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生最黯淡的時期――寧都會議

**後來一生都沒忘記在1932年10月江西寧都城郊的一個農家小院裏召開的“寧都會議”。寧都會議沒有留下任何記錄。但是，現存的一份《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上有這樣的表述：“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右傾向鬥爭”、“右傾機會主義”、“不尊重黨的領導機關”、“上山主義”和“守株待兔”……**堅決不承認自己有錯誤。周恩來不得不站出來表態，他同意“**有某種傾向”的說法，但是建議讓**隨軍行動。為此他提出兩個方案：一是讓**在前線當紅軍總政治委員的“助理”；二是讓**全面負責前線指揮，自己給**當助理。中央局原先同意了第一種方案。但是最後的決定卻是：撤銷**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由周恩來代替）。“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線”。

從1932年8月下旬至9月下旬，周恩來、**、朱德率紅一方面軍分兵在贛江、撫河之間轉戰月余，受到項英、顧作霖把持的蘇區中央局的嚴厲指責。中央局堅持紅一方面軍應打南城，周、毛、朱、王稼祥則認為在目前形勢下紅軍應以“促起敵情變化”為方針，避免“急於求戰而遭不利”。雙方電報往來十餘次，互不相讓。9月29日，中央局致電周、毛、朱、王，批評彼等的意見“完全是離開了原則，極危險的佈置”，決定立即在前方開中央局會議。這次會議即是1932年10月在寧都召開的由周恩來主持的蘇區中央局會議，史稱“寧都會議”。

寧都會議對**的指責十分激烈。會議對毛進行了面對面的批評，尤其指責毛“不尊重黨領導機關與組織觀念上的錯誤”。雖然這次會議的主題是討論評估攻打贛州以來的幾次重大戰役，但是問題最後都集中到批評毛對黨機關的態度上，毛的比較正確的軍事主張被會議否定，與此有密切關係。在1931年贛南會議后，中央局與**關係一直緊張。蘇區中央局利用軍事戰略問題的爭論，一舉剝奪了毛的軍事指揮權。1932年10月12日，中革軍委發佈通令，調**“暫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10月26日，臨時中央正式任命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

在寧都會議上，**受到項英、鄧發、顧作霖等與會大多數蘇區中央局成員的批評與指責，項英根據臨時中央2月以來有關加速反“右傾”的歷次決議，尤其依據5月20日和7月21日中央政治局兩次對蘇區中央局批評信的精神，尖銳指責**的“誘敵深入”軍事方針和向贛東北發展的主張是“專等待敵人進攻”的保守的“等待觀念”。

顧作霖陳詞激昂，像個主宰世界的救世主。他認為在**身上，多次發生同臨時中央的指示相對抗，從打贛州開始，直到打南城，長達7個月時間不尊重黨的領導機關。總強調在反“圍剿”中取得的一孔之見當聖經念。他反對沿贛江兩岸地區向北發展，主張向東發展是一種右傾主義、逃跑主義。

**聽着批評，甚至是上綱上線的刺耳話，也不動火，只是平靜地抽着煙。

項英也認為**的“誘敵深入”，說到底是等待主義，保守主義。至今對贛南會議的批評，連一絲一毫的悔改表現都沒有，反而同臨時中央的指示越走越遠。當前，我們應當警覺起來，右傾是主要危險。他提醒**，這個時候是應該很好地認識這個問題，尤其是要放棄“狹隘經驗論”，不然是要危害革命的。

**不能再沉默了，他據理反駁：“在反‘圍剿’當中，我提出了‘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實踐證明是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是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成功經驗。一切帶原則性的軍事規律，或軍事理論，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關於過去戰爭經驗的總結。這些過去的戰爭所留給我們的血的教訓，應該着重地學習它。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從戰爭中學習戰爭——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打贛州我反對過，講過不打的原因。打贛州后，我主張向贛東閩西發展，到敵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開展工作，打下了漳州。這也是被事實證明了的。不打南城，是敵情變了，我們也該相應的改變，如果紙上談兵，非吃敗仗不可！照項英、作霖同志所說，我認為這是動搖並否認過去勝利的成績，掩蓋了領導上所犯的錯誤。”**的話則是一針見血。

顧作霖聽后氣色大變：“依據當時情況打贛州絕對需要，本來可以攻克，為何沒有攻克，是對攻取中心城市認識不足，對敵堅守中心城市估計不足，加上我們的暴破技術的缺點，才未能克城而撤圍。”

項英同他們一唱一和：“打下漳州雖然有一定的政治影響，但延緩了北上任務的實現，得不償失嘛。”

陳毅怒目而視他們。

朱德氣得坐轉了身。

王稼祥扶扶鼻樑上的眼鏡框，不緊不慢地發了言：“我來說幾句。眾所周知，我是四中全會後由中央派到蘇區的，我對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從的執行的。但是，我從幾次反‘圍剿’的勝利中，以及從打贛州的教訓中，逐步認識到**同志的思想主張，是符合紅軍和蘇區實際情況的，他提出的戰略思想和戰術原則……”講到此，他停頓了一下。

顧作霖和項英聽到他的講話，一下子都震驚了。開始，他們還以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

王稼祥看了他們一眼，已察覺到他們突變的神色，根本沒有理會，繼續講道：“已經被實踐證明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揮決策也一再被證明是正確的。紅軍和蘇區之所以能有今天，是與**同志的正確領導分不開的。”

陳毅突然插上一句：“講得好！事實就是這樣嘛！”

項英、顧作霖同時怒目相視着。

王稼祥又講：“眾所周知，我與**同志並非舊交，相識不久。倒是與王明、博古同志是老同學、老同事甚至是同鄉。我在這裏所言，不帶感**彩，完全是出自一個普通黨員的內心肺腑之話。”

朱德也站了起來，說：“我同**相處時間長，一起打仗，一起行軍，深知他的思想和領導藝術。如果說打勝仗有錯，我是總司令，也應該有錯。如果說打贛州失敗有功，我又成了功臣，啥子功臣？從井岡山發展到今天，不容易啰。前方研究的事情，變更計劃，不能算在**頭上，那是集體決定的事。”

會議出現了僵局，只好暫時休會。

太陽將要落下去。在小源村東北的一條山路上，周恩向西南急急趕路。由於馬跑得很快，他那長須在胸前不住地飄擺。

由於會議開的既激烈又壓抑，晚飯後，與會者神情各異，三三兩兩地出了村，向著各自選擇的方向散步去了。

王稼祥在竹林旁的小溪邊獨行。

項英、顧作霖他倆人談論着走到溪邊，見王稼祥已在，倆人就轉向另一個方向。

朱德、陳毅這兩位經南昌起義后，轉戰廣東最後到井岡山同**會師的老戰友，今天又走到了一起。倆人誰也沒說話，各自想着心事向北走出了小村。

遠處有兩騎人馬朝他們這裏奔來，倆人停步觀察了一陣。

朱德望着說：“像是恩來同志回來了。”

來人正是周恩來和他的警衛員，一直到了朱德和陳毅身邊才下馬。

“恩來，怎麼才趕回來？”朱德上前握住他的手。

周恩來歉意地說：“在路上耽誤了些時間。”他鬆開朱德的手，又握住陳毅的手問：“會議已經開始了吧？”

朱德心情不快地說：“開了一天，本來是研究準備第四次反‘圍剿’的事宜。結果，開成了批判潤芝的會。”

周恩來一怔：“情況如何？”

陳毅：“糟得很。”

朱德：“分歧還是發生在前線領導與後方領導之間。他們是中央派來的代表，不僅有表決權，還有否決權。其他與會的同志見此情況，又如何表態，現在休會，單等你來了。”

周恩來思而未答。他知道遇到了麻煩，而且是遇到了難以逾越的麻煩。

朱德告訴他：“你先去吧，我們兩個住在一起，潤芝住在曾老爹家。”

周恩來堅持道：“一起走嘛。”

朱德執意地說：“還是你先行一步。”

周恩來不在堅持，上馬而去。

朱德、陳毅並肩向回走。

晚上，周恩來聽取了項英關於會議情況的彙報。項英堅決地說：“戰爭領導必須求得專一獨斷，迅速決定問題。所以你應該負起戰爭領導總責。**同志，回後方負責中央政府工作責任。”

周恩來一直細心地聽着，突然問：“稼祥同志是什麼態度？”

項英帶着不滿回答他：“他？態度很不明朗。”

“哦。”周恩來又陷入了不平靜的思考。

周恩來作為前方四人最高軍事會議主席和前方負最後決定權的蘇區中央局代表，他的看法和態度是至關重要的。周恩來在寧都會議上的表現，反映了他一貫的作風和風格，即：一方面接受**中央和蘇區中央局的意見，另一方面又從維護黨、紅軍的願望出發，對**表示充分尊重。

翌日，會議繼續進行，到了會議即將結束時，主持會議的周恩來也迫於上面的壓力，不得不講如下的話：“……贛州撤圍以來，前方和後方在認識上出現了一些偏差。前方領導人有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澤東同志表現最多，對中央電示迅速擊破一面開始不同意，有等待傾向。但澤東同志積多年的作戰經驗，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會議上，出現了些爭論，有些同志讓澤東同志回後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

王稼祥插話：“大敵當前，不可換將，指揮重任，非澤東莫屬！”

周恩來繼續說：“我提個建議，供會議討論。一是澤東同志回後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二是澤東同志如在前方則可吸收他不少意見，仍‘隨軍行動’助理，或者澤東同志負責主持作戰責任，我也在前方監督負責行動總責任。”

會議出現了小聲議論和交頭接耳。最後，由於臨時中央派來代表的堅持，多數中央局委員同意**暫時請病假，回後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必要時到前方。就這樣，這位井岡山根據地的創始人，撫育紅軍成長壯大的奠基人，勝利地打退了敵人對蘇區三次“圍剿”的**，剛復出不到兩個多月，又一次地被剝奪了軍權。

**心情比較沉重，到了此時，他還能說什麼。他只好悶悶不樂地走出會場，沿着房中間的小道，走進了自己臨時住居的黃泥小屋。

夜。周恩來懷着沉痛的心情走進了**居住的黃泥小屋。**抽着煙立在一邊，他聽到身後有響聲，慢慢轉過身，望着站在屋裏的周恩來。周恩來立在門裏，望着抽煙不止的**。兩位歷史巨人，就這樣面對面地立着。還是**丟掉煙蒂上前跨了兩步，握住周恩來的手。兩雙手愈握愈緊。

**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向他表示：“軍事工作我還是願意做，前方何時電召便何時來。”

周恩來用力搖着**的手。

翌日清晨，天剛亮，**同牽馬的警衛員吳吉清悄然離開了小源村。出村后，**和吳吉清才上了馬，生怕影響了熟睡的村民。他提起馬韁，兩腿一夾，馬聽話地甩開四蹄愈走愈快。

不一會，**、吳吉清漸漸在視野中消失了。他是帶着遺憾、惆悵和壓抑離開小源村，在望不見的天際中消失的。

寧都會議后，**已被剝奪了軍事指揮權，但周恩來卻因其在寧都會議上的折衷態度受到蘇區中央局成員項英、顧作霖等的批評。1932年11月12日，後方蘇區中央局成員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聯名致電臨時中央，報告寧都會議經過和爭論情況，其中涉及到對周恩來的看法：“恩來同志在會議前與前方其它同志意見沒有什麼明顯的不同，在報告中更未提到積極進攻，以準備為中心的精神來解釋中央指示電”，“對澤東的批評，當時項英發言中有過份的地方，但他（指周恩來——引者注）在結論中不給澤東錯誤以明確的批評，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釋掩護，這不能說只是態度溫和的問題——我們認為恩來在鬥爭中不堅決，這是他個人最大的弱點，他應該深刻了解此弱點加以克服。”

同一日，周恩來致電上海臨時中央，為自己在寧都會議上的表現進行辯解：“我承認在會議上我對澤東同志的批評是採取了溫和的態度，對他的組織觀念錯誤批評得不足，另外卻指正了後方同志對他的過份批評”，但“會後顧、項等同志認為未將這次鬥爭局面展開，是調和，是模糊了鬥爭戰線，我不能同意”。

周恩來是中國**陣營中難得的人才，圓熟（不是圓滑！）功夫真是歷練到了家。他早年很喜歡漢朝的張良，其實，如果真的把他和**、朱德比作**的“漢三傑”的話，周恩來以結局來看真倒可以算作張良了（**的結局和韓信是一樣的，朱德長期坐冷板凳，和蕭何後來的被囚禁也差不多）。**被“二十八個半”搞得灰頭土臉的時候，周恩來還叫他“主席”，以致**晚年在王洪文長沙告狀事件發生的時候，還曾經說過：“恩來是個好人，不整人!”。

根據現存資料，**在寧都會議上並沒有接受蘇區中央局對他的指責，11月26日，蘇區中央局在給上海中央的電報中也稱毛“仍表現有以準備為中心的意見”，然而根據臨時中央11月給蘇區中央局的複電卻又看出，**在壓力下，在會議上曾被迫作出承認“錯誤”的表態：“澤東同志在會議上已承認自己的錯誤，必須幫助澤東同志迅速徹底的改正自己的觀點與吸引他參加積極的工作。”

**既然已在一定程度上承認自己犯下“錯誤”並離開了軍事指揮崗位，周恩來也是在肯定毛有錯誤的前提下，主張對毛採取較為寬和的態度，那麼繼續維護以周恩來為核心的蘇區中央局的團結就是當下最重要的任務了。1932年11月，臨時中央複電蘇區中央局，指出“恩來同志在（寧都）會議上的立場是正確的，一部分同志責備恩來為調和派是不正確的”，“為擊破敵之‘圍剿’，領導一致是目前最重要的”。

繼贛南會議批評**的土地政策，現在又在寧都會議上集中批評了**的軍事作戰方針，使**在中央蘇區的權勢被一步步削奪。寧都會議結束后，蘇區中央局書記仍由周恩來擔任，當周在前方指揮作戰時，蘇區中央局書記一職則繼續由在後方的任弼時代理。1933年1月27日，博古抵達瑞金后，雖然局部調整了中央蘇區的領導機構，但是寧都會議后形成的權力格局基本沒有變動。

博古到了瑞金后，為消除所謂“游擊主義”對紅軍的影響，指示周恩來等依照蘇聯紅軍的建制，對中央紅軍的作戰訓練、軍事教育開始了有系統的改造。過去，中革軍委主席一職雖長期由朱德擔任，但掌握軍隊實權的則是副主席周恩來。博古抵達瑞金后，周對軍隊的領導權開始受到限制，1933年5月8日，博古、項英參加中革軍委，由項英代理中革軍委主席，前方軍事行動的決定權改由後方的中央局直接掌握。李德抵達后，周的決策影響力進一步縮小，紅軍最高決策權又被轉移到李德手中。周被削弱軍權，也許與周對毛的溫和態度有關。在周被削軍權的同時，對毛態度冷淡的項英被允許參與軍隊的決策，毛則完全被排斥于軍委之外，甚至連軍委委員也不是。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主席**已被完全排擠出核心決策層，他“日夜憂思，對時局放心不下”，在得到中央同意後來到南線的於都視察。在這裏他會見了井岡山時期的老部下、時任贛南軍區參謀長的龔楚。**對龔楚說：“龔同志！現在不是我們井岡山老同志的世界了！我們只好暫時忍耐吧！”說至此，**竟凄然淚下！（參見《龔楚將軍回憶錄》（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年，頁550）。**自己則回憶說：“我這個菩薩，過去還靈，後頭就不靈了。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坑裏，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

寧都會議解除了**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迫使他暫時離開紅軍。這不僅是對**的打擊，而且最後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喪失。為了方便訪問,請牢記bxwx小說網，bxwx.net,您的支持是我們最大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