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第56章 回到未來(3)

貨幣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

如果說世界單一貨幣最終無法避免，那麼什麼樣的貨幣才能誠實地承擔起普天之下公平的財富分配職責呢？

財富的實質就是人們通過勞動所創造出的產品，貨幣則代表着對這些勞動成果的“索取權”。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應該通過出售自己的勞動成果來獲得對別人勞動成果的“索取權”。當這種“索取權”被轉讓時，它充當了“支付手段”；當某種“索取權”被普遍接受時，它就成了“交易媒介”。如果持有“索取權”的人選擇延遲兌現，它就實現了“財富儲藏”的功能；最終這種“索取權”被要求兌現時，它能夠完好無損地獲得別人的勞動成果，那麼這種“索取權”就是優良的“價值尺度”。這四個方面的因素共同構成了貨幣與財富的完美對應關係。

其實，在貨幣的四大功能中，最核心的就是“財富儲藏”的功能，越是擁有完好無損的財富延遲兌現能力的貨幣，就越能實現“價值尺度”的重要作用，在市場中就越受歡迎，也就越容易流通，從而成為優質的“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

“財富儲藏”的核心就是現在的財富“索取權”必須能夠在未來不受損失和“公平”地取得別人的勞動成果。這種“公平”並非是我們通常理解的等價原則，事實上在實際的交換過程中，人們難以進行有效的價值評估。所謂公平的獲得，是參與交換的雙方根據自身對需求的不同優先順序來評估交易是否公平，正是由於不同的人對於什麼是自己“最需要”的東西的定義不同，交易才能在互補的情況下得以實現。

“財富儲藏”由於存在着以現期勞動成果與未來勞動成果進行交換的時間差，“預期”成為貨幣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歷史上看，原始的通貨代表着一種沒有“預期”的“索取權”，一切交易必須以已經完成的勞動成果來進行，社會中沒有過多的產品用於未來的交換，“財富儲藏”的功能並不明顯。隨着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存在着剩餘的可用於未來享用的勞動成果，隨之而來的就是貨幣和利息的出現。利息作為一種對未來更多剩餘勞動成果的“預期”，從而構成了“現實+預期”的貨幣供應。

當航海貿易興起，匯票的出現將貨幣中預期的成分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如果說自給自足的經濟體中，利息代表着對農業收成的合理預期，那麼，匯票則將貨幣預期擴展到對商業貿易的合理預期。

工業革命爆發的時代，出現了銀行業的“部分準備金”制度，它實際上將貨幣中的預期成分進一步擴展到工業生產大規模擴張的基礎之上。

資訊時代的來臨，催生了金融衍生產品的大量湧現，這一進程將虛擬世界的財富轉變為現實世界的貨幣供應，從而將貨幣中的“預期”成分無限放大到難以為繼的毀滅性邊緣，最終引發了金融危機。

從歷史上看，貨幣中的預期成分本身存在着合理性，但是一旦過度，就會引發過去的預期無法被現實滿足的矛盾。

如果說“財富儲藏”的核心要素包括“現實勞動成果+預期勞動成果”，那麼“現實勞動成果”體現了貨幣的商品屬性，而“預期勞動成果”則反映了貨幣的信用屬性。徹底廢除貨幣的商品屬性將導致“財富儲藏”功能的紊亂和失調，任何歷史上的貨幣，一旦脫離貨幣的商品屬性這一鐵律，最終都難逃不斷貶值的下場。

貨幣的“財富儲藏”功能不僅決定了貨幣內生的自我可持續性，而且體現於貨幣的外在可接受性，即貨幣的流通域。

歷史上主要文明的興衰更替，從本質上看是該文明對其控制下的自然資源的綜合配置效率與社會資源整合能力的全面反映，而貨幣的堅挺與疲弱則是這兩種控制能力的外在體現。大凡強勢文明在崛起的進程中，自然伴隨着強勢堅挺的貨幣和不斷擴大的貨幣流通域，堅挺貨幣通過確保其穩定與可靠性來構建起一個強大的社會信賴體系，以形成一個維護多邊利益的牢固契約。在堅挺貨幣制度之下，社會運作在“貨幣法制”的軌道之中。相反，一個文明盛極而衰的拐點，主要體現在財富創造能力滿足不了日益龐大的開支消耗，發散性的赤字問題將誘發貨幣貶值與逐漸惡化的通貨膨脹現象，不斷貶值的貨幣反過來又壓制了社會財富的創造動力，導致貨幣流通域的縮減，削弱社會整合與配置資源的能力和效率，從而加速財政問題的惡化。同時，貶值的貨幣破壞了社會各個階層所形成的共同利益契約關係，“貨幣法制”被“貨幣人治”所取代，結果是造成了社會向心力離散，道德淪喪，並最終導致國家傾覆和文明衰落。

古羅馬的興衰歷史正是在其貨幣盛衰的歷史中得以充分體現。在凱撒執政期間，他一手建立起古羅馬堅挺的金銀貨幣體系，羅馬貨幣隨着羅馬大軍得以擴張到地中海周邊遼闊的區域，而廣闊的貨幣流通域，又反過來大大強化了羅馬帝國對周邊地區的資源整合能力，進而增強了帝國實力。在長達百年的羅馬帝國全盛時期，羅馬帝國經濟繁榮，物價穩定，稅收溫和，貿易發達，商業貸款利率處於4%～6%的正常區間，在整個羅馬帝國時代中為最低水平。

從公元54年羅馬皇帝尼祿時代起，由於國家財政收入日趨緊張，而開支卻越來越龐大，尼祿皇帝開始以貶值貨幣來填補財政虧空。從公元54年到公元68年，羅馬銀幣的含銀量從100%降到了90%，到公元117年，含銀量降到85%，至公元180年，含銀量降到75%。又經過兩任皇帝，到公元211年，羅馬銀幣的含銀量僅剩50%。從尼祿時代開始的貨幣漸進貶值周期持續了150多年，這一階段也正是羅馬帝國盛極而衰的轉折時代。但通貨膨脹的噩夢很快就進入加速惡化的時期，從公元260年到公元268年，羅馬銀幣的含銀量迅速跌到了僅剩4%的程度。此時的羅馬帝國已陷入經濟困境，國內叛亂不止，國外連年用兵，由於貨幣面值很高但含銀量極低，導致物價飛漲，稅收加重，最後激起士兵嘩變，國王奧利列在公元275年被刺殺。

他的繼任者迪奧克列騰皇帝希望效法凱撒、奧古斯都，重振羅馬貨幣。為了反通貨膨脹，他甚至宣佈重新發行足值銀幣，但他卻錯誤地要求新幣與已嚴重貶值的舊幣“等值”，其結果是他的新幣很快就被收藏起來，從而退出了流通。萬般無奈之下，反通貨膨脹只能從物價管制入手了，於是就有了羅馬歷史上著名的“公元301年物價敕令”，規定數千種商品和勞務的最高價格，根據商品質量和勞務種類的差別而各有不同。由於利息率不斷猛漲，法律就將利息限制在6%～12%之間，利息的高低取決於所冒風險的大小。某些產品的短缺引起對出口商品的禁止，如各種糧食和諸如鐵、青銅、武器、軍隊裝備以及馬匹等“戰略物資”。對這些方面的控制實質上一直擴大到等級制度方面。君士坦丁大帝要求每個士兵的兒子繼續當士兵，除非他不適宜服兵役。同樣，農業勞動者須永久地、世世代代地務農。這一趨勢後來擴大到被認為必不可少或後繼無人的各行各業。物價管制的後果是財富的創造者無法在這樣的價格體系下盈利，因此大量商品轉入地下黑市。作為應對，羅馬皇帝嚴酷鎮壓黑市交易，鎮壓最終產生了效果，然而代價卻是財富的創造者乾脆停止了任何創造，羅馬帝國的經濟瀕臨絕境。此時羅馬帝國的貨幣體系已經完全崩潰，政府已不得不停止用貨幣收稅，而直接徵收產品和服務。強大的羅馬帝國完全淪落到以貨易貨的地步。

到公元350年左右，羅馬銀幣的價值只相當於奧古斯都時代的1/30000000，西羅馬帝國終於走到了最後的崩潰時刻。

與此正相反，君士坦丁大帝在東羅馬重建了新的貨幣單元，一種以純金幣（Solidus）為基礎的新的堅挺貨幣機制，這種金幣成為了拜占庭帝國延續上千年的重要保證。它的信譽是如此之好，以至於周邊敵對國家和遙遠的非洲和西歐都通行這種金幣。有歷史學家認為，東羅馬帝國之所以能在一個四面強敵環伺的惡劣形勢下延續千年之久，關鍵支點就是其建立在黃金貨幣基礎之上的經濟結構和金融體系。拜占庭黃金貨幣的純度一直保持到公元1034年，後來從1081年以後又加速貶值，一個純度保持了近800年的堅挺的黃金貨幣體系終於瓦解了，隨之而崩潰的就是拜占庭的世界貿易中心地位和一個偉大帝國的向心力與道德倫理體系。

堅挺與疲軟貨幣的交替不僅在西方歷史上反覆出現，在中國歷史上也是一樣。北宋年間，四川地區由於普遍缺少銅，因而在商業交易中不得不大量使用鐵錢。當時買一匹布要用2萬鐵錢，重約500斤，需用車來運輸，交易成本很高，嚴重製約了經濟發展。為了緩解這一問題，成都地區的一些地方商賈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家紙幣發行機構，他們以鐵錢為抵押發行了世界第一種紙幣“交子”。後來北宋政府於1024年開始發行“官辦交子”，抵押品被稱之為鈔本，一般為鐵錢，是發行紙幣量的近3成，即大致為3倍多的部分儲備金紙幣發行模式。在交子發行的最初100年間，交子發行量還比較有節制，社會經濟也的確獲得了長足發展，但到1160年左右，鈔本的比例已經降到了紙幣發行量的1/60，後來就乾脆捨棄鈔本，政府任意發行交子。到南宋末年，150年間的通貨膨脹率高達20萬億倍！實際上，南宋的貨幣體系崩潰在先，蒙古大軍的鐵蹄入侵在後。貨幣體系崩潰，政府稅收萎縮，國家戰爭動員能力衰竭，宋朝其實是亡於紙幣交子制度的崩潰。

金朝的下場與宋朝頗為類似，也是疲軟貨幣所導致的嚴重通貨膨脹最後葬送了江山。金國發行紙幣70餘年，物價上漲6000萬倍，終至民心大亂，財富創造絕跡，同樣是貨幣體系先於帝國崩潰。

到了元朝，雖然元朝政府力圖吸取宋金兩代紙幣制度崩潰的教訓，並在政策措施上進行了廣泛改革，創建了當時世界上第一個類似銀本位的貨幣制度，無奈戰爭、飢荒和驕奢淫逸的無度開支無法用自律的手段克制。元朝開始發行寶鈔不過20多年，貨幣就劇貶為原值的1/10，到了元末米價竟漲到元朝初年的6萬多倍，寶鈔制度徹底崩潰，民間拒絕接受官方的紙幣。在喪失了貨幣流通領域的情況下，元政府已無力控制財政和稅收，國力日衰，最終也是亡於貨幣崩潰。

明朝對紙幣制度的實驗又持續了150年之久，到1522年，明寶鈔貶值為原來價值的2‰，通貨膨脹肆虐。明政府終於被迫放棄了紙幣制度，轉而恢復了金屬貨幣制度。從宋到明，經過近500年的紙幣制度實驗，歷史最終得出的經驗是，紙幣這種不受約束的疲軟的貨幣制度不可能長期穩定。

從歷史的角度看，無論是宋朝的交子，還是元明的寶鈔，也包括美國獨立戰爭中的“殖民券”、南北內戰時期的“林肯綠幣”、納粹德國的“費德爾貨幣”，這些脫離商品屬性的紙幣，雖然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可以起到刺激經濟發展的作用，但只能作為一種應急的手段，而絕非長治久安之道。失去商品屬性的任何紙幣都將重蹈歷史覆轍。

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來，美元與黃金徹底脫鉤，人類社會第一次一起進入了一個沒有商品作為支撐的純粹信用貨幣體系時代。信用貨幣存在價值的前提就是創造信用的人必須守信用，以此為基礎的貨幣才會有價值。美國金融危機爆發的本質原因就是債務人無法遵守信用，所以依託這種債務所衍生出的美元也就必然出現巨幅貶值。信用貨幣的痼疾就是債務永遠存在違約風險，而基於這種風險之上的貨幣就不可能真正實現“財富儲藏”的功能。

歷史經驗表明，貨幣的“財富儲藏”、“交易媒介”、“支付手段”和“價值尺度”四大功能必須同時發揮作用，貨幣的運作機制才能穩定和持續。純粹的信用貨幣制度在缺乏“財富儲藏”這一核心功能之後，最終也將喪失“價值尺度”功能。純粹的信用貨幣這張承載世界經濟的桌子，僅僅運行了38年之後，在貨幣之桌的四腿殘缺兩條的情形之下，已經嚴重失衡，搖搖欲墜了。美國在目前57萬億美元的龐大債務總量之下，債務壓力以平均6%的速度遞增，僅僅10年之後的2020年，總債務的規模將達到駭人聽聞的102萬億美元，而其GDP的總額以3%的潛在可持續增長速度計算，屆時將僅為18.8萬億美元，僅債務的利息支付就將吃掉美國全部GDP的1/3，而且這一利息支付壓力將令人絕望地持續快速增加。如果美國玩的是一種公平的貨幣遊戲，那美國除了宣佈“破產保護”將不可能再有第二種選擇。

2020年，美國政府的社保和醫保潛在虧空將“貢獻”另一個100萬億美元的隱性負債。美國除了大規模印鈔以減輕債務支付壓力之外，將別無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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