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第40章 銀行家與情報網(4)

40.第40章 銀行家與情報網(4)

1942年他走訪了伯明翰大學,“隨意”檢查了皮爾斯和福里克實驗室工作進展情況,再“順便”到另外一個辦公室檢查奧里芬的工作。當時奧里芬正在做關於雷達方面的研究。奧里芬在1994年回憶錄中提到:“這是我跟他(維克多)唯一的一次見面,維克多想要知道這個項目進展的所有情況,他走訪了整個實驗室,閱讀了每一份研究報告,把這些報告中細節信息全部吸納,他並不是一個專家,但是他也並不裝出他懂得所有事情,而是不斷地問大量的問題,再做筆記,然後和我進行長時間的討論。討論圍繞科學實驗中所面臨的各種問題。他是個非常聰明的人,我非常喜歡羅斯柴爾德爵士。”

其實,情報五局的這種安全檢查,已經遠遠超出了一般安全保護的範圍。維克多實際上在了解所有項目進展的具體情況,尤其是技術性的細節。他趁奧里芬不注意的時候,從奧里芬的辦公室拿走了一個3英寸直徑的磁控電子管,這個磁控電子管有三個磁極用來產生短波,是用於雷達的尖端裝置。當晚維克多在他劍橋的家中,把這個裝置所有細節和部件進行了精密繪圖。維克多的繪畫功底相當了得,他根據自己的觀察和理解進行的三維立體繪圖,要遠比照相機拍出的照片更加明白易懂。很快,這張漂亮的三維立體圖的照片就出現在克格勃的辦公桌上。

第二天早上,維克多派人將磁控電子管送回給奧里芬,並附上一張紙條,上面寫道:“也許你應該加強你的安全管理。非常高興與你的會談。你忠實的朋友,維克多·羅斯柴爾德。”

奧里芬接到條子嚇出一身冷汗,因為磁控電子管丟了,他居然沒有發現。奧里芬完全沒有懷疑維克多的這一舉動,在某種意義上,他甚至是心存感激的,因為以維克多的位置和職責,他完全可以打報告批評奧里芬團隊的安全漏洞,這將給奧里芬實驗室帶來很大麻煩,但是維克多隻寫了一張便條善意提醒,真是高抬貴手。奧里芬不敢怠慢,立刻回復,馬上加強安全管理,確保所有的實驗設備不會在沒有登記的情況下被拿走。

1943年年初,維克多再次訪問了倫敦帝國學院湯姆森教授的實驗室,同樣也是用安全檢查的名義。湯姆森教授向維克多詳細解釋了如何用鈈製造原子彈的細節。但是湯姆森團隊雖然正確理解了原理,卻在反應堆中錯誤地使用了重水作為中子減速劑,從而導致了實驗失敗。

維克多很快又把湯姆森團隊研究進展,再次用精密的三維立體圖畫了出來,然後轉交給布朗特,布朗特再發給克格勃。後來蘇聯物理學家們反映,這些數據才是他們正在殫精竭慮尋找的,維克多的情報幫助他們大大縮短了研究時間。蘇聯多年之後承認1949年爆炸的第一顆原子彈,只是美國人設計的一個翻版,這種設計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新思路,幫助蘇聯的核物理學家理解了原子能反應堆的最基本原理。當時在整個英國和美國,甚至包括丘吉爾在內的政府高層和諸位首席科學家們,恐怕沒有一個人能夠像維克多一樣對原子彈的方方面面,知道得這麼全面和細緻。

維克多此時已經成為蘇聯不可或缺的戰略情報信息來源。他終於向蘇聯開價了。

維克多的對價:原子彈的機密交換以色列建國

蘇聯從1947年開始,在以色列建國問題上突然改變了一貫主張,明確支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重新建國。

在國際史學界,人們一直對此事大惑不解。要知道馬克思從一開始就堅定地反對猶太復國主義思潮。馬克思明確指出,建立猶太國家是一種幻想。他對猶太復國主義持堅決批判的態度。斯大林對猶太復國主義也是採取這種批判的態度。蘇聯成立以後,它在政治上對猶太復國主義的負面態度並未發生改變。蘇聯政府的官方態度立場鮮明,猶太復國主義被形容為猶太資本家用來剝削猶太工人的一種反動意識形態,而在巴勒斯坦成立猶太民族之家的思想被認為是歷史倒退,是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運動背道而馳的。1939年5月英國發表了白皮書,對猶太復國主義持反對態度。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之後,蘇聯在反對猶太復國主義方面有所緩解,但總的立場並未改變。

出乎所有人意料,在1947年4月,聯合國召開巴勒斯坦特別會議時,蘇聯的立場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表示支持以巴分治。蘇聯駐聯合國的代表葛羅米柯在聯合國作了長篇發言,對猶太人在戰時“遭到的極端不幸和苦難”寄予同情。因此,不能無視猶太人建立自己國家的願望。他代表蘇聯政府建議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獨立的、二元的、民主的和同樣性質的阿拉伯—猶太國”。如果這一方案不能得到實施,就應考慮“把巴勒斯坦分成兩個獨立的自治國家,一個是猶太國,一個是阿拉伯國”。他說,拒絕考慮或否定猶太人有實現這一願望的要求和權利“將是不公平的”。當1948年5月15日,以色列宣佈建國之後不久,蘇聯馬上予以承認,並於5月26日在以色列建立了大使館,之後還多方支持以色列。1949年5月11日,蘇美共同支持以色列正式加入聯合國。以色列的誕生極為罕見地獲得了兩個超級大國的共同支持。

對時間段的分析表明,維克多·羅斯柴爾德向蘇聯提供了大量重要的情報,尤其是原子彈設計方面的戰略情報與蘇聯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態度轉變有着明顯的時間相關性。

蘇聯的第一顆原子彈是在1949年8月29日成功爆炸的。換句話說,蘇聯突然對以色列問題進行政策調整的時間段,正與蘇聯積極準備原子彈試爆的時間段重合。

核武器對蘇聯無疑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美國於1945年擁有了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而蘇聯卻不得不生活在美國核武器的陰影之中。這種揮之不去的壓抑感令克里姆林宮寢食難安。只有擁有原子彈才能奠定蘇聯的超級大國地位。為此要害情報來交換以色列的建國,這樣的推斷應該是合乎情理的。剖析兩事件發生的時間段,明顯有着內在聯繫的一致性。

美國專業刊物《原子科學家新聞簡報》中曾報道,克格勃檔案館的檔案表明,蘇聯機構收到的第一份原子彈情報是在1941年10月抵達克里姆林宮的,這是英國核物理學家呼籲丘吉爾製造核武器的一份備忘錄的拷貝。它引起了蘇聯高層的一片驚慌,斯大林則認為這是假情報。而維克多“恰好”在1941年10月加入英國原子彈項目“合金管”的核心委員會,負責監控原子彈研發的所有步驟。

《原子科學家新聞簡報》中還報道:“1943年初,他(斯大林)任命物理學家、愛國青年庫爾恰托夫為蘇維埃原子彈項目負責人。與美國人的白手起家不同的是庫爾恰托夫手上已掌握了貝利亞的間諜們弄來的西方核研究的精髓。信使們將這些秘密資料運往莫斯科,然後轉往距莫斯科400公里的薩魯核武器製造場。在嚴格保密的情況下,蘇聯科學家開始仿製原子彈部件。”而維克多又是“恰好”在1943年初,以“安全檢查”為名訪問了倫敦帝國學院湯姆森教授的實驗室。湯姆森教授向維克多詳細解釋了如何用鈈製造原子彈的每一個細節。

維克多不僅對英國原子彈的研發有着最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同時對美國原子彈的情況也極為熟悉。維克多與美國原子能委員會主席萊威斯·斯兆斯(LewisStrauss)是密友。斯兆斯也是庫恩雷波公司的高級合伙人,與國際銀行家族關係非常緊密。

基於羅斯柴爾德家族在國際金融界舉足輕重的地位和維克多在英國情報部門所掌握的大量原子彈以及生化武器方面的核心機密,加之他在英國政治圈子裏的強大影響力和人脈關係,維克多的“情報資產”價值在蘇聯方面重重加碼。

此時維克多開口要價,讓蘇聯政府放鬆限制猶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控制,並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

在戰爭結束以後,維克多越來越公開和強烈地呼籲猶太人重返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國。當時他在英國議院發表了一系列這方面的演講,呼籲公眾關注此問題,這點引起了英國社會各階層的普遍關注。

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在以色列建國的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的利益衝突,所有阿拉伯國家都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猶太國家的建立。從阿拉伯國家的視角看,這些土地世代是阿拉伯人的根基,不可能允許猶太移民重新建立一個以色列國。

在錯綜而微妙的國際政治博弈中,維克多長袖善舞,施展着高超的政治技巧。他通過家族集團在媒體中的特殊影響力,利用媒體把自己塑造成一個中立溫和的猶太理性主義者,他被描述成在整個猶太世界中最親阿拉伯的政治人物。

1946年7月31日,在一場針對巴勒斯坦地位問題的論戰中,維克多走上了前台。

這場爭論由巴勒斯坦地區爆發的一系列恐怖主義行為引發,突出事件是由猶太恐怖主義分子發動的國王戴維賓館大爆炸,此次爆炸事件致使多名英國士兵喪生。

在演講中,維克多首度明確回應美國把巴勒斯坦分區的建議。他首先否認自己是一個猶太復國主義者,或者和猶太復國組織有任何聯繫,然後就開始聲情並茂地回顧幾百年來,猶太人在歐洲所受的種種迫害和欺壓。隨即他談到1939年英國外交辦公室所發表的著名的英國白皮書,該白皮書明確反對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定居。這被全世界猶太人認為是違背了1917年英國的“貝爾福宣言”,是一種可恥的背叛。維克多還引述了丘吉爾對白皮書的看法,“這明顯是對以前承諾的背叛,這是另外一個《慕尼黑協議》”。對於美國分區的建議,維克多的回復是,此建議的首要條件就是停止一切恐怖主義行動,在巴勒斯坦地區分佈的武裝力量必須全部解除武裝,這是新猶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的先決條件。他認為當前局面對猶太人明顯不利,因為在巴勒斯坦周圍強敵環伺,眾多隨時準備使用武力的阿拉伯國家正虎視眈眈。換言之,維克多認為在巴勒斯坦地區的猶太武裝組織,應合理和必要地存在並發展。

維克多在歷史回顧這部分動情地指出,猶太人經過了2000多年的流浪,終於能夠回歸屬於他們自己的土地和曾經生活過的家園。他怒斥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強調猶太人在“二戰”中所遭受的極端恐怖的對待,使猶太人現在變得必須且刻不容緩地要擁有真正屬於自己的避難所,從而防止未來任何迫害的發生。他這番講話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對於羅斯柴爾德家族來說,戰爭並沒有結束,他們對以色列建國的決心是絕不會動搖的。

而此時擺在蘇聯面前的牌局則越來越明晰,如果蘇聯想繼續得到維克多和其他猶太科學家在原子彈研製上的合作,就必須要在外交上作出妥協,支持以色列建國的理念。

蘇聯對以色列建國的支持從1947年開始到1967年為止,僅僅持續了20年,其後蘇聯對以色列的態度,再次回歸到幾百年來的傳統軌道上。

而“劍橋五傑”也正是在同樣的時間段紛紛暴露,維克多本人則是在20世紀60年代初停止了同克格勃的合作。

維克多·羅斯柴爾德爵士面對質疑他與克格勃關係的大量“傳聞”,特意於1986年12月在英國的報紙上發表了一封公開信:“我不是,也從來不曾是蘇聯的間諜。”

“目標巴頓”

2008年11月,美國出版了一本內容極具爆炸性的書——《目標巴頓》(《TargetPatton》)。書中論述美國“二戰”著名將領巴頓將軍實際上並非死於車禍,而是被謀殺。

在美國軍界和史學界很早就有類似的說法,歸納起來有幾種謀殺動機的推測:一種說法是德國納粹乾的。可是戰爭已經結束,德國納粹基本上土崩瓦解,謀殺美國將軍對影響戰爭進程已毫無意義,這種可能性不是很大。

另一種說法是蘇聯方面所為。因為巴頓對蘇聯的態度一貫敵視,他在“二戰”結束的時候,甚至囂張地要求美國釋放德國納粹黨衛軍,他將帶領他的部下和納粹黨衛軍一起向蘇聯軍隊發動進攻,因此蘇聯倒是有謀殺巴頓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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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戰爭2:金權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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