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第33章 希特拉“新政”(4)

除了藉助沃伯格與華爾街庫恩雷波公司的密切聯繫，從沙赫特的經歷來看，他本人與英美金融界也頗有淵源。早在1905年他隨同德累斯頓銀行董事會訪美時，就會晤過JP摩根本人。在1923年他就任德意志帝國銀行行長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往倫敦拜會英格蘭銀行行長諾曼，並在那裏與諾曼建立起了終生的友誼，後來諾曼甚至成了沙赫特一個孫子的教父。沙赫特英語說得比德語還流利，以至於幾十年後對他的審判採用英德雙語進行。在戰後審判納粹戰犯的紐倫堡法庭上，只有3名被告犯罪指控沒有成立，被當庭釋放，當過納粹經濟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為整個戰爭籌集資金的沙赫特就是其中之一，蘇聯代表尖銳地指責“資本家永遠不會受懲罰”。

隨着希特拉“新政”的全面實施，德國經濟日益好轉，失業人口直線下降，軍事力量迅速強大，特別是1936年德國柏林的奧運會圓滿召開，使德國民眾“四海歸心”，希特拉的羽翼漸漸豐滿起來。

德國奧運會之後，沙赫特開始隱隱感到形勢不妙，不僅經濟過於偏重軍工造成結構失衡，更令沙赫特擔心的是希特拉的最終目的似乎“不單純”。與此同時，希特拉不動聲色地着手分化他的經濟大權了。

1936年秋，希特拉任命戈林為復興德國經濟“四年計劃”的執行人，並建立新的政府機構具體負責實施。很明顯，這一新機構的設置與沙赫特的帝國經濟部產生了嚴重的功能重疊，最後不可避免地引發了沙赫特與戈林的權力爭鬥。

作為自由主義學派在德國的掌門人，沙赫特在理論上對一切國家計劃下的經濟頗不感冒，又看到該計劃在直接弱化自己的權力，自然對所謂的“四年計劃”深惡痛絕，他立刻採取行動抵制和抗爭。希特拉卻不斷地在沙赫特與戈林之間和稀泥，練起太極推手。眼看着大量的工業與軍火訂單源源不斷地湧向戈林那裏，自己這邊越來越“門前冷落鞍馬稀”，沙赫特逐漸明白過來，自己被希特拉給耍了。

於是，1937年8月，沙赫特向希特拉遞交了辭呈，希特拉經過3個月的“好言挽留”，最後於11月正式免去了沙赫特的經濟部長職務。沙赫特不甘心就此認輸，他仍是德國中央銀行的行長，還想利用貨幣發行權做最後的抗爭。從1938年開始，沙赫特拒絕再對“創造就業匯票”進行再貼現，他與希特拉的矛盾終於激化了。而此時的希特拉，已經從法律上完成了國有化中央銀行的所有準備。1939年1月，沙赫特被免除帝國銀行行長職務，雖然還保留着內閣成員的虛銜，事實上已經被希特拉一腳踢出了德國的權力中心。沙赫特離開中央銀行位置的消息被隱瞞了5個多月，直到大戰爆發前的最後時刻。希特拉的政治權術與沙赫特的金融謀略堪稱絕世高手過招，不過政治終究壓倒了金融。

1944年，沙赫特涉嫌參與了謀殺希特拉的史坦芬堡事件，被送進達豪集中營。沙赫特不但沒有完成監視希特拉的重任，反而被希特拉玩於股掌而沒有覺察，由此產生報復的念頭倒也是人之常情。

大棋局

當1933年希特拉在國際銀行家的扶持下，終於如願以償地登上德國元首的寶座時，世界上的幾個重要的勢力集團正在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盤。

大英帝國的統治精英階層毫無疑問地堅信英國的制度是世界歷史上最完美的社會組織形式，它不僅應該在現有的英帝國版圖之內被實施，而且應該在全世界的所有國家得到更廣泛的推廣，其核心利益在於鞏固和強化大英帝國的全球霸權體系。此時的大英帝國，已達到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勢力範圍，在歐洲大陸，最大的戰略挑戰者德國已經被徹底打垮，在凡爾賽體系之下，其經濟潛力和軍事潛力已受到根本性的壓制。德國西邊的世仇法國已被英國牢牢地拴在了自己的戰車上，戰爭的巨大損失和德國的潛在威脅，使法國必須依賴英國才能生存。

在非洲，英國的勢力範圍包括大部分非洲大陸，多達21個國家臣服於大英帝國，大量原材料和自然資源任由英國取用；在中東，英國控制着從巴勒斯坦、沙特到伊朗、伊拉克的大部分中東地區，掌握着中東石油的源頭；在亞洲，英國統治着從印度、馬來亞到緬甸、中國香港的大片地區，龐大的人力資源、自然資源和戰略要道悉數被英國控制着；在大洋洲，有澳大利亞、新西蘭等英聯邦附屬國作為工業原材料後盾；在美洲有加拿大、圭亞那、牙買加、巴哈馬等為大英帝國提供着從海軍基地到自然資源無窮無盡的戰略補給。

英國還擁有世界上最為強大的海軍霸權力量，控制着世界所有重要的水道。20世紀30年代初的大英帝國，環顧全球，志得意滿。

當然，英國也有一些隱憂，如美國驚人的工業潛力。不過在英國統治精英的思維慣式里，美國仍是一個英國曾經的殖民地，缺少全球戰略。金融中心剛剛起步，投機嚴重，監管混亂；生產能力嚴重過剩，本國市場無法消化，嚴重依賴英國控制下的全球市場需求；幾乎沒有海外殖民地，缺乏資源定價權；美國的軍隊當時還屬於業餘段位，缺乏全球軍事基地。

因此，英國控制美國的方式非常簡單：英國決定着世界資金成本，英國壟斷着世界資源價格，英國控制着全球訂單流向，英國劃分着世界市場需求，英國保護着貿易航運通道。這五個戰略制高點牢牢掐住了美國的喉嚨，美國就永遠只是大英帝國的全球生產車間，而且控制車間的股東還是英國資本。一句話，英國將自己定位成全球市場的組織者，而美國僅僅是生產者。只要沒有顛覆整個世界格局的大規模戰爭，英國完全不必擔心美國試圖“篡權”。

唯一令英國人真正擔憂的是蘇聯的潛力。儘管20世紀30年代初的蘇聯剛剛從戰爭的混亂中緩過一口氣來，各行各業仍然百廢待興，但是蘇聯的經濟發展模式卻引起了大英帝國的極度緊張。如果社會主義的經濟模式能夠在不進行殖民擴張的前提下實現工業化，同時建立起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這就不僅僅形成了嚴重的軍事挑戰，更加危險的是蘇聯模式將“搞亂”全世界的思想意識。如果蘇聯自力更生地實現了富國強兵的目標，那英國的殖民模式將在反襯中顯得醜陋無比，而無法維持其合理合法的統治秩序。因此，蘇聯被英國鎖定為最危險的敵人。

在英國看來，德國納粹的興起有利有弊，弊端是德國重整軍備形成了對英國的威脅，好處是英國有了一個得力的打手去對付蘇聯這一死敵。英國並沒有把納粹太放在心上，首先是一種心理上的強烈優勢，德國的經濟在凡爾賽體系的消耗下，已經脆弱不堪，國際銀行家又徹底控制了德國的中央銀行和金融系統以及重化工業的命脈，希特拉不過就是個前台傀儡。只要能控制納粹的命脈，就不怕他們反戈一擊。如果引導德國強大後去對付蘇聯，對英國來說，當真是件令人歡欣鼓舞的好事。所以，英國的統治精英內部在納粹問題上分裂為兩派，一派是親德派，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的“溫莎公爵”，另一派是對德國產生了恐懼後遺症，堅決反對任何讓德國重新崛起的思路，這一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後來的首相丘吉爾。

美國的新興金融勢力集團卻有自己的一套戰略考慮。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隨着美國工業實力的爆炸性增長，美國的統治精英就已經開始謀划如何取代大英帝國而成為新的世界霸主。畢竟是實力決定心態，心態決定視野，視野決定戰略！

在美國看來，英國最大的強項，也正是英國最大的死穴。英國的全球生產、資源、市場的大分工最核心的問題就在於英國本土的工業空心化，而英國沾沾自喜的金融中心如果離開了扎紮實實的實體經濟，僅僅附着在全球分工的鬆散利益共同體上，一旦天下有變，就將立刻變得脆弱不堪而土崩瓦解。

因此，一場大規模的戰爭，美國既能夠從中大獲戰爭紅利，又能極大地削弱英國的統治地位，為取而代之創造機會，這完全符合美國新興金融勢力集團的戰略利益。

而國際猶太金融勢力在打垮英國殖民體系、奪取巴勒斯坦以便重建大以色列國的戰略思路上與美國新興金融勢力集團一拍即合，華爾街的兩大勢力集團形成了高度默契，雙方互相借力，水乳交融，共圖大事。

此時的歐洲格局出現了戲劇性的局面，英國的首要敵人鎖定為蘇聯，美國新興金融勢力的目標指向取代英國，猶太金融勢力主攻以色列復國，這三股勢力的共同之處就是為了各自不同的目的希望掌控一個能夠當槍使的強大德國。

希特拉明白各派勢力都在利用他來實現各自的目的，但希特拉有着自己的盤算，他完全不能接受被支配和控制的地位，準備反利用各方來實現自己的戰略目標，希特拉決心要在複雜的國際戰略遊戲格局中充當主導者的角色。

納粹德國的社會權力平台

很多人誤認為納粹政權是一個獨裁政權，擁有着社會運作的所有權力，它可以隨心所欲地支配一切社會資源，希特拉可以決定所有人的命運。實際上，作為政治家的希特拉必須依靠德國社會的四大權力平台的配合，才能運作政府。

在“一戰”爆發之前，德國社會權力平台中排在第一的是軍隊，第二是容克地主階層，第三則是官僚階層，最後是工業資本家階層。在帝國時代，最重要的權力是皇權，皇帝代表四大權力體系運作政權。而到了魏瑪共和國時代和納粹上台前後，雖然皇權崩潰，但社會權力基礎卻未受根本影響，只是權力的順序發生了變化，工業資本家變成了老大，軍隊退居二線，官僚階層仍排在第三，容克地主階層掉到了最後。可以說，容克地主階層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權力體系的最大輸家。

德國容克地主階層的衰落是從1880年開始的，由於工業的興起、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各種自然災害和1895年關稅保護的變化等因素，實際上德國農業已步入衰落的歷史發展進程。此時的容克地主階層已經逐漸陷入破產的邊緣，而他們經濟地位的滑落必然會削減其在政治上的影響力。

納粹上台後，對農業的控制力已經掌握在政府和納粹黨手中。所謂控制力的關鍵就是掌握定價權，誰能控制某個領域的定價權，誰就擁有着對這個領域相應的控制權。當容克地主階層失去了農業領域的定價權后，它也同時失去了對應的政治權力。由於歷史上以普魯士軍官團為核心的軍隊勢力與容克地主階層淵源極深，為了保持軍隊對納粹的支持，希特拉不得不維護容克地主階層的利益。所以，納粹在經濟上對容克地主階層做了相應的補償，使他們得到了經濟上的實惠。

德國當時搞的多項農業計劃，主要目的就是為容克地主階層提供比較穩定的農產品市場價格體系，容克們的產品在這個市場上處於受保護的地位。同時由於納粹對於整個社會的嚴密控制，自由主義所導致的社會動蕩的基礎被剷除了，整個市場就排除了政治動蕩造成的不穩定和價格波動。納粹政府還對農產品實施價格管制，把價格固定在一個不是太高，但能夠給容克地主階層保證足夠利潤的空間之內。除此之外，納粹還給容克們優厚待遇和相應的特權。從經濟回報來看，容克地主們在1937年享受着僅比1933年高3%的農產品價格。政府還給他們提供擔保和各種優惠政策，例如不允許農業工會成立，不允許農業工人罷工，也不允許農業工人要求提高工資。實際上納粹政府通過管制工會、管制罷工和管制工資上漲，為容克地主階層提供了相對穩定的收入和利潤空間。另外，納粹對於容克地主階層貸款的利息和稅收都進行了減免，1933—1936年容克地主階層的各種貸款的利息支出從9.5億馬克下降到了6.3億馬克，納粹上台的3年裏，容克地主的農業貸款利息支出下降了3.2億馬克，稅收從7.4億馬克下降到了4.6億馬克，可見對於容克地主階層來說，經濟負擔大大減輕了。

除此之外，容克地主階層完全免除了向政府和國家上交失業保險的義務。德國當時建立的失業保險系統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套社會福利系統，但是容克地主階層可以免予這個負擔。1932—1933年，容克地主階層從減少失業保險負擔中總共得到1900萬馬克的好處。長期以來一直困擾和威脅容克地主階層的最大問題就是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造成的破產。這種破產威脅又被納粹政府“體貼”地消除掉了，不管是政府還是私人的放貸者都不容許向容克地主階級討債，以免容克地主階層被逼破產。

納粹所推行的這套農業政策對大型農場主比對小型農場主更有利，越大的容克地主階層得到的好處越多，這些人對納粹的支持度也就越高，通過這一系列政策鞏固了容克地主階層對納粹的支持。

希特拉拉攏容克地主階層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贏得軍隊的支持。普魯士軍官團的主要精華都是出身容克階層，德軍中所有姓氏中帶有“馮”（von）的將軍都是容克家族的後裔，容克與軍隊是同氣連枝，打折了骨頭連着筋。

作為德國軍隊精英核心的普魯士軍官團受到納粹的影響要遠遠大於魏瑪共和國的影響。在魏瑪共和國時代，軍官團是絕不會從事謀殺某個將軍這種事情的，而在希特拉時代，這種事情卻頻頻發生。這代表了軍隊力量逐漸衰落，不過這一衰落與其說是跟納粹黨有關，還不如說是跟國家的關係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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