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9章 尊師重教

張漢卿永遠不會忘記後世一位偉人的名言：“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無論是在國力凋蔽的舊中國，還是百廢待興的新中國，或者在改革開放后的環境裏，沒有任何先進的技術是可以引進的。中國所能依靠的，只能是中國人的勤勞和智慧。

因為重視教育，奉系在短短几年內即春筍嶄露，顯示了知識的良好作用。想想日本，藉著甲午賠款的資金投入教育，即可迅速“脫亞入歐”，成為新的列強。在有機會入主中央后，尊師重教這一主題重又擺上案台。

在中國，對教育先後有幾個彎路：從解放前的尊重知識分子，到文革中的“臭老九”被貶得一錢不值，又到改革后的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然後再到被多方詬病的所謂“產業化”的教育體制改革，到張漢卿穿越前的教師待遇的重新提高。中間反反覆復，人才被浪費和埋沒了一代又一代。

中國的落後，與國民素質的落後是分不開的。由於滿清統治者的愚民政策，現代意義上的教育只是在中國的國門被船堅炮利的西方帝國主義者打開之後才初具雛形。但是不能因此說，二十一世紀的教育工作者的地位是多麼高尚、待遇是如何有巨大提升。比較在民國初，教師----確切地說，是教授的待遇是非常高的。

說起民國時的教授，不少人欽佩和羨慕。因為那時候的知識分子與今日知識分子不可同日而語，學識高地位高收入豐。拿魯迅先生來舉例，人人都知道魯迅寫稿、當教授收入頗豐，但魯迅究竟有多富呢？有人說魯迅是“百萬富翁”，統計出魯迅在1912年魯迅到北京教育部任職到1936年去世的24年間，總共收入12萬多銀元，約合今天人民幣480萬元。此種可能不是沒有，因為從魯迅日記的主要內容所記錄的收入情況以及民國時教授們的待遇來看，以魯迅當時的收入確實算得上富翁。

“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除了魯迅，民國的其它教授的待遇如何呢？民國教授的經濟狀況與現今教授有着怎樣的差距？據1927年6月公佈的《大學教員資格條例》20條及《大學教員薪俸表》規定，當時的教授一級月俸國幣500元，約合今天人民幣17000元；副教授一級月俸340元，約合今天人民幣12000元；講師一級月俸260元，約合今天人民幣9000元；助教一級月俸180元，約合今天人民幣6000多元。

李書華先生在《七年北大》一文中談及民國時期北大教授的待遇則說：“北大教授待遇最高薪每月大洋二百八十元，也有每月二百六十元或二百四十元。講師（註：非級別也，乃兼職教師之稱謂，魯迅時為教育部職員，兼職於北大亦只為講師）待遇按每小時五元計算。助教薪水大約每月五、六十元至一百多元。”

有人曾將民國時期北大的教授月薪做過換算，稱北大教授的最高月薪280銀元（大洋），約合今天人民幣12000元；即使並非專任的“講師”，不領固定的月薪，按授課鐘點每小時5元計算的話，若每周8—10小時，收入也可達每月160—200銀元，約合今天人民幣6000—8000元。也就是說那時的教授，每月僅外快就可賺六到八千元。但當時的北大教授隊伍遠不及現在龐大，約80名而已。

李書華先生還說“北京生活便宜，一個小家庭的用費，每月大洋幾十元即可維持。如每月用一百元，便是很好的生活，可以租一所四合院的房子，約有房屋二十餘間，租金每月不過二、三十元，每間房平均每月租金約大洋一元。可以僱用一個廚子，一個男僕或女僕，一個人力車的車夫；每日飯菜錢在一元以內，便可吃得很好。有的教授省吃儉用，節省出錢來購置幾千元一所的房屋居住；甚至有能自購幾所房子以備出租者。”

其實，民國教授大多根本不需要租房子，比如國立清華大學當時是給教授們提供免費住宅的。1933年春，清華西院住有聞一多、顧毓秀、周培源、雷海宗、吳有訓、楊武之（楊振寧之父）等近50家。聞一多所住46號“匡齋”是中式建築，共有14間房屋。1935年初，聞一多、俞平伯、吳有訓、周培源、陳岱孫等教授又遷入清華新南院，據說新蓋的30棟西式磚房，一人一棟。條件優越得無可挑剔，書房、卧室、餐廳、會客室、浴室、儲藏室，電話、熱水全配備，應有盡有。

對此，張漢卿認為是值得的。想一想民國初層出不窮的文學大家、學貫中西的人物星載斗量就知道，這些待遇對他們來說，只是略補償於萬一。只有在全社會形成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的良好氛圍，國家才有希望。所以儘管經濟建設亟需資金，張漢卿還是要求國務院要盡一切可能給教師撥出資金，提高其待遇，改善其工作條件。

為了在全社會灌輸知識興國的觀念，張漢卿更以行政法令的形式要求各級地方政府：所有的政府機關辦公大樓的規模，不得好於轄下任一所中小學校；所有中小學校的建築強度，均不得低於當地政府單位的辦公建築；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拖欠教師工資，即使是貧困地區，也要將有限的資源優先投入到教育中來----張漢卿曾經專門為此在人民黨中常委會議上再三強調：“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國家和地方積極投入大量資金興辦學校，並計劃在全國普及五年制義務教育。在人民黨宣傳部的強力號召下，各地掀起了投資辦學的熱潮，方向是“一切為了學生，為了一切學生，為了學生一切”。

對於佔用教育資源，違反以上法令的地方政府，一經發現，行政一把手在三年內不得晉陞，違規之單位主管將視情節輕重被給予記過、降級、撤職甚至開除等處罰，並限期予以改正，報經當地立法機構裁處。此一指令在後世號稱“天字第一令”，並導致後來各地政府半數以上官員都是從狠抓教育上這一項升起，各層級的教育委員會的話語權空前擴大。

不單單是重視普及教育，在專業教育上，張漢卿也走在時代前列。他積極指示並參與了“五師”制度----即律師、會計師、工程師、教師和醫師資格認證制度，由此將相關的中高級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抬到了一個相當高的階段，真正學以致用，在全社會掀起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的高潮，對中國後世政治、經濟、科技的影響無論說怎樣高都不為過的。

起初在兵工廠里執行的抽樣及標準化制度也由此浮上民間層面。為了最大限度減少資源浪費，張漢卿一手成立了“中國國家標準化委員會”，率先將後世流行的iso9000體系導入中國，並將抽樣制度稱為第一號國標（gb0001），為中國工業體系的規模化、標準化邁了一個好頭。一大批接受過普及教育的畢業生放棄親傳口授的傳統，接過前輩們的工具，用新的思想使中國在很短的時間內融入了工業化大發展的浪潮中。

此外，國家信用制度、個人信用制度也在醞釀中，專利制度已經提交國會審核。這一切，都標誌着中華民國在張漢卿的影響下向正面、積極的方向前進，欣欣向榮，前途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