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第35章 希特拉“新政”(6)

當然，納粹政府的上述做法，遭到了帝國銀行董事們的強烈反對，但卻無力阻止它。在銀行家的反對聲中，希勒特繼續發力，帝國銀行的獨立性亦逐步削弱。1937年2月，《帝國銀行新秩序法》頒佈，規定帝國銀行董事會由元首直接領導，帝國銀行的獨立性被徹底剝奪。到1939年，帝國銀行董事會也被最終解散。同年，納粹政府又頒佈《帝國銀行法》，規定：停止黃金兌換紙幣；由40%黃金和外匯構成的發行準備可全部由就業匯票、支票、短期國庫券、帝國財政債券和其他類似債券替代；中央銀行對帝國提供的貸款數額最終由“領袖和帝國元首”決定。這實際上意味着德國在貨幣制度上，已經從羅斯柴爾德的“黃金十字架”下爭得了自由。至此，納粹政府最終完成了中央銀行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國有化。

為了避免國際銀行家的強烈反彈而壞了大事，希特拉只能徐圖緩進，用了整整6年時間，才終於將中央銀行大權抓到了自己手中。

“費德爾貨幣”：德國的林肯綠幣

費德爾一直堅持的理論就是奧爾格·弗里德里希·克納普的貨幣名義價值理論，他的著作《國家貨幣論》（TheStatetheoryofMoney）提出了貨幣是法律的產物，所以研究貨幣理論必須要研究法律的歷史。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就是支付手段的法律化。判斷什麼是貨幣，什麼不是貨幣，只有一個標準，就是這種貨幣能不能作為被政府接受的支付手段。在這個理論之下，政府擁有貨幣定義權，而不再依賴控制在國際銀行家手中的黃金。只要政府願意，它可以任意指定一種石頭或者一根木棒作為法定貨幣，用於向政府繳納稅收。換句話說，貨幣將完全沒有稀缺性可言，也不作為財富儲藏，它僅僅是一個用作交易的流通符號，不需要任何內在價值。

1932年，《納粹黨經濟緊急綱領》將這種理念進行了政策化闡述，它反駁了當時流行的“資本缺乏論”的觀點，如果貨幣僅僅是作為交易符號使用，當然就不存在“稀缺”的問題。綱領指出：“我們經濟上的問題並不是由於缺乏生產資料，而是由於現存生產資料沒有得到充分使用造成的。要減少失業，現今最緊迫的任務就是要使閑置的生產資料被利用起來，並通過大量公共勞動計劃，如開墾荒地、改良土地、修築高速公路與運河、興建工人居住區等來複蘇內部市場。為資助這些計劃，應投放生產性貸款。這種貸款的20%～30%可通過籌措來滿足，餘下主要部分可通過節省下來的失業資助金、提高的稅收來滿足。”

“投放生產性貸款”的錢從哪裏來呢？費德爾的觀點就是，完全繞開傳統的貨幣理論的限制，擺脫黃金儲備和外匯儲備的制約，政府可以創造一種新形式的貨幣“創造就業匯票”（MefoBill）來進行生產性貸款。費德爾的想法帶有強烈的“野路子”色彩，在他看來，一邊是大量“閑置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一邊是“資本缺乏論”，而正統理論家強調，由於缺乏貨幣，所以造成了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閑置。他們的書本上說貨幣必須由“負責任”的銀行家們提供，而現在銀行家不願提供，所以經濟危機就沒治了。費德爾則認為，這種邏輯完全是荒謬的，活人豈能被尿憋死？如果銀行家不願提供貨幣，那麼政府可以直接創造貨幣，這些“創造就業的新貨幣”一旦進入實體經濟，立刻就可以將“閑置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盤活，從而創造財富和就業。

科班出身的沙赫特就“新貨幣”方案與費德爾進行了反覆論戰，代表銀行家利益的沙赫特對這種繞開銀行家由政府直接創造貨幣的方式，從本能上就極端反感，他甚至直斥費德爾的建議是“來自利益集團的非常瘋狂和極端的聲音，這些利益集團的目的是徹底顛覆我們的貨幣和銀行系統”。沙赫特勸說希特拉，不要把這種“最愚蠢、最荒謬和最危險的想法付諸實踐，這些愚蠢的想法往往來源於納粹黨內對銀行和貨幣非常愚蠢的見識”。

老謀深算的希特拉聽懂了費德爾的理論，也明白沙赫特的立場，剛上台不久的希特拉不願得罪沙赫特和他背後的金融勢力，所以一方面把建黨元老和納粹經濟理論奠基人費德爾“請”去擔任某些閑職，一方面任命沙赫特就任他的經濟部長，以示對金融勢力集團“言聽計從”的謙恭態度。不過，希特拉決心已定，“創造就業匯票”的實踐一定要進行，而且下令沙赫特儘快拿出一個方案來。

沙赫特扛不住希特拉的執拗，於是拿出一套實施方案。沙赫特建議成立一家註冊資本金僅為100萬馬克的“影子公司”MEFO（MetallurgischeForschungsgesellschaft），這個公司可以理解為代表德國政府，由MEFO向能夠創造就業機會的各種公司“採購”商品和服務，支付方式就是“創造就業匯票”，這是一種利息為4.5%，期限3個月的短期匯票，期滿后可以反覆展期，最長不超過5年。當企業主拿到“創造就業匯票”，就可以到任何一家德國銀行進行“貼現”，取得德國馬克現金，然後僱用工人，採購原材料，組織生產。拿到“創造就業匯票”的銀行可以自己持有這些匯票，也可以送到中央銀行進行“再貼現”，得到現金。

“創造就業匯票”屬於納粹的一種相當前衛的“金融創新”，而且效果非常明顯。它的設計目的在於解決一系列重要難題：

第一，協約國，尤其是法國，對德國中央銀行向德國政府直接發放信用設定了1億馬克的法律上限，美其名曰防止再次出現超級通脹，實則是嚴格限制德國政府的開支能力，從金融上防止德國重新大規模整軍備戰。“創造就業匯票”的設計將繞過這一法律限制，幫助德國政府從中央銀行取得更多的信用；

第二，由於“創造就業匯票”被納粹政府通過MEFO公司直接支付給創造就業的公司，它實現了一種類似貨幣的功能。從這個意義上講，“創造就業匯票”相當於林肯政府在美國南北戰爭中發行的“林肯綠幣”。不過“創造就業匯票”用於創造就業，而“林肯綠幣”直接被投進了戰火。其實質，就是政府重新獲得了發行貨幣的權力；

第三，“創造就業匯票”是由政府直接支付給能夠創造就業的企業，從而使政府得以貫徹以“就業”為中心的經濟政策，而避開了商業銀行放貸中的“利潤導向”在衰退時期必然產生的“惜貸”傾向及通貨緊縮的問題，而且確保了新增貨幣直接進入實體經濟循環，將閑置的生產資料和工人重新組織起來進行生產，從而創造出更多的財富來對應擴張的信用；

第四，由於德國中央銀行的黃金和外匯儲備嚴重短缺，1929—1933年，從26億馬克急劇降到了4.09億馬克，到1934年，僅剩下8300萬馬克，貨幣供應量嚴重不足。按照傳統經典的貨幣理論，德國已經瀕臨破產，強大的生產能力在嚴重的“資本短缺”中將被活活地餓死。“創造就業匯票”的金融創新，擺脫了黃金和外匯的制約，德國人用實踐證明了所謂經典貨幣理論並不靠譜；

第五，“創造就業匯票”實現了秘密重整軍備而難以被外界察覺的作用；

第六，年息4.5%的“創造就業匯票”為企業提供了一種方便和低成本的融資方式。

儘管“創造就業匯票”的實際執行者是沙赫特，但它的思想和靈魂來自於費德爾。

“金融創新”挽救了德國經濟

1933年5月31日，德國政府宣佈發行10億馬克的“創造就業匯票”，它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支付特殊的技術工程項目。這些可再展期的票據被政府支付給僱主，僱主將承辦大型項目並僱用大量工人，這樣從企業主一直到普通家庭，都能夠從“創造就業匯票”獲益。當這些票據流入銀行系統中之後，將會不停地產生放大效應，而且這種票據可以在德國中央銀行進行再貼現，這意味着“創造就業匯票”和黃金、外匯、長期國債一同構成了德國貨幣供應的基礎。

初期的“創造就業匯票”中的大部分，從來沒有拿到德國中央銀行進行再貼現，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4.5%的利息比較有吸引力，大量銀行和其他機構選擇持有這些票據，而不是進行再貼現。據統計，從1933年到1938年，“創造就業匯票”的發行量逐年上升，到1938年的餘額高達120億馬克，佔全部政府赤字開支的85%。其中大約有一半用於向直接創造就業的企業進行融資，另一半被用於德國秘密的軍事擴張。

“創造就業匯票”的一個重大優點就在於，它把真正的購買力放到了德國新被僱用的工人手上。隨着這些票據流通量的加大，閑置的資源利用率大幅上升，而失業率迅速下降。

在公共工程方面，特別是在建設新興中產階級的住房領域，“創造就業匯票”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1932年德國大約有14.1萬棟住房，而到1934年，大約有28.4萬棟各種住宅建成。顯然“創造就業匯票”使德國在建的住宅面積在兩年之內翻了一番。同時這些錢還用於修建德國的公路系統，“創造就業匯票”建成的公路里程高達數千公里，形成了覆蓋全德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網。

希特拉所採取的經濟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對德國中產階級和貧困階層產生了強有力的保障作用，也招致外國銀行家的強烈不滿和嚴重關注。德國由政府直接發行的“創造就業匯票”這種近似貨幣，在很大程度上繞過了國際銀行家對德國經濟的控制。一些經濟學家相信，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根本原因之一，在於德國政府靠自己發行貨幣，完全擺脫了英美對它的控制。由於外匯和黃金緊缺，德國必須向英美的國際銀行家借貸，這種債務關係就使得德國的政治、經濟、政策和相關重要利益，受到國際銀行家直接和間接影響。但如果把這個環節給邁過去的話，希特拉就掌握了德國經濟發展的決定權。

希特拉執政初期，取得了巨大的社會認同感和民眾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使德國的經濟發展擺脫了英、美主流經濟學理論的束縛，重建了德國經濟。可以說，國際銀行家對希特拉這一寶是明顯地押錯了。希特拉是不會甘心充當別人傀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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