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殺天皇特使案

“刺殺天皇特使案”是軍統抗戰期間在北平組織的一起重要行動。1940年11月29日上午，軍統特工人員在掌握了目標的準確行蹤后，騎自行車尾隨其到鑼鼓

巷皇城根14號美國教會遠東宣教會門前開槍射擊，兩名日本天皇特使一死一傷，消息震驚中外。

此時，為何日本天皇會派特使前來華北“宣撫”呢？

根據日方史料，其原因在於天皇需要向當時的華北駐屯軍總司令多田峻表示支持。

當時，日軍已經佔領中國華北主要城市達三年之久。但是，從1940年8月開始，八路軍發動“百團大戰”，持續幾個月的猛烈攻擊給華北日軍造成沉重打擊。被打痛了的日本朝野一片驚呼，無法理解已經佔領多年的華北，竟然存在如此強大的抗日力量。當時的華北駐屯軍總司令多田峻倍受指責，多田峻也上奏摺為自己辯解，聲稱八路軍的進攻只是暫時性的事件，並且遭到了遏制，華北局面已經安定，駐屯軍無可指摘等，並請天皇派員到華北視察。

由於多田峻以往的戰功，最終日本國內對他還是決定不加追究。既然不予追究，就更要表示對他的信任，於是天皇通過日本議會，派遣高月保和乘兼悅郎兩位特使，前往華北“宣撫”，表示對多田峻的勉勵。

其實這個決定是有些毛病的。多田峻是舊式軍人，善於正規作戰，對付戰術靈活的八路軍實在力不從心。他擔任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期間，對八路軍始終沒有什麼好辦法，八路軍的總體實力越打越強。到1941年年中，日本國內終於再也無法忍受多田的無能，於是將其提拔為大將（算是給個面子）後送回國內，改調被彭德懷元帥稱為“最狡猾”的岡村寧次擔任華北駐屯軍總司令。岡村寧次要比多田靈活得多，他調動重兵發動的五一大掃蕩和隨後的一系列作戰，給八路軍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這兩位特使還帶有其他的秘密使命。

關於這兩位天皇特使，中文資料中語焉不詳，只提到兩人均為日本議會貴族院的成員，軍銜皆為陸軍中佐。實際上高月保被擊斃后“特進”為大佐，所以日文資料中對高月保皆稱為“高月保大佐”，而乘兼悅郎由於沒有被打死，自然沒有特進。他此次遇刺沒有死，負傷致殘，不再適合在一線部隊，改調陸軍士官學校擔任庶務科長。這個閑職影響了他的升遷，所以直到日本戰敗，乘兼始終是個中佐。

其實，這兩位在日本陸軍中，都是威名赫赫的人物，特別是高月保，有着男爵的貴族頭銜，還有一個特殊的外號，叫做“拉脫維亞的櫻”。

這兩個“天皇特使”究竟什麼來歷？

高月保，島根縣人，大正十年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三十三期畢業，雖然出身貴族但是用功勤勉，當時即因才華橫溢而著稱。畢業的時候在該期學員中名列優等

第一，獲得天皇頒賜的銀表獎勵。這裏有點兒疑惑，據說士官學校第一名傳統是賜短劍的，這次為何賜的是銀表？可能是第三期蔣百里拿了第一，把天皇賜劍帶回中國去了，天皇沒了劍，只好換着樣賜別的東西了吧。

這一期學員在戰爭中成為高級將領的不多，一來是因為年齡資歷，二來他們在校期間培養方向就有所偏重，着重於培養外交軍事人才。高月保在畢業后一度派遣到駐朝鮮軍中服務，因業績出色復由陸軍省保薦進入陸軍大學四十四期學習，主攻對蘇戰略，昭和七年（1932年）畢業。這一次他依舊成績優秀，在49名學員中僅次於花本盛彥獲得優等第二名。這一屆陸大畢業生在日本戰敗時除了身為皇族的閑院宮春仁親王破格提拔為少將以外，軍銜最高的就是大佐。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高月遇刺后“特進”為大佐，成了第一個達到這個軍銜的陸大四十四期畢業生，相信這個榮譽不大有人願意與他爭的。

與高月同時遇刺的乘兼悅郎是佐賀貴族出身，為其陸士三十三期同學，畢業后也到達朝鮮軍中服役。但是他的門路奇特，一下就混進了上層，經歷與高月大不相同。這樣的好處是乘兼的提升也比較快，但是沒有得到機會上陸大學習，少了一張文憑。

高月保從陸大畢業后，被分配到歐洲擔任見習武官，1934年擔任日本駐拉脫維亞使館少佐武官。俄國在一戰中崩潰后，波羅的海沿岸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乘機獨立。這幾個小國為了避免被蘇聯吞併的命運加入與法國的結盟，人稱“小協約國”，而拉脫維亞首都里加也因此成為外部世界搜集蘇聯情報的一個重要據點。美國駐拉脫維亞武官皮雷斯就是一個這方面的高手，主攻對蘇戰略的高月保在此自然也是如魚得水，多次向日本國內提供關於蘇聯的重要情報。在這期間，高月給日本國內的友人寫信，常自稱為“拉脫維亞的櫻”。（日本的舊軍隊中軍校畢業生常以櫻自詡，表示讚賞櫻花“燦爛中凋謝”的品質，不畏戰死。）

1938年，按照日本政府要求，在歐洲各國的日本武官在巴黎召開聯合會議，共同起草國際軍事局勢以及對蘇對華作戰問題的分析看法。到會的有駐蘇武官土居明夫（大佐）、駐德武官河邊虎四郎（少將）、駐法武官土橋勇逸（少將）等，土居明夫和高月保負責製作對蘇問題看法。二人的意見是在中國問題上蘇聯主動插手可能性不大，應該採取堅決的攻擊，首先打垮中國的抵抗，在這之前不要刺激蘇聯，盡量避免與蘇聯開戰。土居和高月都對蘇聯的戰爭潛力比較了解，深知日本的軍力尚不足以挑戰蘇聯。

這份報告雖然未能獲得陸軍方面完全的信服，但高月的才華受到陸軍省的重視，同年將其晉陞為中佐，調回國內，在陸軍省作戰課擔任作戰班班長，着重於中國戰場的作戰指導。他力主對中國“全面戰勝”，但反對北進政策，支持南進。

在這期間，高月作為主要負責人之一，還參與了對華的細菌戰試驗作戰（寧波）的指揮，是指導對華細菌戰的五人小組之一（小組負責人為作戰課課長岡田重一大佐）。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11月25日，高月已經離開作戰課前往中國，日本陸軍省簽發的大陸令第169號，下令中止寧波、金華等地細菌戰試驗以檢驗戰果，其發令序列中依然有“作戰課高月保中佐”的名字。三天以後，高月保就在北京被軍統擊斃，可謂報應來得快。

1940年8月28日，日本軍部召開陸海軍協調會議，策定今後作戰方略，預定南進政策，理由是英國在歐洲忙於對德作戰，在南洋地區無力兼顧，美國注意力集中歐洲，但同時對日本採取禁運，造成帝國戰略物資不足。會議上制定了可以發起南進作戰的五種情況（三種好機和兩種被迫）。這次會議，被認為是一年後爆發的珍珠港事變之發源。高月是參加這次會議的陸軍三代表之一。

派遣高月為特使“宣撫”華北駐屯軍其身份固然重要，但他和乘兼還有另外的使命。高月保到華北后，預定不再返回，轉任華北方面軍參謀。在駐華日軍中，推崇北進攻擊蘇聯的將領不在少數。高月是日本不多的蘇聯問題專家，他到華北還有說服北進派將領的任務，以增進駐華日軍對南進政策的理解和支持。

乘兼悅郎和高月保是陸士同學，長期專註於朝鮮殖民事務。他在到中國前擔任的職務是陸軍士官學校戰術教官兼陸軍第一旅團長侍從參謀。旅團長侍從參謀這個職務十分古怪，而且在日軍中獨一無二，其根本原因是陸軍第一旅團的旅團長本身就很古怪。這位中將旅團長並無實權，但是身份高貴，他就是戰後唯一被作為戰犯起訴的朝鮮皇族——朝鮮皇太子李垠。

李垠，朝鮮高宗皇帝第七子，純宗皇太子，日本吞併朝鮮后，勒令朝鮮人改用日姓，使用日本的語言文字（大約可以看出如果中國沒有八年抗戰，結果如何），同時，將朝鮮皇族（唯一可准許使用朝鮮姓的家族）子弟大量送到日本接受教育和通婚。李垠就是伊藤博文親自過問送到日本接受從小學開始的所有教育。這給了乘兼悅郎一個發展的機會——乘兼恰好是李垠的小學同學，而李垠的太太梨本宮方子（一度是昭和天皇妃第一候補）和他都是佐賀出身，還有親戚關係。李垠一生狂熱親日，被日本授予昌徳宮李王垠稱號，擔任過陸軍59聯隊聯隊長、第一旅團旅團長、第一航空軍司令等職務。中國的某些漢奸和接受日本教育的李垠比起來，要算相當的“愛國者”了。

雖然李垠非常親日，但日本方面對他從不放心，監視控制功夫下的很多。乘兼悅郎就是這樣一位侍從參謀，在鞏固日本在朝鮮的殖民統治方面，他有着相當的“功績

“。不過，因為他與李垠的同學關係，而且李垠確實對日本極為忠順，乘兼的工作並不太難，他也並不總是在李垠身邊。李垠訪問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就是乘兼負責接待嚮導，並且做了一堂示範課。

乘兼被派到中國，則是因為他的殖民經驗，可以為多田峻提供相當重要的參考作用。

對日軍來說，不幸的是兩位在日本陸軍中堪稱人才的高級軍官，還沒有來得及發揮他們的作用，就在皇城根成了軍統特工人員的靶子。

具體執行襲擊任務的，是軍統北平站第一行動組的兩名行動特務——麻克敵和邱國豐。

麻克敵，原名景賀，河北遵化麻家村人，時年35歲，在軍統中有心狠手辣之稱，槍法好，膽量大。邱國豐，遼寧營口人，時年25歲，少年就開始從軍，曾經學過武術，能夠“飛檐走壁”。

麻、邱二人本來都是118師張硯田部的尉級軍官。這支部隊本身原來是漢奸殷汝耕組織的冀東保安隊，原本出身東北軍系統。全面抗戰前，軍統就在這支偽軍投入不少力量進行策反。雖然幾次都不成功並且損兵折將，但對這支部隊的內部思想認同和官兵的民族意識都有很大影響，兩位主官張硯田和張慶余都和軍統建立了相當密切的聯繫。

七七事變以後，這支部隊在通縣發動起義，回歸國民政府。值得一提的是，這次起義並非軍統策劃，而是官兵自發。因為該部官兵對日軍平素的驕橫和欺壓十分不滿，因此行動起來帶有較大的血腥性和報復性。住在通縣的日軍教導官被殺，附近的日本僑民數百人也多被虐殺，並放火焚毀當地停留的日本卡車數十輛，房舍數百間。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日本人後來拍攝的對通州“僑民被殺”事件的調查照片，卻在很多地方被當作日軍暴行照片來使用了，可能是從日軍檔案中收繳又不知道其背景造成的吧。

起訴麻、邱兩人的訴狀中，就提到他們在通州兵變中曾經有針對日本平民的虐殺、強姦、搶劫等罪名，但看不到任何有關調查的詳細材料。在南京罪行累累的

日軍來宣佈這些罪名，不免讓人感到齒冷，而這種明顯給敵手臉上抹黑，意指其“罪惡累累”的做法，又很難不讓人對此表示疑問。

1939年，軍統重建北平站，隸屬於華北區，區長薄有凌，區書記曾澈，北平站站長劉文修，是王天木叛變北平站碩果僅存的老特務，下轄兩個行動組（一個組長是麻克敵，另一個是周良輔），兩個諜報組（張清江和侯化均），並有外圍組織抗日殺奸團，由區書記曾澈領導。經過苦心經營，華北的特工行動又漸漸有了起色。

具體的行動，是由張清江的情報一組提供情報支援，而麻克敵的第一行動組進行實施。

具體兩個天皇特使被襲擊的經過已經在公開文獻中可以看到，這裏可以補充的就是一些其被襲擊前後的細節了。

第一，高月保和乘兼悅郎為何要騎馬在北京街頭招搖過市。

根據當時北平偽警察局的公開材料，兩個日軍軍官是“方面軍參謀”，騎馬上班途中遭到襲擊。實際上高月的確是還沒有上任的“方面軍參謀”，這可能是日軍提供給偽警部門的資料。而說兩人是騎馬上班就屬於一種有意的誤導了，實際上這兩個日軍軍官當時根本不是辦公，而是每天早上例行公事的遛馬散步。

高月與乘兼作為天皇特使，多田峻對兩人頗為恭敬，無論食宿安排都是第一流，兩人下榻的地點就是孫中山在北京的行轅——和靖公主府。這裏和日軍在北平的總部——張自忠路鐵獅子衚衕一號原段祺瑞執政府只有一牆之隔，根本不需要騎馬上班。但高月和乘兼都是日本貴族俱樂部“愛馬社”的成員，有每天騎馬散步的習慣。這個“愛馬社”說來頗有來頭，它的主席就是日本著名馬術運動員西竹一男爵，俱樂部成員包括西男爵本人都是西化嚴重的貴族子弟，並且都是日本陸軍中的軍官，是促進日本馬術運動的一個重要組織。西竹一是1932年奧運會馬術金牌獲得者，1945年以戰車第26聯隊聯隊長身份在硫磺島戰死。這個俱樂部的成員都是西男爵的崇拜者，熱衷於馬術，期待着在陸軍中作西男爵第二（西竹一獲得奧林匹克冠軍時的身份是陸軍中尉）。

所以，這兩位特使即便到了北平，依然保持每天遛馬的習慣。對此，北平當局之所以沒有安全方面的顧慮，有兩個原因。第一，1939年和1940年，原來活躍在北平地區的中國地下抵抗組織——抗日殺奸團，先後遭到兩次毀滅性的打擊，成員非被捕即逃往重慶，主要負責人軍統華北區區書記曾澈被殺。這個組織基本已經沒有活動能力，讓日軍誤以為北平的地下抵抗運動已經瓦解；第二，日偽當局為兩位特使安排的遛馬路線沿線軍警機關林立，屬於日軍安全區中的安全區，很難想像會有人在這段路上進行狙擊。同時，日軍還派遣了警衛人員隨行，以為萬無一失。

高月和乘兼的散步路線是這樣的：從段執政府出發，沿今天的平安大街向東，到達東四十條路口（今平安大街一帶是日軍華北駐屯軍總部），再向南，沿東四北大街直到今天的東四牌樓（這裏路西什錦花園為日本華北地區茂川特工總部，後來此案就是這個機關破獲），從此處向西，經過隆福寺和今天美術館，皇城根（隆福寺和皇城根各有一個偽警察“巡警閣子”），沙灘到達北海（這裏的團城和沙灘紅樓各駐有一個中隊的日本憲兵），穿過北海向北到達今天平安大街返回住地。

這條路線，今天依然是北京舊京風貌保存最完好的一段，說起來日軍的安排是相當有水平。

第二，軍統特工為何選擇皇城根作為襲擊的地點。

這就和上面的第一個問題相呼應了。

軍統方面選擇皇城根作為襲擊地點，是經過了一番精心策劃。軍統方面早期的幾次成功行動，如刺楊杏佛、刺張敬堯等都是城市狙擊，具有這方面較豐富的經驗。首先，接到任務后，北平站情報第一組組長張清江帶組員張承福、金琅等對兩個特使的行動習慣進行了調查，認為這兩個特使經常公開活動，在公共場合進行刺殺存在可能，不需要深入其內部進行“窩裏打”。而最有規律的行動，莫過於每天早上的乘馬散步。因此，狙擊行動就初步預定在其遛馬的路線上（參見台灣1971年出版的《中央》雜誌特刊周良輔介紹麻克敵的文章）；其次，張清江和麻克敵等人對兩個日本特使行動的路線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是日軍的防衛還是過分麻痹大意了。

高月和乘兼這條路線的問題是雖然多有軍警機關，卻沒有一個統一機構負有專門對兩人的保衛權責，也沒有戒嚴，因此，只要用心觀察，便有機可乘。

最後北平站站長劉文修和麻克敵商議，將狙擊地點放在了從隆福寺到皇城根鑼鼓巷一帶，由麻克敵開槍，邱國豐掩護。因為這裏沒有日軍據點，是由偽警察警戒的，相對比較鬆懈，同時，這裏小巷密佈，路線複雜，也為開槍后的撤退提供了有利條件。

不過，最終狙擊地點選在了皇城根鑼鼓巷口，則是麻克敵一時決定的。原因是狙擊小組前一天已經尾隨過兩個特使一次，因為警衛人員離得太緊沒有下手機會而作罷。29日，當麻、邱二人再次尾隨到皇城根時，兩個日本軍官大概感到春風得意，乘馬加速，與隨行警衛拉開了距離（警衛是騎自行車的）。於是，麻立刻決定行動，一起驚天大案爆發了。

第三，案發當時，有幾人目擊。

當時麻克敵快騎追超兩人後，將自行車放倒，向後開槍，當時擊中騎在後方的高月保，連人帶馬均被打中，高月落馬（後送醫院不治而死）。在前面的乘兼（偽警報告將兩名日本特使的名字誤為森蔭和赤余）停下來試圖幫助他，因為周圍混亂嘈雜，還沒有覺察是被狙擊。麻乘機再開兩槍，將乘兼也擊倒（重傷，后搶救活命）。此時，鑼鼓巷口巡警閣子的值班警察偽內五分局第十九段派出所崗警佟承啟，所內值班警劉發壁聞聲欲來救援，邱國豐立即射擊掩護麻撤退。佟、劉不敢迎戰，退了回去。麻對倒地的兩名日軍續發兩槍，可惜未中。眼看後方乘自行車的日軍警衛趕來，麻邱遂向西行，進入小巷中逃走（麻開六槍，邱開一槍）。日本憲兵急於救人，未及追擊，先用人力車，後用汽車將兩人送往醫院搶救。

除了佟、劉以外，附近還有幫工黃廣明等也目擊此案，但對麻克敵等二人的描述除了衣着一致外，相似之處不多（可能是嚇昏了），甚至有說行武出身的麻克敵“顯系一知識分子”，而最近的美國遠東宣教會幹脆拒絕日軍搜查。高月保和乘兼悅郎遇刺后，雖然麻和邱都在現場“露相”，多田峻驚懼之下也全力督促破案，但日偽的破案卻不得要領，原因是目擊情報不足，有限的報告中“兇犯”形象也差異很大，雖然關了城門大搜，卻一無所獲。

不久，就發生了日軍閉城抓“大麻子”

的事情。有說法麻克敵是麻子，行刺日本特使時被目擊所以日軍滿城“抓大麻子”。據我所知麻克敵並非麻子，“抓大麻子”是因為麻的副手邱國豐說漏了嘴，不經

意間誤導了日偽偵緝機關。

日軍封鎖北京各城門“抓大麻子”，是參加刺殺行動的軍統特工邱國豐一次不經意泄密引起的。

原來，麻克敵其人，雖然勇敢，槍法好，但有個缺點就是立功心切，不夠冷靜。在刺殺高月乘兼兩特使之後，顯然日偽當局必然要進行大搜捕，這時比較理智的做法是迅速離開險地。此案被破獲后，北平站情報第二組組長侯化均就是迅速通過偽軍中的關係出城才沒有被捕獲，成為少數幸免於難者。麻克敵因功受到軍統局本部的褒獎，堅持留在北平城內（住在北海后海他哥哥的家裏）。受到這次勝利的鼓舞，他和邱國豐聯手，試圖行刺大漢奸，日偽華北準備銀行總裁汪時璟，結果因為汪戒備森嚴，未能成功。歷史上特工人員絕少007式反覆出風頭的人物，蓋因為真實的敵後情報工作環境之殘酷，鬥爭之艱苦與小說電影完全大相逕庭，容不得一個特工多次顯示身手，那幾乎肯定給他帶來滅頂之災。即便是佐爾格這樣的傳奇人物，只是因為情報遞得急了一點，也無法逃脫逃被捕殺的命運。所謂特工的浪漫，純粹是荷里活的夢囈。

麻、邱刺殺汪時璟是採取越牆而入的方式，結果在翻越第二道院牆的時候被汪的警衛人員發現，雙方發生槍戰。兩人見不能得手，遂迅速撤離。邱因有輕功首先跳出院外，當時一時不見麻克敵，情急中呼喊“老麻”，被汪手下聽到。從麻遺下的彈殼彈頭，日軍判斷此案與兩特使遇刺為同一人所為。根據汪手下提供的線索，認為作案者是個麻子。這樣，就引發了滿街“抓麻子”的風潮。其實，麻克敵是遵化麻家庵人，當地人多姓麻，卻和麻子無關。

如前所述，日偽方面對該案的偵破最初是相當盲目的。那麼，此案最終怎樣被破獲呢？

問題第一出在北平站站長劉文修過於麻痹上，第二是因為有叛徒為虎作倀。

剛剛完成任務時，劉文修還十分謹慎，自己深居簡出，也嚴令部下低調行事，隱蔽待機。然而，不久就出了一件讓他放鬆警惕的事情。恰好此時有個大盜馬元凱在兵馬司衚衕持槍搶劫被抓獲。馬不甘就此處死，為逞英雄索性自稱為刺殺兩特使的殺手。日軍方面對北平偽警察局壓力督促極大，偽警察局方面正為此一籌莫展，雙方自然一拍即合。於是共同“製造”出一套相當“真實”的口供交給日本當局。據說多田峻對此也已接受首肯，所以北平各報都以“狙擊日軍將校案告破”的題目刊載了消息。這樣，劉文修就放鬆了警惕，活動開始恢復，卻不料有人正在四處搜捕自己。

這個人就是原軍統天津站站長裴級三。

裴級三，遼寧營口人，本來是軍閥吳俊升的馬弁。中原大戰期間戴笠到北平活動，深感北方軍統力量過於薄弱，遂大力吸收人手，意圖擴大在華北的實力。吳俊升的兒子吳泰勛是戴笠的酒肉朋友，軍統挂名少將，所以戴就讓他推薦一些出身北方的人員。吳泰勛介紹了裴級三等人加入軍統。裴后升任天津站站長。因王天木叛變，裴也被日軍逮捕，很快叛變投敵。叛變后的裴級三因為熟悉軍統內部情況，又是死心塌地為日軍賣命，給軍統華北組織帶來了極大的破壞，罪行累累。裴叛變后，戴笠派大特務倪中立前往天津重建天津站，結果立足未穩就被裴帶人破獲，倪中立抵抗中被殺。接着，天津抗日殺奸團試圖“制裁”裴級三，因殺手臨陣怯場而失敗。裴隨即發動報復進行大破壞，天津抗團大部分成員不是被捕就是被迫轉入北平活動，區書記曾澈本來已經躲過日軍搜捕，卻被熟悉軍統活動規律的裴級三從藏身地抓獲，不屈而死（曾當時年紀只有27歲，審訊中問日本審判官：“你們日本人愛日本嗎？那麼我們中國人為什麼不可以愛中國？”）。1945年日軍投降時，裴畏罪逃往東北，無人知其後來下場。

馬元凱承認作案后，雖然多田峻已經認可，日本華北特務機關長茂川卻不相信，認為馬的供詞破綻很多，作案手法很像軍統活動，遂派在他手下的裴級三出動繼續調查。

裴遂指揮特務在北平拉網搜捕軍統特工。這時劉文修卻不合時宜的公開外出，結果在電車上被裴認出捕獲。劉不堪酷刑而叛變，通過他抓獲了交通任國倫（湖北人，特警班畢業）。任也隨即叛變，參加此次行動的軍統特工人員陸續被捕。先後被捕的有華北區區長薄有凌，第一行動組的麻克敵、邱國豐（麻12月底被捕，邱1月6日被捕），第二行動組的組長周良輔，第一情報組的組長張清江，組員張承福、金琅、劉心一等。軍統在北平的人員損失大半！

麻克敵被捕又有三個不同的版本。一個是日本在全城逮捕了大量的無辜群眾，聲稱如果麻克敵不自首，就槍斃所有人質，麻克敵為不牽連無辜，向日軍自首。一個是日軍在全城通輯麻克敵，麻克敵被房東老太太出賣。還有一個是麻克敵後來又行刺偽北平市長的車隊，在認為全殲車隊所有人員之後撤離。不料偽市長在胸部受到致命傷之後仍然沒有死，只是閉目裝死。他清楚地看到了從樹上下來的麻克敵，卻聰明地沒有出聲。等到救援人員趕到之後，偽市長說出了麻克敵的相貌特徵之後死去。於是麻克敵被捕。

被捕人員被關在“外寄人犯看守所”，即俗稱的炮局監獄，遭到日軍的殘酷拷問，最終薄有凌、麻克敵、邱國豐、張清江被判處死刑，1941年2月15日被槍殺於天橋刑場。獄中，薄有凌等皆不屈服，薄並利用短暫的同審時間，聯絡被捕人員將所知道的情況進行交流，以便“有人活下來向上頭彙報”。以上情況，1986年，當年僥倖脫險的侯化均（曾任軍統河北督察、保定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長等職務，少將）回國定居，政協採訪侯和幸免於難的張承福，所描述中就有說明。抗戰勝利后，日偽審訊被捕人員的檔案，也提供了相當多的參考。

軍統方面則在重慶將麻克敵、薄有凌等以殉國烈士的名義加以供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