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4章 博奕（一）

張漢卿之所以敢於向英方提出在英人看來十分“苛刻”的13項要求，是因為準確地把握了局勢。

儘管一戰結束后，英國作為得勝國又獲得了大片委任統治地，帝國版圖得到進一步擴展。但是由於在大戰中英國受到巨大損失，損毀船舶800萬噸，占商船的70%以上，海軍的死亡人數達27215人。一戰後英國喪失了長期保持的海上霸權，經濟實力下降，對殖民地的統治力量削弱，維持龐大的殖民體系已力不從心。同時，在一戰和俄國十月革命影響推動下，殖民地的民族民主意識進一步增強，戰後民族解放運動形成高潮，英國殖民體系遭到極大衝擊。如1921年，英國被迫允許愛爾蘭南部26郡脫離統治享有自治權，英國國名也由“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改為“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1922年，“華夫脫”黨領導埃及獲得初步的獨立。一些自治領，如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非等由於在一戰期間參戰支持英國，給予英國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持，這提高了自治領要求與英國平起平坐的籌碼。

這次大戰也改變了英國和日本在遠東特別是中國的實力對比，英國力量逐漸衰落，而日本卻借“天佑之機”發展壯大了在遠東的力量，並取得獨佔中國的優越地位。由於英日因實力對比發生變化而帶來的摩擦日益增加，因此在戰爭結束后，它們重新確立了各自對遠東和中國的政策。與此同時，在中國國內，民族解放運動日益高漲，猛烈衝擊着英日的在華殖民權益。在這種情況下，從維護各自的殖民權益和鎮壓中國革命出發，英日在華展開了既合作又爭奪的拉鋸戰。

在華盛頓會議召開前後，它們開始調整在遠東的政策，英國對日本實施既遏制又安撫的政策，對中國繼續執行帝國主義政策，但是同時呈現外交撤退趨勢；而日本則展開了“協調外交”和對華“不干涉”外交，實質上呈現出外交進攻趨勢。因此，面對漸漸強大的中華民國，作為老牌帝國主義強國的英國，在處理涉及中國的東亞問題時漸漸力不從心，這從他們在“五卅”慘案的處理及善後便可看出。即使在正史上，英國也只能對日本在亞洲的蠶食中國東北無能為力甚至默許。

日本和英國共同製造了“五卅慘案”后，全中國掀起聲勢浩大的反帝特別是反英運動。日本通過實施雙重政策，較早地從反帝運動中脫了身，並考慮如何進一步在華進行經濟侵略。英國對日本的行為極為不滿，但是，陷於孤立的困境使它不得不開始考慮有限地調整對華政策。

隨着人民黨已在全局上控制了中國政權，人民軍在軍事上（從兵員及裝備上可以看出）已前所未有的強大，中華民國在經濟與工業上呈現了飛速發展的潛力，這一切都使張漢卿顯得異乎尋常的強硬，讓英國在此次談判中不佔有半分好處。

張漢卿對英國人的底細是非常清楚的。

從1924年到1929年間，英國工業生產僅增長12%，與美國相差甚遠。煤炭、鋼鐵、紡織等傳統工業均深陷困境。雖然汽車、電氣和化學工業發展也很迅速，但是仍不及美國。英國貿易額仍一直佔世界第一位，在1921年到1929年期間每年的貿易額都在90億美元以上，但英國在國際貿易中的比重則從1913年的13。9%下降到1929年的10。8%，工業品出口佔世界份額從26%下降到22%，貿易由順差轉為逆差，最高年份逆差竟達4億英鎊。貿易逆差越來越高，也使英國國內的貿易保護主義力量越來越強。1915年，英國已經以籌措戰爭經費為由，對進口汽車、鐘錶、樂器和電影等徵收33。3%的從價稅。這種關稅直到1924年（戰爭結束后第7年）才被工黨政府終止，但1925年保守黨政府又重新開徵，而且範圍有所擴大。英國工業缺乏競爭力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在恢復金本位制時英鎊的定價過高。雖然如此，由於有國際投資利潤迴流，英國的國際收支還勉強保持平衡。

隨着人民軍在軍事上力量的增加，單純從軍事上給予恐嚇已不能抑制民國政府對英政府的強硬。而在經濟上，民國主要依靠刺激內需（主要是國家壟斷的力量建交通、工業、農業等）而非貿易的擴大，使英國在財稅上的籌碼越來越微弱。面對張漢卿的強硬，英租界當局不得已用了另一個絕招。

張漢卿進入上海未滿10天，一個嚴重危機----通貨膨脹便步步逼近了。這也是帝國主義導致的禍害。本來中國是銀本位的國家，白銀在中國是貨幣；但是由於歐美等國早已實現了信用貨幣制度，白銀在他們為資產。當國際貿易平衡時，這種危害還不能顯現，但當外國有意顛覆中國的貨幣政策時，通過國際市場上的銀價漲跌，便極有利於達到對方的目的。

在中國政府與英國通過經濟拉距戰達到政治目的的時候，英國政府利用其在金融上的壟斷或主導地位，別出心裁地導演了一場金融戰。6月2日，倫敦期貨市場上銀價暴跌，消息傳到上海，引起證券市場一片嘩然。接着銀元價值被嚴重低評，引起物價飛漲。

初時張漢卿並不以為意：銀元畢竟不是紙鈔，那是貨真價實的硬通貨。在中國對外依賴程度還不高的現在，只要中國不發生大的災荒，糧價穩定，金融基礎就是穩定的，這是常識。

可是從6月5日起，上海市面上充斥着一股“屯積”熱。因為中英之戰有越來越熱之勢，特別是黃浦江上的英國軍艦開始炮擊以後，以英資為首的外國資本紛紛轉移資產，租界內外實業家們一方面亦將財產轉移，一方面也不得已添置了一些生活必需品，以應付可能的物資短缺。謠言越來越烈，市民們加入搶購行列。繼爾滬上陷入了屯積糧食、藥品的經濟大恐慌，上演了全民排隊購大米，而米庫一面宣稱告馨，一面又按奸商指令囤積居奇，以賺取更大利潤。

這樣一來，市面更見緊張，米、布、鞋、鹽、食用油價格均應聲而起，到最後連民用煤炭價格也飆升----雖然現時已處盛夏，基本上除了發電廠外，市民日用量所需均近固定。

人民政府為扭轉這一局面，張漢卿坐鎮上海，號召市民交兌金銀外匯，企圖以此換回銀元的信心。但由於市民吃夠了銀元貶值之苦，在物價剛有好轉即紛紛用銀元換大米，米販子乘機興風作浪哄抬價格，結果原本100斤大米值9塊銀元值，一星期內就漲到14元。物價飛漲，工廠難以經營，許多產業資本便轉化為投機資本，反過來更加劇通貨膨脹。如此不消一個月，銀元就會被趕出上海，人民黨就會立不住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