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

(一)9·18事變前夜的中日關係

1921年華盛頓九國會議后，日本開始大規模裁軍。1921年日本的軍費為七億三千萬日元，1930年則裁減到五億日元以下，裁減額達40％。可是大規模裁軍卻引起了軍人們的強烈不滿。自從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一直奉行軍事優先的原則，培養了大批職業軍人。對於職業軍人來說，除了軍事以外他們沒有其他特長，裁軍等於砸他們的飯碗。此外，裁軍以前職業軍人是社會上最受尊敬的人，軍隊是最光榮的職業。但裁軍開始后，職業軍人一下變成社會上多餘的人，最好的學生不再報考軍事院校，一些飯店甚至拒絕穿軍服者進入。裁軍給職業軍人們帶來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

不滿的軍人開始秘密集會，天劍黨、櫻會、一夕會等軍人秘密組織紛紛成立，後來廣為中國人所熟悉的東條英機、岡村寧次等人，都是一夕會的成員。不過當時最有名的還是石原莞爾，是他提出“滿蒙生命線”的理論。石原也是後來9·18事變的主謀。

在此同時，中國的政局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國民黨的國民革命軍於1927年開始北伐。與以往的軍閥政權不同，國民黨的革命目標是要收回租界，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這對於在中國有巨大利益的各國列強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1927年1月，北伐軍強行收回了漢口和九江的英國租界。如果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英國一定會出兵“懲罰”這種“違法的暴行”。但時代已經變了，英國已無力對中國進行“懲罰”，只好默認中國對租界的回收，從武漢撤兵。英國的撤軍使日本產生了唇亡齒寒的感覺，感到中**隊強行回收租界之舉早晚也要落到日本頭上。但日本和英國不同，當時英國在世界上有數不清的租界和殖民地，而日本只有中國一塊，因此日本人絕不會輕易允許中**隊強行收回租界的。

對這一點，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也很清楚。1927年3月，蔣介石在北伐軍攻佔南京后，特地招請日本記者，暗示北伐將不包括東北地區。但國民黨激進的左派們卻明確說明北伐不會將東北排除在外。當時，日本當政的若櫬內閣屬於溫和派，尚能根據華盛頓九國條約的原則，對中國的革命採取不干涉的態度。但這卻引起了日本國內強硬派的強烈不滿，迫使若櫬內閣於1927年4月倒台。

接替若櫬的田中義一總理是強硬派，試圖以軍事壓力迫使國民黨停止北伐。為了阻止革命軍北伐，1927年日本以保護國民安全為由出兵山東對北伐軍進行威脅，但並沒有能夠阻止北伐軍進軍，後來只好主動撤軍。同樣英國炮艦也曾炮擊南京威脅北伐軍，但也沒有產生什麼效果。在此背景下，田中義一考慮扶植張作霖在東北建立一個與國民黨對立的親日政權，以保證日本在東北的租界和特殊利益。

可是田中的計劃卻被關東軍的一個高級參謀河本大佐破壞了。河本大佐天真地認為，只要暗殺了張作霖，就會使東北陷於群龍無首的混亂局面，關東軍就可以乘亂一舉佔領東北。1928年張作霖的軍隊被北伐軍擊敗，6月3日張作霖從北京逃回東北時，河本大佐等人炸毀了張作霖的專列，張作霖當場死亡。但東北軍的將領卻採用了密不發喪的策略，粉碎了河本大佐的計謀。1928年12月，接替張作霖的張學良突然宣佈全東北“易幟”，接受國民黨的領導，使田中在東北樹立與國民黨對立的親日政權的計劃徹底破產。田中首相得知河本大佐謀殺張作霖時，不由地長嘆道：“孺子不知父母心啊。”

田中向昭和天皇報告說：“這次謀殺張作霖事件，不幸有帝**人的參與，現正在調查中，一定要對肇事者依法嚴加懲處。”天皇說：“請嚴格維持**的軍紀。”但田中準備對河本大佐進行處分時，軍內卻出現了強烈的反對意見，聲稱“家醜不能外揚”，公開處分河本會損害皇軍在世界上的形象。在軍內的強大壓力下，田中首相無法實現他對天皇作出的嚴懲肇事者的保證，只好向天皇彙報說：“經調查此事與帝**人無關。”天皇大怒道：“首相的話怎麼和上次完全不一樣呢？你不用再解釋了，我也不想再聽了。”田中被天皇斥責，嚇得出了一身冷汗。第二天田中再次求見天皇，天皇不見，田中絕望地宣佈辭職。田中是日本歷史上唯一一位因天皇的不滿而辭職的首相。

田中辭職后，陸軍總部僅對河本大佐作了停職的內部處分，理由是河本大佐的動機是“無私的愛國行為”，所以從輕處分。這種以“愛國”為理由，對軍人不法行為的縱容，導致了後來下級狂熱軍人的暴走，以及“下克上”行為的泛濫。這也播下了狂熱日本軍國主義者突入自爆式太平洋戰爭的萌芽。

接替田中的濱口首相屬於溫和派，對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沒有採取過分強硬的態度，但中日間的緊張關係卻在逐步升級。1929年初，東北的國民外交協會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收回大連、旅順主權，收回南滿鐵路等四項要求，將反日獨立運動推進到一個新**。同時日本國內也掀起了**的**，如果不是當時中日政府高層的剋制，中日戰爭早在1929年就爆發了。

1930年中國向日本政府抗議日本在公文中使用“支那”這個有歧視性的詞語稱呼中國，日本隨後同意今後在公文和新聞報紙中不再使用“支那”，改用中華民國的正式名稱。但這個象徵性的讓步並無助於平息中國人的反日情緒。1931年5月，中國和朝鮮的農民在長春附近的萬寶山發生衝突，造成多人死傷。在日本的煽動下，朝鮮人的**情緒爆發，數千憤怒的朝鮮人沖入平壤的華人街，對中國僑民進燒、殺、搶，造成數百中國僑民死傷的大慘事。

1931年，石原莞爾調任關東軍參謀，開始策劃9·18事變。1931年9月18日，關東軍以偽造的鐵道爆破事件為由，突然向瀋陽的張學良軍發動猛攻。張學良軍執行了蔣介石的不抵抗方針，主動撤離瀋陽。

9·18事變發生后，由於關東軍只有一萬多人的兵力，無力攻佔東北全境，向政府請求派遣日本的駐朝鮮軍團增援。但當時的若櫬首相和陸軍大臣協商后，決定採取不擴大事態的方針，並向駐朝鮮軍司令林銑一郎下令按兵待命。如果林銑一郎聽從政府和軍部的命令，9·18事變就會夭折。但林銑一郎也是狂熱的軍國主義者，獨斷地派出三萬多人的軍隊增援關東軍，使關東軍佔領全東北成為可能。

關東軍挑起9·18事變后，蔣介石政府實行了不抵抗政策，試圖通過外交方式解決問題。中國政府9月21日向“國際聯盟”提出起訴。當時的日本政府並不贊成關東軍搞獨立的“滿洲國”的計劃，因為這樣露骨地違反日本和八大國簽訂的關於中國問題的九國條約，會使日本在國際上陷於孤立。日本當時是“國際聯盟”的常任理事國，日本代表9月25日在“國際聯盟”宣佈了日本政府的方針：1)日本對中國沒有領土野心；2)日本的軍事行動是為了保護當地的日本居民；3)日本軍隊將立刻開始撤退。

當時的日本陸軍大臣和總參謀長都支持立刻撤軍，但關東軍的軍官們卻根本不理會上面的指示，使出了“下克上”的手法，反而在10月18日又向在錦州的張學良軍隊發動猛攻。當時在瀋陽的日本總領事曾找關東軍的高層交涉，試圖解釋政府希望和平解決的方針，但關東軍的軍官竟然拔出軍刀來威脅說：“你是不是想要干涉我們的事？”

由於無法解決東三省危機，1931年12月11日，若櫬內閣倒台，犬養毅新內閣成立。犬養毅曾對流亡日本的孫中山等人進行過多方關照，和國民政府的很多上層人物都有較好的私人關係。犬養毅打算通過和平手段來解決當時的東三省危機，12月20日，犬養毅秘密派出特使前往南京與中國政府高層會談。但首相的秘密和談工作被曝光，激怒了軍隊內的激進派。1932年3月1日，在關東軍的策劃下，“滿洲國”宣告成立。但當時犬養首相當政的日本政府卻沒有對“滿洲國”予以承認，這更激怒了激進派軍人。1932年5月15日，一夥狂熱軍人居然明火執仗地闖入首相官邸將犬養首相殺害。

犬養首相被殺后，以後的文職內閣政府變成了對軍人戰戰兢兢的畏縮政權，使日本失去控制而走向自爆的軍國主義道路。1932年9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認“滿洲國”，1933年3月27日，日本宣佈退出“國際聯盟”。從此日本走上軍國主義的侵略擴張道路。

(二)9·18事變的思考

1927年國民黨北伐以後，激起了中國人民反殖民、求解放的愛國運動。而日本卻聲稱日本在東北的租界和特殊利益是用幾十萬日本人的鮮血作代價從俄國人那裏奪來的，因此不能放棄在東北的租界和特殊利益。面對中國要求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一切租界的愛國主義運動，日本的行為勢必導致中日兩國的衝突。在中國國內的反日情緒高漲、日本國內**情緒升級的情況下，9·18事變的發生是毫不意外的。

一些人認為，9·18事變是日本人策劃的滅亡中國計劃的第一步，這其實是對歷史的誤解。日本的政府高層並沒有策劃過一個滅亡中國的計劃，當時發動9·18事變的狂熱軍人也只是想把東北從中國分離出去，成為日本的傀儡國和殖民地，並沒有進一步染指中國大陸的計劃。

9·18事變的主謀石原莞爾，在1937年蘆溝橋事變爆發后，堅決反對同中國進行全面戰爭。石原認為日本並沒有和中國進行全面戰爭的實力，與中國的全面戰爭只會將日本拖入無法自拔的戰爭泥潭。歷史證明石原的確是一個有眼力的戰略家，但狂熱軍人們卻不再聽從他的意見。日本發動全面戰爭后，石原憤而辭去陸軍參謀長的職務回家種地。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戰後的遠東國際法庭判決石原沒有主要戰爭責任而不予起訴。在9·18事變前後，儘管中日兩國國民的態度都很強硬，但中日兩國高層領導還是努力避免直接的軍事衝突，試圖用外交手段來解決東北問題。9·18事變的和平解決並非完全沒有可能，但不幸的是後來日本的軍國主義者控制了政權，走上軍事侵略中國的道路。

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9·18事變的發生，主要是由於狂熱的軍人和激進的“愛國主義”情緒所至。儘管當時日本有相當的言論自由，但日本的社會輿論基本上站在狂熱軍人一方。林銑一郎違令派朝鮮軍進入中國，竟然博得新聞界的一片稱讚，稱他是真正的愛國者，使中央政府無法追究林銑一郎的違令行為。當時的社會輿論甚至同情殺害犬養首相的兇手，認為狂熱軍人的兵變是出於“高尚的愛國主義獻身精神”，“愛國無罪”，發起了一個全國簽名運動為兇手們開脫減刑。甚至一些少女寫信要嫁給那些殺人兇手。

日本的社會輿論偏向狂熱軍人的另一個原因是政治家們的**。當時日本政界的**醜聞接連不斷，使人民對那些**的政治家產生了厭惡的情緒，甚至有人打出：“寧要廉潔的軍人，不要**的政治家”的口號。但後來的歷史證明“廉潔軍人”的當政卻給日本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中國的愛國主義要求收回日本在東北的租界和特殊利益，而日本的愛國主義又要求保衛日本在東北的租界和特殊利益。在某種意義上，9·18事變是中國的愛國主義和日本的愛國主義對決的產物。9·18事變和後來的日本侵華戰爭，都與當時日本國內瀰漫著的“全民瘋狂”式“愛國主義”狂潮有直接聯繫。日本侵華的背景，和英國、俄國等由政府高層冷靜策劃的對華殖民侵略，有很大的不同，這是我們應該注意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