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統抗日殺奸團

日前回京，在我的一個長輩那裏看到一則筆記，其中比較詳細記述的人物，是抗日殺奸團中的書生槍手，輔仁大學學生馮運修。薩這位長輩在北師大任教，這是為了校慶所作的紀念文章，因為輔仁大學是北京師範大學的前身之一,馮運修可算我們的校友。

說起來這篇文章的內容來源頗有可觀之處，抗日殺奸團今天是一個幾乎被遺忘了的名字，當年卻是活躍於華北的著名抗日團體，曾經在北平和天津多次展開以刺殺，爆炸為主要手段的抗日鋤奸行動。這個團體的主要成員，除了國民黨派來進行組織和控制的軍統特工人員以外，多是平津兩地的熱血學生，殺奸團的最初成員，幾乎都是平津幾所著名的中學，如貝滿女中，育英中學，天津中日中學，南開中學，大同中學等的高中生，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些學生多數升入大學，殺奸團的成員也從中學生擴大到大學生。抗日殺奸團的活動在1938－1940年期間為**，1940年下半年組織遭到嚴重破壞，但一直堅持活動，只是活動方式從暗殺爆破轉向了收集情報和動員知識階層脫離淪陷區等工作。

抗日殺奸團能夠長期存在與取得較大成績，和它的團體組成頗有關係，這個團體的成員十分古怪，多半是高官貴戚，富商名人之後，比如偽滿總理鄭孝胥的兩個孫子鄭統萬和鄭昆萬，袁世凱的侄孫袁漢勛袁漢俊，同仁堂的大小姐樂倩文，孫連仲將軍的女兒孫惠君等，他們多直接參与刺殺爆破等行動，如馮治安將軍的侄女馮健美，就是刺殺天津偽華北聯合準備銀行經理程錫庚的一號槍手。

這些公子小姐投入抗團似乎不可思議，其實也並不奇怪，因為這個階層的子弟在當時受到高等教育的最多，也最易於接觸學生運動帶來的反日愛國情緒，同時，也反映出了當時中國社會從上到下同仇敵愾的抗敵精神。他們社會背景十分複雜，消息靈通，牽涉極廣，使日偽對抗團的偵辦往往投鼠忌器或者事倍功半，1940年的大搜捕，就是日軍封鎖消息，秘密調動偽滿軍警到北平實施行動才得以避開抗團的情報系統的，所以給抗團帶來了巨大的損失。

薩的外祖父家族，在天津屬於民族資產階級，素以不介入政治鬥爭為務，但其中有一個在天津中學讀書的子弟受抗日思潮影響，違背家族原則，成為了抗日殺奸團的最早成員之一，並在團長曾澈犧牲之後擔任過抗日殺奸團的領導職務，後來進入國民黨特務系統。此人本名成之，與我的外祖父同輩，由於政治傾向問題，其後代多在海外，寫文章的這位長輩作為家族長子，平時和他們聯繫較密切，這次為了解馮運修的情況和他們聯繫，得到不少有關抗團和當時軍統在華北活動的資料，雖在整理之中，讀來頗可再現一點那個時代的一角風采。因為對這個話題頗有興趣，薩在那裏一個下午且看且談，收穫頗豐，且把我所了解的內容與大家共享，薩無過目不忘之才，難免掛一漏萬，亦待方家指教。

馮運修，原天津中日中學學生，一九三七年加入抗團，一九四零年考入北京輔仁大學，表面上是一名品學兼優的學生，實際上卻是抗日殺奸團中一個出色的書生殺手。如許多抗日殺奸團成員一樣，馮的家世也頗為顯赫，他是華北偽治安總署督辦齊燮元的外甥，經常有機會出入軍營，偽軍對這位風流倜儻的甥少爺頗為恭敬，不料馮是有心人，藉機以學槍打獵為名，練出了一手好槍法，成為抗團中優秀的神槍手，齊燮元對此也有耳聞，曾經責馮不專心念書，但他做夢也沒想到這位外甥的真實身份。

當時抗團作為軍統的外圍組織，在行動上有一定的分工，即軍統負責對日軍人員和偽組織頂級人員的打擊，抗團負責對偽組織中高級人員的打擊。

1938年，馮運修參加火燒日中元公司倉庫的行動。同年因為天津大水災，天津抗團的行動重點轉向北平。

1939年，馮運修受命從天津到北平，配合北平抗團成員刺殺北平偽商會會長冷家驥。按照計劃北平抗團成員偽裝有公事叩門欲見冷，冷應門后馮即開槍將其射殺，不料冷應門后卻令其妻開門，結果馮一槍命中，但只射殺了冷的太太。雖然暗殺沒有成功，但給北平偽組織造成相當震動。

這期間，抗團的組織逐漸擴大，在天津也有多次精採行動，但是因為叛徒出賣，團長曾澈（抗戰前即在華北活動的老特務，戴笠頗為欣賞，同時擔任軍統華北區書記）被捕犧牲。

由於曾至死未出賣抗團的組織機密，因此曾的犧牲並沒有使抗團遭到致命的破壞，但是曾的死，使抗團一度失去了精神領袖。

按照成之先生所說，曾是一名非常善於組織，而且能夠激勵部下的優秀特工人員，他對抗團的組織頗有特色，其中一個例子就是他獨創的抗團幹部的顛倒代號。

曾澈的顛倒代號，是一套為抗團幹部編製的化名，採用的是數字加上成員姓名別號之類顛倒后的諧音，前面的數字，其實代表的是在組織中的排位，現在看來，頗讓人想起美軍在伊拉克的五十四張撲克牌又想起水滸的一百單八將。

比如最高的“易妙紅”，其實真正代表的是軍統局老闆戴笠，易，是“一”的諧音，“妙紅”是“洪淼（戴笠的化名）”的顛倒。

“三目王”，是軍統在華北的老牌特務，原天津站站長王天木，所謂軍統四大殺手之一，排行第三，后叛變，給軍統華北華東組織造成極大破壞。

“劉詩白”，是軍統著名殺手白世維，抗戰前就曾經刺殺過大漢奸張敬堯，排行第六，抗戰後任北平警察局副局長。

這都是對抗團實施指導的軍統大特務。

“九曲帆”，是范旭，曾經實施刺殺周作人，排行第九。

“石朋里”是軍統在抗戰期間冒險從平津調到重慶受訓的李如鵬，參加過刺殺周作人，王竹林，排行第十，后犧牲。

“史山風”是馮運修，排行第十三，但是他因為精明幹練，在北平有可靠的立腳點，漸漸不僅從事刺殺任務，也司職組織文件和槍械的保管。

1940年7月，軍統部署抗團在七七事變三周年期間，對較有影響的漢奸實施刺殺以示懲戒，馮運修被選擇為主要行動人員之一。

1940年7月5日，抗團當時在北平的負責人李振英（北大化學系學生，爆破專家）在未名湖召集馮運修，葉於良，孟慶時（北京育英中學學生）等行動人員，宣佈根據上級（即軍統組織）提供的情報，日偽組織將在7月7日於中山公園舉辦“皇軍聖戰勝利三周年”慶祝會，抗團決心狙擊到場主持日偽合作的漢奸巨頭，以示懲戒，首選目標為偽《新民報》社長，總編輯吳菊痴，如果吳不好打，就打次要目標新民會副會長陳輞子（因為身軀肥胖，外號陳胖子）。

今天如果到北京大學去，在未名湖上還可以看到這個湖心島，有橋通到岸邊，楊柳之下頗為清冷的一個地方。我小的時候常到這個湖心島旁邊游泳，它周圍的石縫裏盛產田螺，還可以輕易捉到河蝦。薩對河蝦一向是沒有什麼慈悲之心，抓住了把腦袋一拔就生吃，現在想想也就是八十年代污染還不嚴重，要是現在不定弄出點兒什麼稀奇古怪的毛病來。

那時候我所不知道的是，這湖心島有一個地下密室，抗戰時期一直是抗團的秘密機會地點，並有軍統組織人員長期駐在這裏指揮和策應行動，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日寇進入燕京大學，司徒雷登校長被捕為止。

這裏要說一說司徒雷登，今天大多數人知道這個名字可能與毛公那篇著名的《別了，司徒雷登》有關，司徒雷登的形象因此負面了許多。實際上毛公那篇文章應該叫作《別了，美國佬》更貼切些，不應該是針對司徒雷登個人的。司徒雷登這個人在很多老北大人眼裏，是個對中國相當有感情的老人，評價他相當的不容易。對北大的發展，他也應該說有一份貢獻的。特別是抗日戰爭期間，司徒雷登在文化孤島北大，利用職務之便儘力保護北大免遭日寇蹂躪，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他自己被日軍拘捕。從他的所作所為中，可以看出他對於中國抗戰的同情。比如湖心島的密謀，司徒雷登就是心知肚明的，北大淪陷前夕，困守湖心島的國民黨軍統特務陳仙洲通過北大教授侯仁之的幫助逃離北平，臨行時司徒雷登忽然出現，託付陳仙洲給自己在衛立煌軍中的學生劉某某帶去白色純羊毛線兩磅，作為結婚的賀禮。淪陷期間北大學生不斷有人南下國統區或西去解放區投入抗日工作，如後來的駐聯合國副代表顧軍，全國婦聯組織部長王若蘭等，司徒雷登一面指定人員協助他們出走，一面每次有人走都在臨湖軒為出走學生設宴餞行。甚至他還曾經和八路軍接觸，願意用北大圖書館的副本為延安魯迅學院提供書籍資料。

太平洋戰爭爆發當天，八路軍平西軍分區曾經派出手槍隊前往北大接應歐美教員撤離，試圖營救司徒雷登，但他早被日軍派人盯住，因此未能救出，只救出了英籍教師班威廉，林邁可，和法籍教師德力。

因此，抗團1941年前在北平最重要的據點，就是北大的湖心島，而在天津最大的據點，則是成之先生擔任少東家的遠東飯店，到了這兩個地方，抗團成員形容就是“進了保險柜”。

7月5日會議的結果是定下了行動計劃，設立兩個行動組，一個由李振英，馮運修組成，負責狙殺主要目標吳菊痴，一個由葉於良（北大學生），劉永康（天津廣東中學學生）組成，負責在第一組失敗的情況下狙擊陳輞子。孟慶時，紀采鳳（貝滿女中學生），李時勉（北大學生）等負責聯絡和接應。李，馮都是較有經驗的行動人員，而葉劉都是第一次進行狙擊行動，從這個配置可以看出暗殺的側重點是當時在北平偽報界被稱為“第一支筆”的吳菊痴，因為他的影響遠遠比陳輞子高。

7月7日，日偽慶祝會準時召開，吳菊痴作為主持十分活躍，抗團的成員皆利用社會關係進入中山公園社稷壇會場，但很快就發現當地日偽軍警戒備十分嚴密，即便下手也無退出的機會，李振英和馮運修商議之後，當機立斷決定改在會場外下手，只令孟慶時等在會場散發抗日傳單材料作為宣傳，散發手段也改預定的刺殺后拋灑為在人群中傳遞散發。據說當時紀采鳳朱慧珍女學生等向參加慶祝會的中國人遞發傳單，對方看到這樣衣着時髦的小姑娘忽然遞來抗日宣傳品，幾乎都是心照不宣，揣起來低頭就走，並無一人喧嘩或向日偽報告，台上台下儼然兩個世界。

慶祝會結束后，日偽要人紛紛散去，吳菊痴和陳輞子上了吳的黃包車，馮運修等人正中下懷，即騎自行車尾隨，尋機下手。

但見兩人進了前門附近的一家飯館，原來兩個漢奸是要在這裏吃飯。李振英即派劉永康進去觀察，劉出來后說飯店地方狹小，開槍容易誤傷他人，李即下令兩組人員等待。因這些抗團成員衣着舉止都很得體自然，並沒有引發懷疑。大約一小時后吳菊痴先出門，乘自己的黃包車向東南宣武門方向而去，李振英和馮運修即騎車尾隨，葉，劉則在原地等待陳輞子。

行進中李壓低帽檐，示意馮運修上前下手，自己拔槍在後接應。

馮運修加快車速，緊緊尾隨在吳菊痴車后。

車行到舊師大教師宿舍門前，附近衚衕中突然出來一隊大戶人家送葬的隊伍，嗩吶和哭泣的聲音一片嘈雜，吳菊痴的車夫為了讓路停下來，吳和車夫的注意力都被送葬隊伍吸引過去。

馮見有機可乘，猛蹬兩步，靠近吳菊痴的車側，單手持槍，對吳的頭部連開兩槍，因為距離緊，射擊準確，吳一聲未吭，當即斃命。

馮使用的是“掌心雷”手槍，這種槍體積小，裝潢精美，通常是顯要人物的護身武器，所以用於戰鬥威力不大，用於刺殺卻因為槍聲小而倍受青睞。實際上吳菊痴的車夫當時根本就沒有覺察，直到拉出去很遠，才發現吳已經斃命。

馮射擊以後沒有停車，迅速向前騎行，按照原定計劃繞回西四家中去了。李振英則迅速發出“得手”信號，通知葉，劉等中止刺陳的行動，迅速轉移。

吳菊痴的死給北平日偽方面極大的震動，但當天進行的大搜捕卻一無所獲，抗團的人員已經如魚入大海，脫身而去了。

刺殺吳菊痴是抗團一次相當成功的行動，但也直接導致了日軍“八月大逮捕”的迅速展開。八月大逮捕，指的是日軍1940年8月上中旬在北平天津聯合進行的，針對抗團的大規模搜捕行動，這一次行動抗團成員共計被捕四十餘人，北平大部分骨幹入獄，天津也遭到重創，李如鵬等犧牲，殘存人員繼續堅持一時十分困難，成之先生遂組織部分骨幹人員從天津撤離，將抗團總部轉移至重慶，此後軍統為抗團成員提供電台和武器，進行人員訓練，經過一個恢復時期，從1942年起，又陸續返回平津開展活動，直至抗戰的勝利。

值得一提的是八月大搜捕讓抗團遭到重創時期，日軍不自覺的放鬆了對於軍統組織本身的壓力，軍統的正規特工乘機抬頭，直接投入行動，給了日偽方面更大的打擊，軍統特工在華北的一對殺星王文和麻景賀連續出手，先後製造了槍擊日本天皇特使，爆破南苑飛機場，刺殺日軍高級顧問山本榮治和大漢奸王克敏等一系列驚人的案件。及至1941年初軍統的行動遭到日軍反撲進入低潮以後，**的“別動隊”又開始活躍於北平城內外，其主要成員多有1939年從抗團中退出的共方成員（抗團早期成員中國共間雜，1939年，因抗團的國民黨軍統背景逐漸暴露，國共合作也已經出現裂痕，抗團中的親共人員陸續脫離，卻僥倖躲過了八月大搜捕的劫難）。

所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實際上日本方面注意到平津地區抗團活動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只是幾次採取行動都因為抗團社會關係複雜，消息靈通，成效極微，沒有能夠給抗團以致命打擊。因此日軍方面採取放長線釣大魚的方式，試圖在盡量掌握抗團組織的全貌后，將其一網打盡，吳菊痴被刺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1940年8月，日本華北特高課和北平憲兵隊牽頭，行動當天之前不和北平偽警方聯繫，直接調動偽滿警察進入北平，利用已經掌握的線索對抗團成員開始了大逮捕。

因為幾次行動成功，抗團內部不免有輕敵驕傲情緒，防範不周，在日軍的大搜捕中李振英，孟慶時，紀鳳彩，鄭統萬，鄭崑崙等紛紛被捕，其中李振英等本來身處燕京大學校內，日軍逮捕並不容易，但卻被日軍利用軍統叛徒曲某發出通知，誘燕大抗團成員開會，李振英不知是計，和王知勉，李澄溪等出校即被捕，另一個燕大抗團成員吳壽貞出校稍晚，恰好看到李振英被捕，立即退回校園，后在張東蓀和侯仁之兩教授的幫助下西去游擊區，吳後來在西山參加游擊工作時在戰鬥中犧牲。

馮運修也在日軍逮捕名單之列，8月6日深夜，日本憲兵隊包圍了馮在西四北四條的住所，警覺的馮運修立即發覺有變，悄悄起床並取槍走出卧室。此時，日軍尚未完全合圍，如果他立即越牆逃走，並非沒有生理，但馮運修負責抗團組織材料和行動文件的保管，假如這些材料落入日軍手中，後果不堪設想，因此，馮立即攜帶文件退到廚房，將其焚毀。

這時日軍即破門而入，沖入馮家小院，將馮運修的父親，弟弟等人捕獲，隨即發現馮藏身的地點，日本特務即喊話叫馮投降。馮不予置答，繼續冷靜的燒毀文件。日軍聞到燒紙的味道，恍然大悟，試圖強行衝擊，馮運修果斷開槍反擊。因為他射擊準確，彈藥充足（馮亦負責保管北平抗團的槍支彈藥），僵持良久，特務們只攜帶短牆，壓不住馮運修的火力，無法靠近馮家廚房，這時周圍居民紛紛被槍聲驚醒，意識到有人在和日軍槍戰。

槍戰中投身日本憲兵隊的漢奸袁規（北平憲兵隊特務科科長）心生一計，將馮運修的父親推在前面擋子彈來逼近馮的藏身之地，但袁未想到馮槍法極好，一槍擦過其父耳邊正中探頭窺視的袁規臉部，袁應聲倒下。日偽特務紛紛上院牆，一面勸降，一面對馮運修藏身之處射擊，馮寧死不降，從窗口奮力還擊，槍戰中一名叫西城吉次的日本憲兵被馮運修擊中，從院牆上落入院內斃命。打到中間日軍將機槍架起來對馮家廚房中掃射，馮的槍聲才告終止。特務進入房中檢視，發現馮運修身中數彈，已經不屈而死。馮的右手中彈，左手持槍，顯然是右手負傷后依然死戰良久，但所有文件都已銷毀，無法辨認了。

馮運修犧牲的時候，年僅十九歲，他和日軍進行槍戰的消息，第二天北平的報紙曾有報道。

因為馮運修的父親同時被捕，他犧牲的前後經過才得以流傳下來。而且，馮運修的父親也對抗日頗為同情，巧妙的向抗團成員傳出了馮已將文件銷毀的消息，因此得知消息的抗團成員多能咬牙堅持，不承認日偽的指控，頗有一些人因此而無法定罪，最後得以逃出魔窟。

1941年軍統紀念歷年殉國人員的四一大會上，馮運修也在紀念名單之列，並有照片受祭，但按照成之先生所說，包括馮在內的抗團成員，除李如鵬外，其實並不是軍統的成員，其頑強不屈直至以身殉國，並非為了榮華富貴，不過因為有一腔愛國的熱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