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精英人物“英雄榜”(轉)

中國改革開放精英人物“英雄榜”

中國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了，國家與人民生活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人民該給這些年來為“改革開放”立下“汗馬功勞”的精英人物“請功樹碑立傳|”了。

從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來看，能上“中國改革開放精英人物英雄榜”的人，大都是在“文革”前被冠以“右派”帽子，在“文革”中受到所謂的“衝擊、打倒、批判”，當時滿地下跪求爺爺告奶奶請求人民請求紅衛兵“大爺”原諒，並痛哭涕零決心痛改前非的軟骨知識分子（因為硬骨的知識分子真的匯入人民之中“永不翻案”了）。此外還有少數改革開放以來在“老右”的卵翼下成長起來並“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新生派。

華國鋒1976年發動的“宮廷政變”，使“文革派”即左派在中國政壇被全面清洗，同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被“徹底否定”。這些人稱為“老右”精英人物隨着鄧小平的復出，時來運轉鹹魚翻生，與鄧同屬一類的他們，因勢成為鄧小平施政的組織基礎，因勢成為“改革開放”的智囊團，從而執掌中國“改革開放”的解釋權、話語權、輿論控制權、政策制訂權的牛耳。

於是，他們食言而肥全部否定了自己在“文革”中要同出身、家庭、剝削階級決裂“永不翻案”的誓言諾言，秉承了其所在資產階級的一切本質，中國開始進行了一場他們稱之為“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在這個進程中，他們開始以“放權讓利”的名義，對上擺脫中央的約束，對下擺脫人民監督，使自已能為所欲為。接着又通過所謂的“市場化改革”，最大限度地為個人、集團實現了利益的最大化，由此他們逐慚成為能在中國大地君臨天下為所欲為一言九鼎上敢藐視中央下敢小窺人民的強勢集團。

於是他們躊躇滿志，宣稱中國經濟發展，民族復興，國家強大，人民幸福，從而得意忘形，不知所以。

我們說，改革開放取得了如此不凡的“成果”，這些精英人物真是“功不可沒”，人們應該將他們的“豐功偉績”記錄下來，把他們的“芳名”記載下來，以示“褒揚”，以求“存世”。

但現在放眼中國，本應作這件“善事”的廣大勞動人民日夜為生存奔波勞碌，改革開放的精英人物也日夜看着自已的一大堆財富和聽着人民怒罵在為自已的前途憂慮發愁，他們都沒有時間與心思來做這事。所以我本着“與人為善、助人為樂”的精神，不自量力，拋磚引玉，對他們亦即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作出“巨大貢獻”的精英人物“英雄榜”如下，供人們“瞻仰”，供人們“祭拜”。

——厲以寧(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

——張維迎(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

——蕭灼基(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吳敬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王建(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研究員)

——李揚(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

——樊綱(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

——盛洪(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

——張曙光(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

——張五常(香港大學教授)

——楊帆(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林毅夫(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劉偉(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鍾朋榮(北京視野諮詢中心主任)

——王建國(北京大學中國國情研究中心副主任).

——江平（原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原七屆全國人**律委員會副主）

——皇甫平（真名周瑞金）（原《解放日報》評論員，《人民日報》副總編輯）

——高尚全（中國體改委主任）

——賀衛方（北京大學教授）

——-茅於軾（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常務理事）

———冀志罡（中國財經評論家）

——薛兆豐（青年學者經濟專欄作家）

——劉吉（中歐國際工商管理學院名譽院長）

——劉劍閣（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面對這個“改革開放精英人物英雄榜”，請勤勞善良的中國人民特別勞動人民注意了。

如果你們在改革開放以來物質生活精神生活水平真的提高了，生存環境確實變好了，幸福感真是增加了，子孫真的興旺了，請你們要知恩圖報好好感謝這些“英雄人物”。在感激之餘還要象你們崇拜一心為人民謀利益的**一樣，也把他們的像畫一張供奉於你們家的堂前，以示感謝。

同時，如果你在這段時間家裏的孩子因國家廢除了免費教育因貧窮失學了，如果你的家人因沒有公費醫療而沒錢看病病倒或病死家中了，如果你家因失去福利分房因房價飛漲而望房興風雨飄搖了，如果你因善良因弱勢被惡霸惡警惡官侮辱欺凌了，如果你的居住地因環境污染、環境破壞沒幹凈水喝沒樹遮蔭沒有好空氣了，如果這段時間你作為一個中國公民是全世界唯一個喪失了罷工自由等基本政治權了。也請你們記住這類精英英雄人物，這也是他們的功勞，找他們算帳去。因為發生的這一切都是他們或他們引領的資本主義做的，因為這些問題早在三十年前你家就就決了。

面對這個“改革開放精英人物英雄榜”，也請偉大的中華民族偉大的人民共和國的歷史記住了。

如果在這三十年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確實“空前強大了”，中華民族確實“偉大復興了”，中國的國土面積確實拓闊了，中國的國際地位確實提高了，中國人民確實是幸福了，中國人民的尊嚴確實得到全世界尊重了，中國人民確實是更加揚眉吐氣更加豪邁了，也請你在你的歷史功勞薄上為這類精英英雄英物記下重重的一筆，讓他們“萬古流芳”。

如果這些年來，中國貪官污吏向海外轉移資金捲款外逃錢的總數，如果外國資本在中國盤剝中國人民財富的總數，如果外國勢力在中國掠奪的自然資價值的總數，其中任何一項的總數都超過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所有因對外戰爭失敗的賠款總數。如果你的大使館被炸了，如果你的軍機被撞掉了，如果你的國土鉤魚島上日本人已樹起燈塔了，如果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中國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個幫助對手——美國把絞索套在自己脖子上的國家，也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次陷入鐵桶般四面包圍中的國家。如果中國絕大部分官僚買辦集團漢奸賣國集團及其家屬的身份都已移民海外而人尚在國內橫行霸道巧取豪奪，也請你的歷史給他們濃濃地記上一筆。因為你受到的這些侮辱與不幸都是這類精英人物洋奴買辦賣國造成的。因為這些錢都是中國人民的，因為這些債務的債權人是中國民族的，中國人民到時候要照單追討算帳的。

“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這句話據說是在“文革”中被打倒的中國前國家主席**臨死前說的。

是啊，“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只進行了十年而而已結束了三十年“文革”的歷史離我們慚慚遠了，但其思想與實踐對現實的影響與日俱增。歷史又作了一個輪迴，以2006年十五屆六中全會的歷史轉折作為標誌，這些精英人物主導的改革開放也可以歸入歷史的範疇了。

“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一個“歷史”，一個“人民”，概括了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全部發展內涵。改革開放三十年了，中國這段時間歷史都是以上所列的中國改革開放精英人物英雄榜上那類人主演的。這個時期的“歷史”演繹得的怎樣？“人民”生活得怎樣？人民你就大膽地寫吧，歷史你就實實在在地記吧，記住這些精英英雄人物，記住這段時期人民的苦難，記住中華民族的屈辱。因為明天要在今天的基礎上起步，未在在總結歷史中前進。

中國改革開放的精英人物英雄人物，你們在中國折騰近三十了，歷史與人民要給你們下結論了，你們聽着好了。

（備註：對於以上這些“英雄榜”的風雲人物，我跟很多人一樣，在現實中一個都不認識，只是改革開放這麼多年來，他們的活動與功績頻繁地出現在各個大眾媒體，時時刻刻轟擊着人們的視聽，讓人們了解了他們，記住了他們。這些人大部分已上榜網上流行的《主流經濟學家奇談怪論》，還有一些人是我憑個人的理解與感覺定的。因本人孤陋寡聞可能評得不準，也可能掛一漏萬，遺失了真正的英雄，所以拜託熱心的讀者如果讀完以後，覺得有失公允或遺漏，敬請danjuwhy@163.或回貼與本人聯繫，讓我及時更正，以求公平。同時注意，由於這些英雄人物在這個社會能呼風喚雨，其職位與身份是常變的，所以以上所標的職位不是“最新更新”。）

保護富人的精英＇十人團＂語言錄

厲以寧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

中國的貧富差距大嗎？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和諧社會才能有希望。中國窮人為什麼窮，因為他們都有仇富心理。我要為富人說話，不是為了討好富人。

張五常香港大學教授：

基尼係數顯示中國貧富差距已經很大了。這個是怎麼算出來的？誰算出來的？這些人念過書沒有？他們做我的學生都沒有資格。很多農民(外出打工)賺了錢是不報稅的。你無從統計。

林毅夫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我國當前貧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於富人太富，而在於窮人太窮。”“窮人大多數在農村，於是城鄉差距擴大；因為城裏也出現了窮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

張曙光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

改革要利用**和賄賂，以便減少權力轉移和再分配的障礙。**和賄賂成為權力和利益轉移及再分配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和橋樑，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

張維迎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

最近在社會上、輿論界興起了一股妖魔化、醜化整個中國企業家隊伍之風。對一個真正的學者來講，最難做到的不是你罵政府、罵企業家，而是你敢不敢站在大眾輿論的對立面，堅持自己的觀點。

茅於軾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常務理事：

企業家有原罪的說法是不合理的。我們要保護先富裕的人，因為只有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可能變富。企業家是中國改革的功臣，他們不但沒有原罪，而且在逐步的改革中建立了偉大的功勛。

蕭灼基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如果有機會向總理建言，我一定要說“三個不要輕言”，不要輕言經濟過熱，不要輕言房地產泡沫，也不要輕言人民幣升值。中國現代化的標誌是北大教授擁有轎車和別墅。

樊綱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

經濟學家就是為利益集團服務的。收入差距拉大這一趨勢將會持續很長時間，至少在將來五至十年內不會逆轉。這是改革和發展必經的階段。個人收入拉開差距是不可避免的。

薛兆豐青年學者經濟專欄作家：

貧富分化，是否一定是壞事？蓋茨確實比我富裕，但假如不讓他富裕，我們每個人都會更窮。實施一刀切的劫富濟貧政策，會否打擊了社會的進步力量？

冀志罡中國財經評論家：

貧富差距的存在，印證着人與人的不同，也彰顯着每個人都有與眾不同的價值。如果剝奪富人、接濟窮人，會讓能幹的人失去投資創業的激情，也會讓無能的人喪失自我提高的動力。

“主流精英”與黑社會

說“主流精英”們跟哪個黑社會老大拜了把子、交了“投命狀”入了伙、坐上了第幾把交椅之類也許有些冤枉。但這並不意味着“主流精英”跟黑社會毫無關係、風馬牛不相及，也並不能證明“主流精英”就不會充當黑社會的幫手、打手、狗頭軍師、合伙人、起着黑社會組織正式成員起不到的作用的“不結盟”的“編外盟友”。

總結“主流精英”幾十年來的一切可以發現三大規律：第一，他們從來不提“管制黑社會經濟犯罪”。第二，他們從來不提“打擊黑社會”。第三，他們總是以“改革”的名義最大限度地滿足黑社會勢力最關鍵的需要。

什麼是黑社會？有組織的犯罪集團，以暴力為後盾、從事各種犯罪活動，包括經濟犯罪的有組織的犯罪行為。

既然是犯罪，既然是以暴力為後盾，那就是說，無理可講，無“民主”可言。換句話說，黑社會只怕**，除此一切都不在乎。對於黑社會，什麼“民主”、“自由”、“人權”、“法律”、“秩序”、“道德”、“良心”、“寬容”、“感化”、“譴責”、“呼籲”等等等等全如同放屁，一文不值。作為黑社會，最希望的就是國家政權對黑社會的犯罪活動不干涉、不限制、不打擊；至少跟黑社會勢力只玩文的，不動真的，比如玩法律條文、打筆墨官司，等等。最理想的則是國家各級官員跟和黑社會勢力同穿一條褲子，權為黑社會所用，政府為黑社會保駕護航，白道通黑道，黑道即白道，官就是匪，匪就是官，“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把一塊泥，捻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兩個一齊打碎，用水調和；再捻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雖然未必會當真親密得“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但至少能達到“一丘之貉”、“狼狽為奸”的“境界”。

中國歷史上黑社會勢力從來就沒間斷過。從打家劫舍、賣人肉包子到走私、販毒、拐賣人口、賣淫、聚賭等等，既包括刑事犯罪，也包括經濟犯罪。一旦政權不穩、喪失了有效制約黑社會的能力，則必定天下大亂、黑社會勢力無法無天、老百姓“人命危淺、朝不保夕”。中國如此，其他國家亦如此。前蘇聯解體后黑社會勢力橫行的社會現實就是一例。

歷史上黑社會勢力從來都跟政治勢力難解難分。警匪勾結，官匪勾結、錢權勾結、官黑勾結、地方官員與黑社會結成休戚與共的利益結合體、黑社會勢力滲透政治、經濟生活等行為從來司空見慣。袁世凱也好，蔣介石也好，其他近代政客軍閥也好，無不跟黑社會勢力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蘇聯解體后黑社會“群雄並起”，跟形形色色的政客的關係也是“剪不斷、理還亂”。

無論是中國的歷史經驗、中國社會的生活現實還是前蘇聯解體后的歷史現實都證明，黑社會勢力就如同雜草和細菌，只要不嚴厲打擊就立刻瘋長。任何時期，尤其是社會變動時期和社會轉型時期都存在着警匪勾結，官匪勾結、錢權勾結、官黑勾結、地方官員與黑社會結成休戚與共的利益結合體、黑社會勢力滲透政治、經濟生活瘋狂犯罪的嚴重局面。

只要不積極剷除雜草，那就是在縱容雜草瘋長，吃掉禾苗。只要不積極抑制細菌，那就是在縱容細菌瘋狂繁殖為害。（動植物一死為什麼很快腐爛？因為**才有抵抗力，才能抑制細菌繁殖。一旦肌體死亡便失掉了這種抵抗力。細菌沒有了制約，立刻便以驚人的速度瘋狂繁殖，從而導致肌體的腐爛。可見只要不積極抵禦細菌，就是在助長細菌繁殖為害了。）同樣，只要不嚴厲有效打擊黑社會，那就是在縱容黑社會勢力瘋狂擴張荼毒社會。

“主流精英”們搞“改革”從來不提黑社會，從不提必須防範黑社會勢力借口“改革”擴張，從來只主張“象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制”，從來不澄清所要“戒除”的“政府管制”決不包括對黑社會、黑社會經濟和一切經濟犯罪的管制，更不用說主張堅決打擊黑社會和黑社會操縱的經濟犯罪活動了。不僅如此，他們還一再親自出馬公然直接為黑社會效勞。君不見“法律精英”們集體行動，為判了死刑的瀋陽黑社會頭目鳴冤叫屈，大聲疾呼捍衛其“人權”？君不見《物權法》起草組組長江平公然宣佈：“即使是搶來的財產也要保護”？他們可曾如此積極關心保護過飽受黑社會勢力蹂躪的普通老百姓的財產？可曾象為瀋陽黑社會頭目呼籲人權那樣呼籲保護山西黑磚窯事件中受害的奴隸們的人權？可曾象為黑社會頭目服務那樣以同樣的滿腔熱忱為廣東因討薪而被毆打致傷致死的重慶民工伸張正義？可曾為此大喊大叫問責一切有關部門的官員？——對黑社會如此關懷備至，對普通老百姓如此冷酷無情，你說這些“主流精英”們跟誰是一夥的？

“主流精英”們從來叫嚷“象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制”，從不主張“象戒毒一樣戒除黑社會勢力橫行”。不信看看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和“法律精英”，有誰象詛咒**和公有制那樣詛咒過黑社會？有誰發表過哪怕一篇“學術論文”討論“改革開放”要警惕黑社會勢力乘機猖獗的問題？有誰哪怕研究過黑社會勢力對中國普通老百姓的威脅、研究過黑社會勢力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恰恰相反，他們實際在“戒除政府管制”的名義下戒除一切對黑社會勢力的束縛，把黑社會的犯罪說成是“不規範”，要給予“最大限度的寬容”、“赦免原罪”，讓黑社會勢力放開手放開腳，自由自在大發展。換句話說，以“改革”的名義為黑社會勢力的發展擴張掃除一切障礙。——這難道不比直接開山堂入伙加入黑社會更厲害？

不管如何辯解，中國社會的客觀現實就是：黑社會的勢力和影響跟“主流精英”的勢力與影響一直同步：“主流精英”不得勢的時候，如**時代，黑社會勢力也不得勢。“主流精英”一來勁，黑社會勢力馬上就來勁了。“主流精英”越得勢，黑社會勢力也越得勢。“主流精英”左右一切的時候，也就是黑社會勢力無法無天的時候。

中國歷史幾千年，只有**時代才絕不容忍黑社會，才全力掃蕩黑社會勢力，才在新中國成立不到兩年便將大陸的黑社會勢力一掃而空，才讓中國老百姓幾千年來頭一回習慣了沒有黑社會勢力的日子。

然而，中國的老百姓們現在卻不得不改變**時代獨有的、在不受黑社會勢力的威脅恐懼中過日子的習慣，重新養成在黑社會勢力的陰影下生活的一切必要的自我保護的習慣和規則：現在城市中誰家敢不裝防盜門窗？哪裏敢不雇傭保安？（不是說改革要提高效率、減少不必要的人工嗎？）誰不是生活在如同監獄、碉堡一樣的家裏的“自我囚禁”的“現代囚徒”？誰不是整天教育孩子和家人、彼此之間也沒完沒了地互相提醒：防偷、防盜、防搶、防騙、防綁票、防劫持、防訛詐、學會鑒別假鈔票、假文件、假冒偽劣商品？社會風上“見義勇為”的越來越多，還是“見死不救”的越來越多？人與人的關係是越來越“坦誠相待”，還是越來越“爾虞我詐”？

總之，中國老百姓現在不得不重新“撿回”**時代已經成為歷史、已被遺忘的一切，重新“恢復”、重新“習慣”中國幾千年歷史上的“常態”日子——忍受黑社會勢力猖獗的日子。這一切，從**時代的“不存在”到如今的“泛濫成災、司空見慣”不過幾十年。

山西黑磚窯奴工事件證明中國黑社會勢力現在已經猖狂到何等無法無天的地步：“被解救回來的趙海洋，是在清晨6點多在大街上被人販子以幫助搬箱子為名，直接塞進麵包車的。”——光天化日之下鬧市中心大廳廣眾之間就敢公然綁架劫持普通老百姓為奴，更不用說在大街上公然強買強賣搶劫行兇、而旁觀者無人敢過問了——這一切在**時代是可以想像的嗎？

在越來越流行炫耀人脈的中國社會，從平民百姓到高級官員或企業老闆，在談及自己的社會關係時，現在往往會冒出這樣一句話：“我黑白兩道都有人！”——公然以與黑社會有“關係”為“榮”，這說明了什麼？

中國公安部2006年2月公開對外承認黑社會已滲入政界。中國打黑除惡專項鬥爭協調小組辦公室負責人已不再說“滲入”，而是說“黑社會組織已經成功地控制了主要經濟命脈，把一些新興的行業，暴利壟斷行業，黃、賭、毒等行業牢牢控制，一些基層政權已經倫為黑社會的打手，黑社會組織今天已經發展成為專業化、公司化，國際化。”

……

這一切都要歸功於“主流精英”們的“自由化”、“政府縮權”、“象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制”：把經營走私、販毒、賣淫、聚賭、奴役、敲詐勒索、強買強賣、掠奪田產等經濟犯罪的黑社會勢力說成“民營企業家”，把他們的犯罪行為說成是“不規範”，把黑社會勢力勾結官府、行賄受賄、狼狽為奸的犯罪行為說成是“政治體製造成的**”，借口反**、“政府縮權”、“寬容不規範”、“象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制”取消對黑社會勢力管制打擊，在“健全法制”、“保護人權”的借口下把法律變成只保護黑社會、不保護老百姓的黑社會專用工具，在“公權民營化”的借口下把政府職能轉讓給黑社會，讓老百姓生活在“政府不管黑社會管”的叢林世界中……

（前蘇聯解體后不分青紅皂白“象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制”，把政府對黑社會勢力的管制也“戒除”了，結果去掉了“政府管制”，換來了“黑社會統治”，要享受“民主”，先得“享受”黑社會的**——這樣的日子很好過嗎？如果欣賞，那就沒有理由為山西黑磚窯奴工事件大驚小怪。也就是說，這樣的人如果有朝一日自己或自己的孩子被黑社會綁票當了黑磚窯的奴工也沒什麼可抱怨的：求仁得仁，求義得義，求“民主”得“民主”——既然認為只要“民主”，寧可黑社會猖獗，那輪到自己或自己的親人被黑社會綁票當奴工也是活該。換句話說，黑社會今後如果還要綁票抓奴工，應該盡量綁這種“殉道者”，因為人家心甘情願。）

黑社會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巨大毒瘤。但在“法律上”，中國人組織、加入黑社會組織卻不算重罪——因為中國的“法律精英”根本不承認中國有黑社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只承認大陸之外有“黑社會組織”，不承認大陸有“黑社會組織”，雖然又羞羞答答承認大陸有“黑社會性質的組織”——顧名思義，所謂“黑社會性質的組織”，意思就是還不夠格成為黑社會組織。兩者的犯罪性質無法相提並論，量刑自然不同：“黑社會性質的組織”既然不夠格當“黑社會組織”，判刑自然要比“黑社會組織”來得輕。因此，大陸的黑社會組織就被當成了打家劫舍、制定幫規、非法結社、持槍作案的小混混，和流氓團伙差不多。更要害的是：既然根本不承認大陸存在黑社會組織，那當然談不上管制黑社會組織的經濟犯罪，更談不上打擊黑社會組織。中國的“法律精英”不但不承認黑社會組織，甚至連“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標準也故意弄得含糊不清。明明是有嚴密的組織紀律和相當的經濟實力，並且對社會危害極大的固定的犯罪集團，，卻因為不完全符合什麼“組織能力”、“經濟實力”、“有國家工作人員參與”、“破壞公共秩序”之類“標準”，連“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的罪名也定不成。（雖然這種“黑社會性質的組織”連裝甲車都裝備上了。）即使是定了“黑社會性質的犯罪”，《刑法》也既不規定財產刑，又不規定對其它涉黑財產的處置辦法，判刑歸判刑，財產歸財產：“搶來的財產也要保護”——“法律精英”們就用這樣的文字遊戲為中國的黑社會組織提供了一切最要害的法律保護。

面對有權有勢有組織有後台的黑社會勢力，失掉了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政府的有效保護，赤手空拳、人單力薄、分散孤立的老百姓還能怎麼樣？只能任人宰割。而“主流精英”對此毫不在乎，反而一再宣佈這是“改革成果”，因為去除了“政府管制”。至於黑社會猖獗、匪盜橫行、搶劫綁票、劫人為奴等等等等，他們不但不管，而且還要納入“先進生產力”、“新社會階層”的範疇，一併算成“改革成就”。（“主流精英”們說不出口而卻一直在做、“能做不能說”的“心裏話”是：安全是奢侈品，只有有錢的“新社會階層”才有資格享受。沒有錢、請不起保鏢的窮人沒有資格享受安全。這叫“拉開消費差距”——難怪“主流精英”們只主張治安機構專門保護有錢人，對有錢人養保鏢雇打手、實際開啟了擁有私人武裝的大門這一畸形反常的社會現狀從不發難。）

拒絕承認中國存在黑社會組織、拒絕承認黑社會勢力利用“改革”的名義瘋狂犯罪的現實、拒絕承認打擊黑社會犯罪絕不能沒有必要的“政府管制”、不分青紅皂白宣稱“要象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制”、把黑社會腐蝕拉攏政府官員、滲透政權機構、變政府權力為黑社會全力等犯罪行為說成“改革開放”“不規範”——“主流精英”就是這樣道貌岸然地為中國黑社會勢力幫忙效勞。他們起着黑社會正式成員們起不到的作用，不折不扣黑社會勢力的保護傘和同謀犯。

但是，縱容、包庇、保護黑社會僅僅是“主流精英”的“部分功勞”。他們更大的“貢獻”是成批製造新的黑社會，讓不犯罪的變成犯罪的，讓不是黑社會的變成黑社會。

“主流精英”號稱“自由派”，絕對主張“無為而治”：“只要抓總量增加。不必管分配。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切問題都會解決”、“市場本身糾正自身毛病要比政府糾正市場的毛病更為有效”……一句話，“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成立政府純粹是人們吃飽了撐的（——當然如果碰上老百姓“惡意討薪”，那政府就必須出面干涉了。也就是說，“主流精英”給政府安排的差事是鎮壓“刁民”，而不是管制資本。）

按照“主流精英”的“理論”，資本天生就是好東西，只做好事，不做壞事。壞就壞在有人沒事找事鬧“仇富”，設置了重重障礙，妨礙了資本做好事，鬧得天下不太平，社會不和諧。要世界大同，就必須把資本當神仙供起來，它愛怎麼著就怎麼著，誰敢礙事，就“象戒毒一樣”戒除之，為資本橫行掃清一切障礙。“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切問題都會解決”。

“主流精英”的“理論”看起來似乎很美妙，可惜有一個地方繞不過去：既然如此，為什麼孫中山要主張“節制資本”？

凡含有高能的東西無不具有兩重性：既可造福，亦可為害，關鍵在於如何應用，在於外界條件，在於是否存在必要的制約。洪水在受到堤壩的制約的條件下可以用於發電灌溉，而一旦失掉了這種制約就會泛濫成災。電能在受到絕緣材料的制約的條件下可以被安全傳輸到需要的地方為人服務，而一旦失掉了這種制約就會漏電傷人。汽油、煤氣、天然氣在受到安全管道、容器的制約的條件下可以被安全存儲輸、送到需要的地方驅動各種機器為人所用，而一旦失掉了這種制約就會泄露、失火、爆炸。可控核反應可以和平利用造福人類，而不可控的核反應就是核爆炸，足以毀滅人類。自然科學領域的事物如此，社會科學領域的事物亦如此。資本同樣含有“高能”，同樣既可造福，亦可為害，關鍵在於如何應用，是否有制約，以及如何制約。資本如同汽油、水、火、電、核能等高能物質一樣，只有在受到嚴格的控制引導的條件下才可造福，而一旦失控則必為害。總之馭則生利，縱必為害。

“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為了讓水向高處流動，就必須將其封在密閉管道中施加壓力。一旦壓力不足，管道泄露，水一定按“水往低處流”的自發規律辦事，決不會自動往高處去。同樣，資本對利潤的追逐是絕對的，就向水自發流往低處一樣。要使資本對利潤的追逐符合一定的道德規範，就必須象逼水上山一樣，通過必要的強制性制約把資本約束在必要的管道中，再施加必要的壓力，才能迫使資本按人的希望運作。總之資本如水，有制約才可能守規矩，無制約則必無孔不入無惡不做，什麼傷天害理的事都幹得出來。從當年的非洲黑奴到如今的山西黑磚窯奴工本質都一樣：只要有利可圖，只要沒有制約，馬上就會發生這種事。也就是說，無制約的資本必然導致自發地追逐血腥利潤，必然導致罪惡。

“主流精英”們從不主張“節制資本”，尤其不主張節制國際壟斷資本。通過“國際接軌”、“全球化”、“市場換技術”，把中國經濟變成了國際壟斷資本的附庸。國際壟斷資本掌握着核心技術和流通關鍵，把持着金融、標準、遊戲規則等要害制高點，在競爭中佔盡優勢。而留給中國的路，就只剩下了壓榨百姓（低價）、壓榨環境（高污染）和壓榨地球（高資源消耗）。表面上轟轟烈烈，實際上繁榮而不昌盛，經濟規模雖然很大，實際好處基本全被別人拿去了，用摩根．斯坦利的報告的話說，“全球化中國僅僅得到了一點麵包屑”。這可憐的“一點麵包屑”的大部分又被“新社會階層”、“民營企業家”、“主流精英”拿去了，剩下留給普通老百姓和“弱勢群體”的還能有什麼？當然只剩下了“血汗工廠”。當剩下的殘湯剩飯連維持“血汗工廠”的水平都不夠的時候，要保持資本獲取利潤的唯一出路就只剩下了無償勞作的奴隸工廠——只要對資本沒有強制性的制約，資本追逐利潤的本性必然走到這一步。也就是說，只要取消“節制資本”，無條件地“全球化”、“國際接軌”、“市場換技術”，就必然導致奴隸工廠——“血汗工廠”只是“奴隸工廠”的第一步。有了第一步，就必然有第二步、第三步……最後恢復奴隸制只是遲早的事：山西黑磚窯是奴隸制，廣東省河源市東源縣圍毆討薪民工事件200民工1死10傷同樣屬於奴隸制：白乾活不給錢，除了奴隸制誰做得到？

要維持奴隸制，就絕對離不開暴力，離不開黑社會：誰能讓老百姓心甘情願當奴隸？靠欺騙能糊弄多久？老百姓很快就能發現是怎麼回事。這時無論是花言巧語也好，“不爭論”也好，都再也休想讓人繼續上當受騙了。在這種情況下就只能依靠黑社會、使用**裸的**奴隸們的反抗——全國各地利用黑社會使用暴力毆打鎮壓討薪民工的事例還少嗎？

一方面取消“節制資本”，一方面無條件地“全球化”、“國際接軌”、“市場換技術”，讓國內外資本隨心所欲為所欲為追逐利潤——這一切的必然後果只能是黑社會。“主流精英”們就是這樣不但包庇縱容現成的黑社會，而且創造了一切必要條件，讓國內外資本在中國製造出更多的黑社會，藉以最大限度地榨取中國老百姓的血汗。所以說中國的“主流精英”跟黑社會不但是一夥的，而且比黑社會更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