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戰爭前夜

“1月23日，在上海龍華的淞滬警備司令部會議上，蔡廷鍇首先作了慷慨激昂的講話：‘日本人這幾天處處都在向我們尋釁，處處都在壓迫我們，商店被其搗毀，人民被其侮辱，並加派兵船及飛機母艦來滬，大有佔據上海的企圖。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覺得實在忍不下去下了決心，就是決心去死。’我則當下佈置：‘我軍以守衛國土，克盡軍人天職之目的，應嚴密戒備。如日本軍隊確實向我駐地部隊攻擊時，應以全力撲滅之。’”

——摘自葉挺：《一個軍人的報告》

1932年1月的歷史，按照固定的軌跡向前推進，該發生的都發生了。我所預言的日軍將在上海動手的三大徵兆，一一應驗：

1月3日，日本關東軍攻佔東北門戶錦州，正密謀策劃偽“滿洲國”。

1月18日，上海發生了“三友實業社”事件。三友實業社毛巾廠是上海著名的民族企業，所產“三角”牌毛巾因質優價廉暢銷各地，在競爭中壓倒了相鄰三的日資東華紗廠的“鐵錨”牌毛巾。特別是在“九·一八”事變后，三友社毛巾廠的工人們滿懷愛國熱忱，成立抗日救國會，組織工人抗日義勇軍，天天在上班前操練，高唱自編的戰歌，還在廠門口高牆上張貼了一幅巨型宣傳畫，畫面是一個工人義勇軍戰士拿槍對着日本的侵略者。標題為“定要收復東北三省”。

1932年1月18日下午4時，正當三友社毛巾廠的義勇軍隊員在廠區內訓練時，天崎啟升等5個日本和尚以“化緣”的樣子出現，身穿袈裟、手拿扁鼓，邊敲邊在該廠周圍轉來轉去，不時到廠門口窺探，還往裏面投擲石塊。

見他們行跡可疑，該廠義勇軍營部派人跟蹤監視，在馬玉山路（今雙陽路）趙家宅附近上前攔住盤問，幾個和尚神色慌張拔腿欲逃。就在這時突然圍上來許多工人打扮的“群眾”，一聲喊打便拳腳相加，還有人用界石猛砸，除兩名和尚逃脫，天崎啟升等三人被打得氣息奄奄，其中一人送至醫院后不治身亡。

這批突如其來的“群眾”，就是日本間諜機關佈置的漢奸，製造“中國人打死日本人”的事端。策劃事件的，當然是日本駐上海領事館武官、號稱“魔鬼軍人”的田中隆吉。具體操作的，則是著名女間諜川島芳子。我當然清楚這些，以我的資訊，發現川島芳子的蹤跡並安排人把她幹掉是輕而易舉，但我沒有這樣做。一是這於事無補，日本人在上海動手是鐵定的，剷除川島芳子日本人自會安排其他人搞事，而這，則是我難以預測的。讓川島芳子繼續活動，所有事情都好把握。二是以後，我還有借用她的地方。

接下來的事日本人都安排好了：日僧事件發生后，日本在上海的侵略勢力立即藉機而發，大肆煽動仇華情緒，孤注一擲悍然擴大事態。1月19日下午，幾千日本僑民在虹口日僑俱樂部集會，要求中國政府向日方道歉，並懲辦兇手，賠償損失。20日凌晨2時左右，又在田中隆吉的指使下，一憲兵大尉集合日本浪人團體“日本青年同志會”70餘人，攜帶槍械、刺刀、棍棒和硝磺、煤油等，沖入三友實業社毛巾廠，縱火焚毀廠房6間和棉紗數百包，損壞織布機24台。當公共租界警亭內3名中國巡捕發現火警，急忙用電話向救火會求救時，遭到這伙暴徒襲擊，電話機被破壞，兩名巡捕被砍傷，一名巡捕被剌死。

當天下午，1000餘名日僑又借口日僧事件，在虹口日本俱樂部召開日本居留民大會，要求日本領事館對上海市政府採取強硬手段，並決定電請本國政府加派軍艦及軍隊來滬“保護僑民”。會後有600多人持械遊行示威，用木棒打碎中國店鋪的櫥窗，撕毀抗日標語，毆打值勤巡捕，狂呼**口號，高叫“殺盡中國人”。

在田中隆吉一手導演殺日僧、燒工廠、傷害巡警等肇事騷擾的同時，日本駐滬領事村井倉松出面向上海市政府發抗議、一口咬定殺害日蓮宗和尚的兇手是三友實業的工人，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五項要求：一、上海市政府必須表示道歉；二、賠償被害者；三、取締一切抗日團體和活動；四、搜捕抗日團體；五、中**隊從上海地區撤退30華里。

上海日本紗廠聯合會於1月24日下午通告上海市長吳鐵城，如不制止反日運動，將斷絕所雇華工6萬名及其家屬30萬名之生計；自1月25日起聚居閘北、虹口的日本僑民大部分遷往法租界；日本浪人集中於海軍陸戰隊司令部，領取槍支彈藥，並對閘北火車站、天通庵車站、八字橋一帶進行實地偵察；日本海軍陸戰隊在寶山路、天通庵路、江灣路等處堆積沙袋、架鐵絲網、設置路障。

隨後，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司令鹽澤幸一海軍少將發出聲明，稱上海市長對五項要求如不作“滿意答覆”，決取“嚴厲對付之行動”。同時日本海軍加緊向上海增兵。到1月下旬在上海之軍艦已增至24艘，陸戰隊增加2個大隊，達4000人左右，以及坦克、裝甲車一批。

此時的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已換成汪精衛。在他的妥協指示下，上海市長吳鐵城接受了日本的最後通牒，以圖最大限度地避免在上海開戰。

這時的國民政府變換如下：孫科接替陳銘樞擔任行政院長后，入不敷出，蔣介石指使何應欽三天兩頭向孫科要錢，孫科一籌莫展。外交問題上更令孫科頭疼，前任外交部長顧維鈞引退後，孫科以陳友仁繼任。陳主張**，但立即遭到在奉化的蔣介石的責難，認為是“隔閡國情，徒為孤注一擲”，聲明“對日宣戰，三天可以亡國”。陳友仁一氣之下，憤然辭職。蔣介石又指使何應欽有意向日艦挑釁，引起日艦幾乎炮擊南京，孫科嚇得六神無主，賭氣自行前往上海，不幹了。這時蔣介石來到了杭州，加緊拉攏汪精衛，並派飛機去滬接孫科來杭。孫科即與何應欽、吳鐵城同往杭州。1月18日，蔣介石在杭州西湖風景幽靜的煙霞洞舉行宴會，汪精衛、孫科、張繼、張靜江等均在座。蔣介石對汪、孫表示：“余不入京，則政府必貿然與日絕交，絕無通盤計劃，妄逞一時血氣，孤注一擲，國必亡滅。故余不顧一切，決計入京，以助林主席挽救危機，本我良心，盡我天職而已。”煙霞洞會議否定了陳友仁對日絕交的外交方針，成立了以親日派蔣作賓為首的外交委員會；同意了孫科辭職，商定由汪精衛出場組織行政院。1月23日，趕抵南京的蔣、汪召開中央緊急會議，孫科以自動讓位姿態宣佈辭職。28日，由蔣介石主持召開了臨時中央政治會議，會上批准孫科辭呈，同時改組南京政府。新內閣由汪精衛任行政院長，宋子文為副院長。

在孫科內閣垮台的同時，被迫辭去外交部長的陳友仁滿腔悲憤地說：“余敢正告國人，蔣氏對日的消極政策，必導致日軍的得寸進尺。”陳友仁一語言中，1月28日，日軍在上海動武，蔣介石和汪精衛趕緊把國民政府的首都由南京移到洛陽。汪精衛為了實現他同蔣介石的協議，在洛陽主持召開了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決議成立軍事委員會，提議由蔣介石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此議一出，眾人反對，一說蔣介石獨裁，二說蔣介石不抗日，三說蔣介石是陰謀家。汪精衛卻一定要蔣介石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從而“主軍”，他知道不辦到這一點，他自己“主政”就一定主不成。結果，就在會上強迫通過蔣介石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總參謀長。蔣介石遂發表就職視事通電全國，說：“國難至此，遑計短出；許身革命，義不容辭，進退去留，一惟黨國之命是從，始終生死，無敢或苟。”這樣，蔣介石第二次下野後幾十天，就又重新上台，職位從“蔣主席”變成了“蔣委員長”，全**權完全操於股掌之中。一切如他設計的一樣：以退為進，收服了汪精衛，逼走了胡漢民，玩弄了孫科，自己掌握了更大的權勢。

日本帝國主義的一系列挑釁行為，激起上海軍民的強烈義憤，強烈要求政府當局進行正當自衛，回擊外敵進犯。1月23日，我被通知到上海龍華的淞滬警備司令部開會。

與會的是十九路軍駐上海部隊營長以上軍官。蔡廷鍇首先在會議上作了慷慨激昂的講話：“日本人這幾天處處都在向我們尋釁，處處都在壓迫我們，商店被其搗毀，人民被其侮辱，並加派兵船及飛機母艦來滬，大有佔據上海的企圖。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覺得實在忍不下去下了決心，就是決心去死。”

淞滬警備司令戴戟亦在會上作了戰地動員，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成敗何足計，生死何足論。只有盡我輩軍人守土禦侮的天職，與倭奴一決死戰。”

作為十九路軍總指揮的蔣光鼐抱病出席並講話，他激勵說：“我們明知物質上不是日寇的對手，但有萬眾一心的精誠，就可以打開一條必勝之路。何況我們還有3萬人，就真不能挽救中國嗎？下面，請葉參謀長作具體佈置。”

會議期間，傳來日本海軍又有6艘軍艦、數千陸戰隊抵達上海的情報。由於我的判斷完全應驗，各級軍官均無比敬服，我之威望空前提高，這對我今後指揮作戰是很有利的。

我當下佈置：“我軍以守衛國土，克盡軍人天職之目的，應嚴密戒備。如日本軍隊確實向我駐地部隊攻擊時，應以全力撲滅之。78師第156旅擔任京滬鐵路以北至吳淞、寶山之線，扼要佔領陣地。第155旅擔任京滬鐵道線（包括鐵道）以南至虹橋、漕河涇之線，扼要佔領陣地。吳淞要塞司令率原有部隊固守該要塞，並且與附近要塞之友軍，確取聯絡。鐵道炮隊及北站之憲兵營歸78師第6團團長張君嵩指揮。丹陽第60師黃茂權團，限明日開至南翔附近待命外，其餘沈光漢師、毛維壽師為總預備隊，在原地候命。各區警察及保衛團受各該地軍隊高級指揮官指揮。十九路軍總指揮部移駐真茹。警備司令部仍暫駐龍華。”

與會全體軍官一致表示死守上海、矢志不渝！

會後，蔡廷鍇電呈國民黨政府，表明十九路軍抗戰決心：“職等為國家人格計，如該寇來犯，決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犧牲全軍，亦非所顧！”

同時，十九路軍指揮部發出《告十九路軍全體官兵同志書》，揭露日本人“獸性鬼態”已全然暴露的事實，為避免“惶惶五千餘年之華胄，將淪為奴隸牛馬萬劫不復之慘境，”“子子孫孫千秋萬歲，都要罵我們為欺世盜名、亡國滅種不中用的東西”，發出“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我不自救，誰敢救我”的聲明。28日，蔣、蔡、戴又聯名發表了《敬告淞滬民眾書》，曆數日本自“九一八”事變以來的種種侵略罪行和準備進攻上海的情況，表示“寧為玉碎而榮死，不為瓦全而偷生”，並提出了軍民合作、共同抗日的7項措施。就這樣，十九路軍全軍氣焰衝天，有了充分決心，準備隨時迎擊來犯的敵寇。

1月27日清晨，我接到命令，立即到上海法租界金菊村的蔡公館去。我心知肚明將有何事發生。在蔡公館頂層平台上，蔡廷鍇對我說：“希夷，上海市商會主席王曉籟以及杜月笙就要前來拜訪，我找你商量，看他們想幹什麼。”

“在商言商。他們兩人在上海有巨大的商業利益，自是希望十九路軍退出上海，息事寧人。”

“哼，問題是日本人肯息事寧人嗎？我必當面痛斥。”

“沒有必要，他們兩人在台前，幕後自然另有其人。”

“誰？”

“張靜江。他們兩人說不動你，張就會出面。”

不出所料，王曉籟以及杜月笙一見到蔡廷鍇，就說了一番冠冕堂皇的話：“希望貴軍長體念政府的苦心，遵命撤退上海駐軍，以求息事寧人，保存上海數百萬人的生命財產，同人將無限欽佩。並代表上海民眾慰謝”等等。

蔡廷鍇將兩人趕走後，張靜江果然按捺不住，親自把蔡廷鍇找去說：“十九路軍素來軍紀嚴明，革命戰爭有功。上海日軍處處挑釁，如果不善於應付，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望你體念中央的意旨，最好撤到後方南翔一帶，以免與日軍衝突。上海華洋雜處，繁華之區，如果戰端一開，損失極大。倘能撤退，我可報告蔣總司令。”杜月笙和史量才也從旁相勸。蔡廷鍇堅決答道：“上海是我國領土，十九路軍是中**隊，有權駐兵上海，與日本帝國主義毫無關係。萬一日軍膽敢來犯，我軍守土有責，決定迎頭痛擊，張先生也是中國人，應接納我的意見，向蔣總司令報告。”張靜江聽罷，面紅耳赤，無法下台。杜、史二人從中緩和，史量才說張先生和蔡先生雙方都是愛國，只是方式不同云云。因此不歡而散。張靜江的行動，顯然是蔣介石所授意的。

1月27日夜，軍政部長何應欽和參謀總長朱培德給蔡廷鍇連發3次急電，謂：“着該軍忍辱求全，避免衝突，萬勿妄動，以免妨礙國防大計。”蔣介石又密令憲兵第6團於1月28日趕到上海，從北站下車，準備接替十九路軍閘北的防務。

蔡廷鍇又把我找去：“軍政部、參謀總部一晚3道催命金牌，又派憲兵團接防，我們怎麼辦？”

“軍長有何意圖？”

“我當然準備‘頂硬上’（廣東話，硬頂之意），拒不交防。”

“這樣一來蔣介石、何應欽就有了你違抗軍令的口實。雖然現在他們不能拿我們怎樣，但以後必將製造更多的麻煩。”

“那依你之見當如何處置？”

“他有金牌，我有拖刀計。”

“拖刀計？又能拖到幾時？”

“就在今晚。”

蔡廷鍇吃了一驚：“何以見得？”

“軍長，你注意到日本已發出最後通牒嗎？今晚就是最後期限。”

“上海市府秘書長俞鴻鈞不是已承諾接受日本提出的全部無理要求嗎？那仗怎麼會今晚就打起來？”

“日本政府的通牒接受了，日本軍方還會繼續提出無理要求，並在我方答覆前動手。”我想起，日本偷襲珍珠港前就是這樣做的。

“那我們就要立即準備了！但這接防又如何處置？”

“何應欽限制下午6時交代完畢。我們就答覆何應欽，判斷今晚日寇就將動手，如果交防憲兵不熟悉陣地，將吃大虧。十九路軍同意交防，但要到明天清晨。今夜日寇來犯即行抵抗，如今夜無情況，明日上午準時交防。這樣可對付過去，不算完全違背軍令。”

“那好，就這樣辦。希夷，今晚真的打起來，你將作何謀划？”

“閘北前線已經佈置好了。如果開戰，我希望任命我為前敵總指揮，前往一線直接指揮戰鬥。”

現在十九路軍總指揮將光鼐患病，蔡廷鍇需統籌京滬一線之軍事全局，故我去閘北前線最合適。蔡廷鍇爽快地同意了。我按捺住內心的激動：四年了！自廣州起義以來四年了，我終於可以重返熟悉的疆場！日本鬼子，你就等着領教抗日鐵軍的厲害吧！

28日晚發生的事果如我所料。上海市府的接受日方最後通牒的復文是28日下午1時45分送給日本駐滬領事館的。日本得寸進尺，當晚8時30分，日方即以海軍第一遣外艦隊司令鹽澤幸一少將的名義發出所謂“公告”，提出更為無理的要求：“帝國海軍為了維護閘北一帶的治安，預定配備兵力，希望撤退該地的中**隊及拆除敵對設施”，同時“命令上海特別陸戰隊準備配備警戒”，“命令由在泊艦隻編成的第1陸戰隊(乘員的30%)登陸”。日本送出該公告時又故意拖延送達，直到當日晚11時25分上海市政府才收到日軍的通牒，而日軍於5分鐘后，即深夜11時30分就開始向閘北的中**隊發起了進攻：日軍陸戰隊一小隊由便衣隊帶領，強佔與日軍陸戰隊司令部緊靠、屬中**隊防區的閘北天通庵車站，並以此為據點，向十九路軍發動襲擊。

“一·二八”淞滬抗戰就此爆發了！為了方便訪問,請牢記bxwx小說網，bxwx.net,您的支持是我們最大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