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第37章 銀行家與情報網(1)

本章導讀

金融從誕生之日起，其本質從來就不是空洞虛幻的理論探討，而是冷酷精確的情報實踐。金融家的境界就是利用信息不對稱，在市場上尋找、發現、捕捉套利的機會。金融家的最高境界則是創造信息不對稱，在市場上干擾、欺騙、迷惑其他參與者的思維與判斷，從而製造套利的機會。

金融家的最大學問不在於如何保持信息的公平，而在於怎樣實現信息的操縱。如果市場是由人所組成，而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話，那麼市場信息的均勻分佈就是一個從來不曾有過，也永遠不會出現的“烏托邦”幻想。而建立在“烏托邦”之上的一切理論體系，在金融超級玩家眼裏，永遠是創造信息不對稱的絕妙手段。

沿着信息傳播的軌跡，發現信息產生的源頭，把孤立的信息進行集中，對雜亂的信息實行分類，在分類的信息中建立聯繫，將扭曲的信息進行還原，從而得到信息的製成品——情報。這一過程的逆向執行，就是反情報手段。金融市場之中，無時無刻不存在着情報與反情報高手的博弈。

所以，金融和情報永遠是一家人。

國際情報體系的建立和發揮，從很大程度上，體現着國際銀行家的意志，它從利益出發，圍繞着利益進行，並最終向利益回歸。深刻理解國際銀行家的意志，明白他們的利益格局，對我們正確看待當今世界國際情報機構的核心功能和服務對象，具有重要的價值。

克格勃的“劍橋五傑”

對國際情報組織有所了解的人，恐怕無人不識金·菲爾比（KimPhilby）的大名。菲爾比作為蘇聯克格勃的高級間諜，卧底英國情報部門時間長達20餘年，又是英國派駐美國CIA（中央情報局）的高級聯絡官，負責協調英美兩國情報系統的反蘇聯間諜行動，其位置之關鍵，潛伏時間之長，對英美間諜網絡破壞力之大，堪稱冷戰之最。

英美反蘇聯間諜行動的最高首腦竟然自己就是蘇聯間諜，天下恐怕沒有比這更滑稽更諷刺的事了。菲爾比1963年經貝魯特叛逃蘇聯，並在1965年獲得蘇聯紅旗勳章，1968年出版了自己的回憶錄《我的無聲戰爭》（MySilentWar），很快登上世界各國的暢銷書榜。菲爾比事件也許是英美情報機構有史以來最大的醜聞了。

其實，菲爾比並非孤軍奮戰在英美情報系統內部，他身邊有一個聞名於世的核心團隊——“劍橋五傑”（CambridgeFive）。其中成員——五個劍橋大學時代的“鐵哥們”後來成為蘇聯克格勃打入英美情報圈的中堅力量。

他們當中最早暴露身份的是麥克林（DonaldDuartMaclean）和伯吉斯（GuyBurgess）。

麥克林曾在英國情報五局（反間諜）和六局（對外情報）擔任重要職務，後來轉到華盛頓英國駐美國大使館負責情報工作。大量有關原子彈的研發以及丘吉爾與羅斯福、杜魯門總統之間的政策制定進展等關鍵信息，源源不斷地通過麥克林之手傳到了蘇聯克格勃。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麥克林最早向蘇聯透露了“馬歇爾計劃”的真正企圖。

“馬歇爾計劃”本質上是個一石數鳥的妙計，其核心就是通過該計劃替代德國的戰爭賠償，在實現以美國金融勢力集團主宰歐洲重建的同時，嚴重打擊蘇聯經濟的重建進程。《雅爾塔協議》和《波茨坦公告》中明確了蘇聯從德國獲得戰爭賠償，可以用德國的機器設備、工業企業、汽車、輪船、原材料等形式來支付，而當時蘇聯受到的戰爭損失極其嚴重，幾乎喪失了出口賺取外匯的能力，因此德國的戰爭賠償將成為蘇聯經濟重建過程中最重要的外部資源。“馬歇爾計劃”的核心就是變相廢除德國對蘇聯的戰爭賠償，代之以美國向歐洲提供金融援助。雖然表面上該援助同時也向蘇聯和東歐開放，但“馬歇爾計劃”所提出的經濟自由化等條件與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格格不入，從而“被迫”將蘇聯排除在援助範圍之外。

“馬歇爾計劃”的另一“妙處”就在於將美國納稅人的金錢用於“賠償”歐洲國際銀行家在戰爭中的損失。“馬歇爾計劃”其實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道威斯和楊計劃的翻版，這筆高達130億美元的巨款被“借給”了歐洲的銀行家們，除了德國之外，其他人從來就沒有償還過這筆錢。其實，對於國際銀行家而言，戰爭的輸贏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分別，無非是由誰來付債還錢罷了。奇怪但並不意外的是，作為戰勝國的美國的納稅人卻成了兩次世界大戰最大的買單者。

正是麥克林的準確情報使蘇聯方面從一開始就看透了“馬歇爾計劃”的底牌。蘇聯不僅拒絕加入該計劃，同時還強力阻止其他東歐國家加入，並且加速從德國撤除各種重工業裝備。

1951年5月25日麥克林38歲生日那天，已經被英國情報部門懷疑的麥克林與另一位“劍橋五傑”之一的伯吉斯一起叛逃到蘇聯，獲得了蘇聯克格勃的上校軍銜。

“二戰”正酣時，伯吉斯在英國外交辦公室（ForeignOffice）工作期間與另一位“劍橋五傑”安東尼·布朗特爵士（SirAnthonyBlunt）一起將大量盟軍戰略計劃和外交政策轉給了克格勃。伯吉斯後來也被派到華盛頓的英國大使館工作，並與菲爾比住在一處。他叛逃蘇聯之後，因大量酗酒死亡。

“劍橋五傑”中第四位暴露的就是安東尼·布朗特爵士。他曾在英國情報五局從事反間諜工作，將大量破譯的德國軍事情報泄露給蘇聯。戰爭結束前，他被英國王室秘密委派前往德國尋找英國溫莎公爵與希特拉之間的密信，還有英國維多利亞女王與她的德國親戚之間的通信。維多利亞女王是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的外祖母。1956年安東尼被英國王室晉封為爵士，後來擔任劍橋大學藝術史教授。他的蘇聯間諜身份暴露后，其爵士封號被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剝奪，隨後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公開點名布朗特爵士是蘇聯間諜。英國輿論嘩然。1983年，安東尼·布朗特死於倫敦的家中。

但是，“劍橋五傑”中第五個人的身份一直沒有暴露，這早已成為世界情報界的重大懸疑。多年以來，人們對“第五個人”到底是誰眾說紛紜，爭論不休。

國際著名的情報學家羅蘭德·培瑞（RolandPerry）以大量的事實明確指出，維克多·羅斯柴爾德正是那個神秘的“第五個人”。

“第五個人”

其實，羅斯柴爾德家族堪稱國際情報系統的鼻祖。早在拿破崙戰爭期間，羅家就以早於市場24小時的滑鐵盧戰役進展情報，一舉在倫敦金融市場上獲得了驚人的利潤。對於大量從事跨國金融市場套利的國際銀行家族而言，情報的準確和快速是賺錢的“第一生產力”。技術發明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情報系統的發展方向。在沒有電報電話的時代，羅家率先發明使用信鴿來傳遞金融市場的數據和交易指令。為防止信息在傳遞過程中被截獲而泄露機密，羅家還創造了一整套信息加密技術。情報學對於羅家而言，可謂是家學源遠流長。

羅家第三代男爵傳人維克多·羅斯柴爾德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成長起來的。

維克多作為家族英國分支的繼承人，承載着家族厚重的榮譽和殷切的期望。從他的祖先老梅耶·羅斯柴爾德起家以來，歷經祖爺爺內森在拿破崙戰爭中稱雄倫敦金融城，太爺爺萊昂內爾拿下蘇伊士運河，爺爺奈提（Natty）資助羅茲家族開發南非、壟斷全球鑽石生意，並建立起後來深刻影響英美精英的羅茲獎學金等等數不勝數的傳奇戰績，只是他的父親查爾斯似乎是家族傳承鏈條上一個弱節，因患有嚴重的抑鬱症，最後由於無法忍受長達6年失眠的痛苦而選擇了自殺。當時，維克多年僅12歲。但是作為家族事業的接班人，他責無旁貸地承擔起了各種無與倫比的壓力。

第一重壓力就是種族問題。作為猶太人，他有一種高度敏感的被歧視情結，同時又存在着極其強烈的優越感。雖然飽受排擠和歧視，但是猶太民族堅信唯有自己是聖經約定上帝的選民，作為全世界的統治者，他們的權力是與生俱來無可替代的。猶太人具有極其強烈的自尊，混合著極其強烈的被壓抑感。而強大的心理落差往往能夠產生強大的動力和韌性。

第二重壓力就是家族的盛名。由於羅斯柴爾德縱橫國際金融界已達百年之久，對世界近代史產生了重大影響，盛名之下的壓力也決不輕鬆。小維克多所在的貴族學校中，大部分同學都出身於顯貴家族。但當小維克多說出他的家族姓氏時，所有同學還是會流露出敬畏的神情。不過，這種顯赫的名譽和地位更是一種壓力，在這樣的盛譽之下，容不得小維克多有半點失態和不及別人之處，他必須也只能永遠是第一。

第三重壓力就是智商的挑戰。維克多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他的智商高達184。這是後來納粹專家根據他各方面的表現作出的一個評估。維克多的確是一個非常多才多藝的人，他既是業績卓著的銀行家，也是著名的反間諜專家，同時還是生物學家，又對原子核物理學相當精通，對於繪畫、藝術和音樂也有很深的造詣。維克多不斷地學習各種新的知識，終其一生也沒有空閑的時候。

進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青年維克多能量充沛，喜歡冒險。當時他廣泛涉獵多種學科，包括物理學、生物學、心理學等。他對自然科學一直有着濃厚的興趣，同時還特別喜歡法語。在學法語的時候，他找了一個比他大三歲的學長來做課外家教。此人就是後來著名的安東尼·布朗特爵士，第四位暴露的“劍橋五傑”。

布朗特與維克多的關係發展很快，布朗特經常一對一地教維克多法語的發音。

布朗特1928年5月上大二時加入了劍橋大學三一學院著名的秘密組織“使徒會”（CambridgeApostles）。這一組織是1820年由12個所謂的“使徒”發起建立的秘密組織，成員是整個學校最聰明的12個本科生，不僅如此，這12個人必須出身顯貴，在英國上層社會中家族人脈廣布。這樣的兩個要求確保了“使徒會”的成員未來必定成為英國的統治精英。布朗特後來成為維克多加入“使徒會”的“入會介紹人”。

布朗特除了介紹維克多加入“使徒會”之外，還引領另外一個重要人物“入門”，他就是伯吉斯，“劍橋五傑”中第三個暴露者。1932年11月12日，伯吉斯和維克多雙雙加入了“使徒會”，從此形成了以布朗特、維克多、伯吉斯等人為核心的一個小團體。

“使徒會”的圈子

“使徒會”的成員所形成的圈子有着一套完備的信仰價值體系、組織形式、選拔機制和活動儀式。他們在一起聚會不是大家吃吃喝喝的輕鬆社交，而是基於深刻的歷史淵源、家族背景關係、高智商的相互仰慕，進行旨在未來“更好地”管理社會的高端嚴格訓練。他們的共同之處在於，對未來社會改造有着強烈動機。換句話說，這是政治野心遠大的一圈人，他們絕不僅僅是一個學術團體，也不僅僅是一個同學會，更不僅僅是一個普通的秘密組織。由於他們超凡脫俗的家世、財富、智商和能量，尤其重要的是，他們都秉承讓社會按照他們的意志運轉的“精英”情結。這樣一群人組織在一起，並成為終身永不背叛的盟友，他們相互提攜，相互鼓勵，結成了一個堅不可摧的利益共同體，這就是“使徒會”的傳統。能夠把這樣一群高智商、高能量的人凝聚在一起的紐帶，絕不僅僅是利益，信仰才是更為深層的力量。

經“使徒會”的朋友介紹，維克多認識了當時在劍橋非常有名的蘇聯科學家彼得·卡皮察（PeterKapitza）。卡皮察是世界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的獲得者。卡皮察當時接受了英國皇家科學院的邀請來到劍橋的盧瑟福實驗室工作。卡皮察一到劍橋，就組建了“卡皮察俱樂部”，在劍橋頗有名氣。這個俱樂部把當時劍橋最優秀的一批物理學家請來討論物理學的最新進展。劍橋的物理學家們打趣說，卡皮察發起這個活動的目的就在於可以定期從這幫傑出物理學家的信息交流中及時得到最新、最前沿的物理學的進展，而他自己不必再去讀那些枯燥的論文。其實，卡皮察還負有不為人知的使命，就是將從劍橋所收集到的各種物理學的最新進展信息，分門別類整理成物理學前沿發展報告，定期送往莫斯科。

當時年輕的維克多的確被卡皮察的一套理念所吸引，即蘇聯發展出來的世界上第一套社會主義政治系統。這種稱為科學社會主義的政治系統以嚴密的科學規律為理論基礎，構建起完整的社會和經濟體系。維克多最感興趣的就是物理學和自然科學，所以當他聽到這樣的理念，體會到這是用科學原則，像工程師那樣精確地制定社會發展計劃，使整個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系統運作全部依賴於精密的、客觀的科學理論和規範，他的直覺立刻發現這是一個奇妙而高超的想法。當時這套思想理論不僅迷住了維克多，在劍橋大學的精英“使徒會”圈子裏也頗有市場。

“使徒會”經常組織各種討論活動，每個人都要發表一篇論文，集中探討社會運作方面的問題。在大家提交的研討課題中，多半是以蘇聯的此種模式和蘇聯的相關經驗作為研究重點。在這個小集團成員們的頭腦中，普遍認為蘇聯的此種模式可以解決全世界的各種危機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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