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第5章 德國：國際銀行家的發源地(5)

1864年4月18日，普魯士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但戰爭的開銷也造成了嚴重的危機，“整個1864年的夏天，俾斯麥都在為普丹戰爭所導致的流動資金緊張而煩惱”。這場戰爭總共開銷2250萬泰勒，歷年財政盈餘530萬泰勒和普魯士政府融來的資金1700萬泰勒已經消耗殆盡。

通過戰爭，俾斯麥終於認識到金錢的重要性，特別是在關鍵時刻，政治家往往被迫對銀行家進行重大妥協。普丹戰爭的爆發時間大約與美國南北戰爭相當，在對戰爭和林肯被刺的評論中，俾斯麥曾說：“毫無疑問，把美國分裂成南北兩個實力較弱的聯邦是內戰爆發前早就由歐洲的金融強權定好了的。”“他（林肯）從國會那裏得到授權通過向人民出售國債來進行借債，這樣政府和國家就從外國金融家的圈套中跳了出來。當他們（國際銀行家）明白過來美國將逃出他們的掌握時，林肯的死期就不遠了。林肯的死是基督徒世界的重大損失。美國可能沒人能夠沿着他偉大的足跡前行，而銀行家們將會重新掌握那些富有的人。我擔心外國銀行家以他們高超和殘酷的手腕會最終得到美國的富饒，然後用它來系統地腐蝕現代文明。”

俾斯麥的話應該是有感而發的。

普丹戰爭是俾斯麥的第一個重大勝利，達到了一石多鳥的效果。一是利用對手奧地利達成自己的戰略目標，二是離間了奧地利與盟友的關係，三是壓制了國內自由派的反對。

議會自由派：德國統一道路上的障礙

1815年，拿破崙戰爭結束。神聖羅馬帝國崩潰后，眾多德意志邦國成立了組織鬆散的德意志邦聯，奧地利成為德意志邦聯的領袖。隨着拿破崙光輝的逝去，法國在德意志的影響力減弱，民族主義興起，德意志統一運動日益壯大。1848年歐洲革命以來，德意志的統一形成兩種思路：建立大德意志帝國，囊括所有日耳曼地區，其中包括奧地利這個多民族帝國；以普魯士為核心，建立一個排除奧地利的小德意志。俾斯麥出於現實考慮，走的是小德意志路線。

普丹戰爭結束之後，奧地利成為阻擋俾斯麥統一德國雄心的主要障礙。為達成這一戰略目的，俾斯麥仍然採取了用對外戰爭凝聚國內共識，迫使議會讓權，鞏固自己在普魯士內部地位的策略。所謂上兵伐交，在外交方面，俾斯麥看中了意大利反抗奧地利統治的機遇，建立與意大利的戰略同盟。同時借薩爾地區煤礦的重大利益誘惑法國，使拿破崙三世保持中立。俾斯麥還利用俄奧在巴爾幹半島的爭端，爭取俄國的理解。最後是英國的態度，英國對歐洲大陸勢力均衡變化的潛在趨勢缺乏敏感，雖然英國不願看到普魯士統一德意志，但從形勢上看奧地利似乎勝算更大，更何況拿破崙時代所造成的遏製法國的思維慣性仍在，俾斯麥認為英國對普奧戰爭雖不會滿意，但也不至於激烈反對。經過俾斯麥的運作，到1864年的夏天，普魯士的朋友比奧地利多，敵人則比奧地利少。

此時，最讓俾斯麥憂心的還是錢的問題。

普丹戰爭已經使普魯士財力大傷，多年的財政盈餘隨着戰火灰飛煙滅，戰爭對於財富的驚人吞噬能力讓俾斯麥有了最直接的感受。

戰爭，實際上打的是錢糧！

從1864年到1866年，俾斯麥在拚命做兩件事情：盡最大努力為普魯士搞到每一分錢用於戰爭準備，同時竭盡全力阻止奧地利在歐洲金融市場籌到戰爭經費。俾斯麥的戰略是在金融方面將對手逼上絕境，在戰爭威脅之下，拖垮奧地利的國力。奧地利的財政情況的確比普魯士更糟，常年疲於鎮壓巴爾幹和其他地區的民族主義騷亂，使之早已財源枯竭，瀕臨破產。雙方誰也不願意公開表現金融窘境，都在幕後秘密籌措資金，準備大打出手。

最讓俾斯麥抓狂的還是議會同以往一樣全部否決了他的所有預算，並宣佈政府未經議會批准無權動用國庫資金，否則就是違憲，政府部長要對此負全部責任。俾斯麥當天就發表了措辭強烈的回應，他將議會反對派定性為阻撓國王的外交政策，客觀上起到了通敵效果的“賣國賊”。其實，俾斯麥深知議會自由派中很多人對普丹戰爭中普魯士大獲全勝骨子裏是歡欣鼓舞的，他的叛國指控就是有意去刺傷這些人的自尊，從而促使他們改弦更張。議會自由派中的狂熱分子也不是吃素的，有人攻擊俾斯麥在欺騙議會和國王。俾斯麥聞訊大怒，立刻向對方提出決鬥要求。整個柏林政界為之震動，要知道決鬥是勇敢和魯莽的混合體，一旦決鬥開始，絕無退縮和勸架的可能，雙方非死即傷的概率極高。堂堂普魯士首相若死於決鬥場，整個歐洲的局勢都會發生突變。偏偏這個俾斯麥天性暴躁，早在大學期間，就曾27次與人決鬥，膽子大得驚人。布雷施勞德等人趕緊私下勸阻，連遠在巴黎的羅斯柴爾德都在關注決鬥的事。雖然最後決鬥被勸阻，俾斯麥對議會拒絕政府預算的憤怒和焦慮卻與日俱增。

俾斯麥太渴望金錢了，沒有錢，他的理想只能是夢想，他的夢想最後會褪色為幻想。

科隆—明登鐵路私有化：普奧戰爭的財源

1865年，戰爭與和平的天平懸於一點之上，那就是信用流動的方向。7月，俾斯麥苦等的戰爭經費終於有了眉目。這就是科隆—明登鐵路的私有化。

科隆—明登鐵路是普魯士最早興建的鐵路線路之一，1833年開始設計，1859年全部建成，成為普魯士鐵路系統的樞紐。該鐵路項目的建設初衷是將魯爾地區的煤廉價地運送到工業生產基地。布雷施勞德在科隆—明登鐵路融資方面起到了關鍵作用，成為該鐵路公司的董事，同時又是為公司進行融資的銀行家。考慮到未來戰爭中鐵路運輸系統可以高效低耗地運送大批軍事人員及物資，所以鐵路公司的國有化是公司發展的主要方向。事實上，科隆—明登鐵路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普魯士政府主導的大型公共基建項目。普魯士政府直接購買了1/7的原始股，並以1400萬泰勒來擔保該鐵路債券以3.5%的票面利息發行。作為回報，政府可以分期買入該公司的流通股，並最終成為該鐵路的唯一股東，完成漸進式的國有化。1854年普魯士政府在自由市場經濟潮流的影響下，暫停了國有化進程，至1870年視情況發展再定是否繼續。但政府對鐵路債券利息的擔保仍然有效，擔保金1400萬泰勒被鎖定在專用賬戶上無法動用。

俾斯麥對奧地利的戰爭準備需要大約6000萬泰勒的總額，籌措這樣一筆天文數字的戰爭費用的重擔就落在了布雷施勞德的肩上。其實，早在1862年12月，布雷施勞德經過仔細計算和反覆考慮，就曾提出過極具爭議性的科隆—明登鐵路私有化的方案。其方案的核心部分就是，與其政府在1870年出巨資全面收購鐵路公司的股份，從而對財政形成巨大壓力，不如普魯士政府以放棄國有化為代價，立刻就可以從鐵路公司拿到一筆補償金，同時放棄對債券利息的擔保，可以馬上盤活1400萬泰勒的部分保證金。

方案一出台就遭到很多人反對，這些人認為布雷施勞德方案是以政府長期損失為代價，使包括布雷施勞德本人在內的鐵路公司股東實現暴利。在這一方案中，政府將損失各種權益總額高達3000萬泰勒，換來的只是1000萬泰勒的補償和1400萬泰勒的可動用保證金。而科隆—明登鐵路是政府投資中非常盈利的項目，私有化的方案短期可以給政府提供緊急資金，但付出的代價是以不到5折的價錢賤賣了優良資產，同時還損失了未來長期的收益權，對政府而言無論如何都不是什麼好的交易。

當時間到了1865年，情況發生了巨變。俾斯麥統一德國的雄心壓倒了一切，為了準備對奧地利這一龐然大物發動戰爭，其他的代價就顧不了許多了。這就是為什麼國際銀行家酷愛戰爭的原因，政府在迫不得已時，將以異常低廉的價格出售優質資產，此時才是發大財的好機會。當國際銀行家的勢力達到一定程度，他們會刺激民族主義情緒，挑動國家對立，推動政府大規模軍備投資，激化潛在矛盾，誘發戰爭進程，然後堂而皇之地出面打理戰爭賠款。只要有大規模資金過手，雁過拔毛，國際銀行家總能收到高額的服務費。哪裏有資金與信用流動，哪裏就能找到投資銀行家的身影。

這麼大的買賣不是一個布雷施勞德啃得動的，他又拉上科隆的奧本海默家族，當然還有他的老闆羅斯柴爾德家族，共同在歐洲各大國際銀行家族圈內消化這塊巨型蛋糕。1865年7月18日，普魯士政府與科隆—明登鐵路公司正式簽署合同。最終結果是政府放棄鐵路國有化權力，獲得1300萬泰勒的補償，其中第一筆支付300萬泰勒現金，付款期為1865年10月1日，第二筆支付270.5萬泰勒現金，付款期是1866年1月2日，其餘部分由鐵路公司發行新股來補償。為了嘉獎布雷施勞德的功勞，俾斯麥將普魯士與奧地利的條約所涉及的資金划轉業務委託給了布雷施勞德。這筆250萬泰勒的轉賬對家就是奧地利的羅斯柴爾德，布雷施勞德當仁不讓地將1%的“管理費”入袋為安。

在沒有落實財源時，俾斯麥還準備了外交解決方案的另一手，談判也進行了多時。當俾斯麥得知政府與鐵路公司合同正式簽訂后，立刻在外交上對奧地利採取了強硬態度。在合同簽訂當天，俾斯麥馬上給普魯士王儲發電：“在雷根斯堡會議上，陛下下定了決心，完全戰備啟動和進行一年戰爭的金融手段已經具備，數額大約為6000萬泰勒。”一周之後，俾斯麥的戰爭部長榮恩（Roon）在給朋友的信中說：“我們有了足夠的金錢給予我方外交上更大的自由度，如果有必要，我們可以動員全部軍事力量來進行一場全面的戰爭。這使我們的立場更加堅定，我們可以迫使奧地利接受我方合理的要求從而使雙方都避免不必要的戰爭。錢從哪裏來？在不違法的情況下，通過科隆—明登鐵路的重新安排就實現了。”

奧地利方面很快就意識到科隆—明登鐵路的金融安排是為了發動戰爭所做出的緊急安排，而奧地利方面的備戰還遠未到位，因此在外交談判中開始軟化立場。另一方面，俾斯麥在最初的興奮冷卻之後，也逐漸意識到科隆—明登鐵路的資金到位還有相當一段時間，而從布雷施勞德與國際銀行家們聯繫后的反饋情況看，情況並不樂觀。羅斯柴爾德家族與明登鐵路之間900萬泰勒的債權轉讓由於雙方價格無法達成一致陷於停頓。戰爭資金難題如劍懸頭頂，俾斯麥再次開始上火，他最急於知道的就是錢什麼時候能夠到位。

此時俾斯麥的堅定開戰的決心也開始發生動搖，他不得不認真考慮外交解決方案的可能性。

1865年8月10日，俾斯麥透漏了自己的動搖：“我們還需要時間來籌集資金，並使法國保持中立……在這段時間裏，我們可以維護我們的榮譽，同時保留戰爭的選擇。”俾斯麥的判斷同樣影響着他的私人投資決策，他託人給布雷施勞德帶話：“如果我的投資賬戶上還有債券投資，現在我在這裏無法知道，他不應該僅僅是由於過早的戰爭擔憂就賣掉這些債券（明登鐵路）。”俾斯麥的行為用今天的標準看，有利用內幕消息投資並獲取非法利益的嫌疑。

在這樣的氛圍下，普魯士與奧地利達成了蓋斯登（Gastein）協議，普魯士管理石勒蘇益格（Schleswig），奧地利管理荷爾斯泰因（Holstein），雙方繼續共享主權。然而普魯士與奧地利都心知肚明該協議只不過是個緩兵之計，他們都在等待戰爭經費的問題出現重大突破。

為什麼普奧戰爭戛然而止

1866年2月，布雷施勞德在歐洲市場上募集資金購買科隆—明登鐵路股票的努力遭到了以羅斯柴爾德家族為首的國際銀行家的全面抵制，大家紛紛認為購買股票的資金將被普魯士用於戰爭，而和平是國際銀行家們的“共同理想”。2月中，布雷施勞德在給羅斯柴爾德的密信中用暗語提到政府可能在考慮出售薩爾煤礦，市場上風傳羅斯柴爾德和奧本海默可能是買家。顯然，封殺明登鐵路股份出售而期待薩爾煤礦轉手，意味着國際銀行家們發現煤礦的潛在收益更大，如果讓俾斯麥順利通過鐵路股份轉讓而獲得足夠的資金，普魯士政府勢必不願再出售薩爾煤礦了。

錢的問題並沒有實質性進展，而戰爭準備卻在升級。1866年3月28日，普魯士軍隊開始大規模備戰。3月底，在私下找買主無望的情況下，普魯士財政部開始在市場上公開出售科隆—明登鐵路股份。可是市場狀況在戰爭的陰影籠罩下走向低迷，大規模出售將導致資產嚴重損失。4月8日，普魯士宣佈與意大利結為軍事同盟，股市大跌。羅斯柴爾德給布雷施勞德的指示是，一旦戰爭即將開始，立刻拋出羅家在柏林的所有債券。而此時，布雷施勞德已經大舉拋售羅家債券，結果羅家大怒，因為按照他們的想法，在俾斯麥得到實質性的資金之前，決不會貿然發動戰爭，所以與意大利結盟並不意味着戰爭即將開始。

布雷施勞德明顯犯了沉不住氣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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