令、嚴守紀律的軍人的人格。陳濟棠還親自擔任軍事政治學校的“心理改造”課講授。他提倡道德修養，要注意八大要點：“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公正、守法”。能力方面的訓練要注意三大要點：“求知識，習技能、重力行。”
為滿足擴軍的需要，陳濟棠親自抓全民軍訓。他在“對各機關軍訓公務員的訓詞”中強調說：“舉國人民都要能夠服兵役，不能單靠少數的軍隊單獨負起衛國的責任。如果單靠少數的常備軍隊以衛國家，那就是很危險的。”“僑居我國的外國人，無論其為商人或教授等等，一接到國家命令，便即回去，擔負軍事責任，而他們何以能夠隨時為國家服軍役呢?當然是由於平時受過軍事訓練的緣故。反觀我國，平素沒有這種訓練，因此當著國家有事時候，只管舉國沸騰，怎麼熱烈，但因沒有軍事的常識與技能，畢竟不克擔負戰爭責任。”他規定廣東各級政府機關、軍事機關和中學生普及軍事訓練，舉辦全民訓練骨幹隊，訓練期滿后，分配到全省各高級中學，擔任軍訓領導骨幹，實行軍事管理。他還與省主席林雲陔分別擔任正副主任，領導全民軍訓。
1931年秋，陳濟棠着手整理行政基層組織，改革民政機構。他在廣東省府各機關長官僚屬歡宴會上，提出要“改革陋習，刷新政治，造成模範新廣東”。強調“西南情形特殊，地處國防前線，毗連香港澳門，還有眾多的華僑，南京方面的決策和所頒佈的法令未盡適合實際，應該有所損益。”他批評全國政象：無論何省，未盡根據總理所定政策而行，遂至散漫無序、步驟紊亂，缺乏一個具體計劃，負責政治者缺乏革命之一貫精神；中國之薦人，乃替找生活，覓碗飯，故各機關中之公務人員，缺乏為國民義務之責任心；因循陋習，不以創作為目的。他認為挽救危亡，建樹新的廣東，隨軍事進展之後，應為政治建設。第一步要勤慎服務，先得人民之同情，第二步須開誠佈公，期與人民通力合作。不久，他受意林翼中(民政廳長)將瓊崖撫黎局改建為3個縣，以提高少數民族的社會地位；將三羅地方的一些不合理的“插花飛地”，分別劃歸所在地的縣管轄，解決了長期以來的行政和社會糾紛，將雜亂的行政基層組織形式和職責不明的機構實行改革，規定在縣以下，一律設置區鄉村公所(中、小縣不設區)，明確其職權。
他認為“為政在人”，“政治的優劣，在乎官吏的良否”。規定甄別、考試、訓練、獎懲諸項，審核全省機關現行公務人員，分別去留。設立公務人員考績委員會，對縣長，局長等人員，實行考試，以資選拔。將熱中利祿的青年知識分子，吸收到廣東軍事政治深造班受訓(最多的一期為500餘人)。畢業前，以3個月時間進行實地考察社會動態，然後派任縣、市長或縣、市政府的秘書、科長等職務。在燕塘設立行政人員訓練所，將各縣現任區、鄉長分期分批調所論訓，學習行政知識，提高行政效率。
他主張“軍民分治”，“然軍事、政治當局則應通力合作”。把廣東省劃分為5個綏靖區，分兵駐守。每區設立一綏靖公署，以當地駐軍高級將領一人任委員。令各縣、市設警衛隊。他說：“現在的民團，這鄉與那鄉彼此不能逾界，逾界時候，又發現牽牛捉豬擔谷搶家私等等毛病，不守紀律。像這樣的民團——不能統一的民團，哪裏可以把地方保護得好呢？所以現在就得趕速把它編為警衛隊。在同一編製之下，受統一之指揮，達到統一地方人民武裝的目的。”到1935年2月，廣東全省都有警衛隊，共8800多個中隊，2700多個獨立小隊，官兵總數約106.8萬人，增強了對廣東各地的控制，同時也撲滅了各地打家劫舍，勒收行水的土匪。特別是他藉以為榮的，是肅清了徐聞山的積年匪幫200餘人，維護了社會秩序。
1933年9月，蔣介石調集50萬大軍向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大規模的“圍剿”。陳濟棠被任命為南路軍總司令，指揮11個師又1個旅，構築碉堡，扼守武平、安遠、贛縣、上猶地區，阻止紅軍向南發展，相機向筠門嶺、會昌推進。11月，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電粵桂方面，請一致行動。陳濟棠怕失掉廣東地盤，表示“不忍苟同”。不久，他派兵入閩，配合蔣介石鎮壓福建人民政府，把十九路軍最後編成的黃和春旅繳了械，殺害了政治部主任徐名鴻。
10月上旬，正當陳濟棠指揮其南路軍由筠門嶺向會昌推進，企圖進而佔領寧都、於都、瑞金以圍殲紅軍時，中央紅軍已從瑞金出發，開始了向湘西的戰略轉移。此時，陳濟棠害怕蔣介石乘機進兵廣東，一面令余漢謀的第1軍由東向西追擊紅軍，一面命李揚敬縱隊在贛部隊，立即撤回粵境，撤銷縱隊組織，各部歸還建制。並在廣州近郊和粵東的惠州、淡水、平山、老隆、興寧、焦嶺、豐順，潮安、汕頭等各要點，趕築半永久防禦工事或野戰工事，以準備抗日為名，積極防備蔣介石攻粵。他還以粵北缺乏防禦兵力為由，將在同紅軍作戰中已殘破的范德星旅，擴充為獨立第3師，不久又改編為第2軍第6師；以獨立2師改編為第1軍的第3師，以獨立4師改編為第3軍的第9師；把駐瓊崖的警衛旅調防從化。各軍師以團為單位就地集中進行教育訓練，並補充了大量新武器，以加強戰鬥力。
1936年6月，陳濟棠聯絡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為名，發動了反蔣的“兩廣事變”。在此之前，李、白曾多次勸其反蔣，但他怕反蔣不成，反丟了地盤，始終不肯貿然相從。但在這一年，日本帝國主義進一步侵入華北。蔣介石高唱“攘外必先安內”，決心結束兩廣半獨立局面。陳濟棠也已派其兄陳維周到南京刺探到蔣對西南的新政策，探悉了蔣解決西南的三大原則，即：徹底解決廣西的李、白，由中央協助廣東出兵；驅逐肖佛成等反蔣的元老離粵；廣東仍維持原來局面。陳濟棠認為，“蔣既可授意廣東解決廣西，又何嘗不可反其道而行之？”“與其坐待中央部署妥當，各個擊破，何妨搶先一步，採取主動呢?”但當時，他唯一可以借口向中樞作兵諫的，便是舉起抗日大旗，要求中央抗日。
5月12日，胡漢民在廣州病死，白崇禧由廣西來到廣州弔喪，陳濟棠就兩廣共同反蔣問題同白崇禧密商。他在與白交換對形勢的看法時說：目前蔣介石的軍隊絕大部分部署在黃河流域，既要防備日軍的進攻，又要防止山東的韓復榘、山西的閻錫山、陝西的張學良和楊虎城發生異動。更重要的是還要部署兵力向陝北紅軍包圍進攻，蔣介石無餘力可以南犯。因而，只要西南作出抗日姿態，登高一呼，全國必定響應。蔣如不順從民意，則必然垮台無疑。白崇禧早就對他既想擴大地盤，又怕丟了老本，患得患失，遲遲不肯毅然反蔣的態度不滿，這次見他被蔣介石所逼而反蔣，也就樂得推波助瀾地說；“我們這時候進行反蔣抗日，在政治上軍事上和外交上都是絕對有利的，廣西方面決以全力支持。”白的表態，更堅定了陳的反蔣信心。
陳濟棠每逢疑難之事，總是要陰陽術士翁半玄、詹天眼扶乩，似乩吉凶。這次反蔣前，他又請翁、詹乩得了“大運已到，機不可失”的吉言，更受到煽惑。他從小受其兄的影響，篤信陰陽命相，曾聽其兄言，以高價買得花縣芙蓉嶂洪秀全的祖墳，以安葬其母骸骨，說這裏是出天子的聖地。陳維周經常逢人便說：“伯南生得一對其軟如棉的硃砂掌，是大貴之相，前途不可限量。”陳濟棠也自信他之所以飛黃騰達，全是命里註定。自他當連長時，與私娼莫秀英結婚以來，一直官運亨通，說這完全是莫“相夫旺子的關係”。所以，他最聽莫的話，連修建的要塞炮台，也要取名“秀英炮台”作為吉利兆頭。他還在梅花村公館專建一個廳奉祀呂祖先師，朝夕禱拜以求護蔭。1935年，他派其兄以述職為名，專程去南京見蔣介石，看蔣的相格氣運；去奉化察看蔣介石祖墳的風水。陳維周回來后，就興高采烈地對陳濟棠說：“蔣的祖墳不如芙蓉嶂的龍勢遠甚，而且蔣的氣運將終，明年肯定要垮台，一蹶不可復振，代之而興者便是伯南。”回想起他兄的這番話，更認為這次反蔣是定勝無疑了。
16日晚，他找余漢謀、張達、繆培南、黃任寰、黃延楨等到梅花村公館密商。首先，講了他與白崇禧對抗日反蔣形勢的共同看法，然後說：“我認為這是值得考慮去乾的，請各位好好研究再作詳談，但要嚴守秘密，不宜外傳。”此後兩天，他分別找各高級將領徵求意見。當時，有的表示贊成抗日反蔣，有的表示懷疑，有的說：“白崇禧雖然有小諸葛之稱，但他為人不老實，要提防他，免得中了他的詭計。”26日，陳濟棠又召集余漢謀、繆培南、張達、黃任寰、李漢魂等20餘名將領開會，重伸他的主張，並強調說；“抗日反蔣是我們一貫的主張，這是救國要道，舍此莫由。環顧國內只有我們可以擔當這個重任，也是義不容辭的。”在場的多數將領聽了他的話，都感到驚訝，默不作聲，余漢謀卻突然站起來，打破了死一般的沉寂。余說：“關於黨政方面，總司令很清楚，我現在只就軍事方面提些意見，供參考。蔣介石的軍事力量居於絕對優勢，又有平漢、粵漢、津浦、浙贛鐵路和海上，可以迅速運兵南下，和他較量，我們沒有必勝的把握，請總司令詳加考慮。”陳濟棠卻說：“我已再三再四地考慮，認為時機的確成熟了。廣西的李、白確實誠意合作，我看他們不會假；浙南的何鍵同意我軍到衡陽，接近株洲后，亦一同出兵合攻武漢。我準備第1軍或者加上第3軍，由贛州向吉安，挺進南昌，很快就可將江西全省拿下來，我們的第2軍和廣西軍隊，再加何鍵的湘軍，會攻武漢而佔領之，當然不成問題。”
接着他又召集各將領到燕塘軍校宣誓，並由鄧澤如“監誓”。宣誓前，他派人在軍校禮堂上方安置一個皮製假人，上書“蔣介石”三字。宣誓時，陳親自唱名，各將領逐一起立，宣讀“余決心效忠黨國，抗日反蔣，擁護陳總司令，以後如違誓言，必遭天譴。”讀畢，即趨至假人之前，舉起一把木劍，向“蔣介石”身上連刺三劍，以表示仇恨決心。肖佛成就此事曾對人說：“陳伯南的荒唐落伍，愚不安愚，一至於此，如何能成大事！”27日，他通電反對日本增兵華北，—以激起全國反日情緒，爭取輿論的同情。
6月1日，他指使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作出決定，委他與李宗仁組織“抗日救**西南聯軍”，並任他與李為正副總司令，公開揭起抗日反蔣旗幟。2日，“西南兩機關”對南京發出冬電，呈請中央領導全國抗日，並通電全國，呼籲黨政軍民一致督促中樞領導抗日，同時發動兩廣國民黨各級組織各民眾團體通電響應。由於抗日口號深得人心，全國震動，不少人表示同情。4日，陳濟棠與李宗仁以第1、4集團軍總司令名義，率領西南將領30名通電響應，要求明令派兵北上抗日收復失地。
此時，陳濟棠已將第1集團軍擴編成5個軍、15個師，約20萬兵力，李宗仁的第4集團軍擴編成4個軍，約10萬人。兩廣的兵力共計約30萬人，飛機190餘架，江防艦艇數十艘。他命劉斐和白崇禧到東江、北江等粵桂邊境地區，視察地形，擬定作戰計劃。確定對福建和貴州方面採取守勢；對江西、湖南方面取攻勢，粵軍主力集中大庾、韶關地區，準備進攻江西；桂軍主力集中在全州、桂林地區，準備進攻湖南。9日，其先遣部隊進入湖南，分別佔領了永州、郴州，欲一舉下長沙而趨武漢。
蔣介右一面電陳迅速撤兵，一面急調兵入湘，於10日搶先控制了衡陽。西南聯軍北上計劃受阻。
6月下旬，蔣介石佈置召開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請西南派員出席，以作緩兵之計，同時暗向西南調集軍隊。此時，被蔣派到廣州活動的蔣伯誠，對分化和收買陳的部下也收到效果。7月4日，陳部軍隊余漢謀由廣州到大庾，召集第1軍將領商議，一面打電報給南京政府，向蔣介石報告請示，一面集中兵力準備向南雄、韶關推進，對陳濟棠進行兵諫。6日，第2軍副軍長兼東區綏靖主任李漢魂掛印離職赴香港，翌日通電反陳。此時，“西南兩機關”的肖佛成、陳融、劉廬隱、鄧青陽、楊熙績和廣東省主席林雲陔、廣州市長劉紀文等紛紛出逃，陳濟棠藉以發號施令的西南兩機關隨即解體。13日，陳濟棠被南京國民黨政府免除本兼各職。14日，余漢謀在大庾宣誓就任蔣介石任命的第四路軍總司令和廣東綏靖主任，並發表通電，敦促陳濟棠於24小時內離開廣東。同日，第2軍軍長張達也被蔣收買，聲明服從中央，並者手迎接余漢謀來廣州上任。18日，空軍司令黃光銳、參謀長陳桌林分乘3架飛機於香港機場降落，各種飛機72架先後飛到南昌機場投蔣。
陳濟棠見眾叛親離，大勢已去，只得於18日電余漢謀以廣東抬安相托，並發表告袍澤，告同胞書，聲言下野。隨即，他前往香港。至此，紛擾了50多天的“兩廣事變”遂告結束，同時也結束了陳濟棠對廣東的割據局面。
陳濟棠到香港后，蔣介石派黃鎮球去安慰他，說將來借重他的地方還多。此後陳即出洋考察。這年冬天，南京政府發起對蔣獻機祝壽。陳濟棠乘機把從前200萬元購買軍火機器的定單和光洋1000萬元獻給南京政府，對國家捐獻之多，為下野軍人之冠。為了方便訪問,請牢記bxwx小說網，bxwx.net,您的支持是我們最大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