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第56章 什麼不是“中國夢”(4)

中國最大的風險就是不知道風險，30年高速發展的經濟，60年缺少金融危機的體驗，讓所有人都以為經濟增長只是簡單的線性增長，只是7%和10%之間的差別，因此完全沒有對衝風險的意識。在政策上，沒有預留出足夠的空間來應對樂觀判斷和嚴酷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

如果將來有一天，1.8億農民工之中有8000萬被迫返鄉，農村怎樣適應，城市又該如何應對？如果春節期間北京空曠的道路、稀少的行人、冷清的商業令人印象深刻的話，經濟蕭條的景象也正是如此。人們沒有經歷過蕭條，也不相信會有蕭條，但這並不意味着經濟蕭條不存在，或者不會突然降臨。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古人留下的智慧，卻被今人漠視。

土地流轉與農民收入

目前，美國以巨額財政補貼製造出一個世界性的超級低廉的糧食價格，這好像是羅馬時代的再次輪迴。

在美國糧價的壓迫之下，中國農民的處境類似當年的意大利農民。農業連續10年的糧食大豐收，農民卻普遍存在着增產不增收的問題，增產部分被成本上漲吃掉，而價格卻被國際糧價死死壓住。

在糧食的國際貿易中，其實也是小流量決定大存量的價格。美國出口的玉米、大豆、小麥佔到了世界貿易總量的58%、43%和22%，完全具備控制世界糧價的能力。扭曲的國際糧食價格，導致了類似當年羅馬帝國的問題，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基礎被低糧價所瓦解，農業經濟已瀕臨破產，大量農民湧向城市，形成了遍及發展中國家各大城市的貧民窟現象。窮困潦倒的農民為出口產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勞動力，確保了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廉價商品的供應。

中國歷史上對糧食重要性的深刻理解，使得中國沒有步其他發展中國家農業經濟破產的後塵，而是通過取消農業稅、加強農業補貼等多種手段，勉力維持着農業經濟。但種糧不掙錢已成為一種共識，土地流轉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這一趨勢。

羅馬貴族們大量兼并土地后，對提高糧食產量沒有絲毫興趣，其根本原因仍然是羅馬刻意壓低了糧食價格，農民種地不掙錢，兼并土地后同樣很難盈利。貴族們對農業的關注程度，甚至不如共和時代大規模使用奴隸勞動的大田主，他們住在羅馬或其他城市，甚至很少光顧自己的農莊。對他們而言，最省心的方式就是把土地租給佃戶，坐收田租。至於興修水利、改良土質、優選良種這些雜事最好沒有，投資土地就像投資房產，保值是主要目的，省心為最大原則，花錢去精耕細作並非他們的特長，更不是他們的本意。而普通佃戶們既不會為別人的土地投入改良的資金，也缺乏投資的能力，他們從前為自己種地，現在卻為別人種地，責任心和勞動熱情也大不如前。羅馬帝國在土地大規模兼并后，糧食產出的下降實屬必然。

中國的土地流轉，其自然結果必然是土地的集中，而且最終是向資本密集的方向集中。這就出現一個有趣的問題，資本會追逐糧食的利潤嗎？或者說，將土地投入糧食生產所帶來的利潤，足以超過其他用途嗎？

在糧價被嚴重低估的情況下，只有傻子才會繼續生產糧食。中國資本型的豪強大戶，極有可能像當年的羅馬貴族一樣，人住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而土地田產遍及全國。他們即使是繼續從事糧食生產，也會把土地租給種田能手們去打理，而種田能手們之所以心甘情願地將土地轉讓給他們而甘當佃戶，還是因為資本的誘惑無人能夠抗拒。種田能手們以前為自己種地，現在為別人生產，同時還要上繳田租，他們的勞動熱情是會提高呢，還是會降低？

資本型的豪強大戶投資土地更主要的目的是追逐地產升值，而非看中了糧食生產的利潤，他們既不關心土壤改良，也不在意精耕細作，興建水利改善灌溉之類的支出則是越少越好。種田大戶們當然更不願拿自己的錢去貼補別人的土地，一切都用已有的基礎設施，他們或許能夠大幅提高人均收益，卻會犧牲單位土地的產出量，正如美國農民收入更高而單產較低一樣。結果很明顯，土地流轉所形成的土地集中，並不一定能帶來糧食總產出的增加，效果可能正相反，土地越集中，糧食總產出就越沒有保證。

在中國歷史上，農業效率的目標與美國迥然不同，中國農業所追求的是單位土地的最大產出量，即土地生產率；而美國追求的是單位人口的最大產出量，即勞動生產率，這是由中國耕地僅佔世界的7%，但卻必須養活世界22%的人口的殘酷現實所決定。中國農民可以在狹小的土地上以密集的勞動力不厭其煩地精耕細作，美國農民則將農業機械化和化學肥料等節省勞動力的措施放在首位，這些投入被龐大的人均佔有農田均攤之後，成本變得相對便宜。而在中國人均土地少得可憐的情況下，這種投入就變得無法承受。

問題是，中國是否準備改變農業效率的目標？如果追求人均最大產出，那麼中國就必須準備接受糧食不能自給自足的後果，誰來養活中國的預言很可能就會成為現實。國際糧食市場風雲變幻，世界地緣政治雲詭波譎，假如有一天中日之間在釣魚島發生軍事衝突，美國不必派一兵一卒，只須宣佈停止對中國出口糧食即可，而中國所面臨的潛在地緣衝突遠不止釣魚島問題。

糧食安全不僅是經濟效益的問題，更是國運興亡的問題！

羅傑斯在長期看好農業的理由中，有一點說到了農業的要害，那就是全世界農業人口老齡化問題遠比城市更為嚴重。

美國農業人口的平均年齡已經58歲，歐洲60歲，日本62歲，發達國家的年輕人同樣喜歡城市生活，而討厭農場的枯燥乏味。發展中國家在美國低糧價的壓迫之下，早已是農業經濟破敗，青壯年勞動力嚴重流失，“末代農民”絕非中國的特有現象。設想10年之後，發達國家的農業勞動力已是70歲高齡，發展中國家的農村早就人去地荒，而那時的世界人口將高達80億，凈增加整整10億！嚴重老齡化的農業勞動力，將必然導致農業生產率的下降，而人口卻在持續大幅增加，糧食總產出與總需求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必會日益激化，國際糧食價格大幅上漲只是時間問題。

中國不應妄想未來10年後，14億中國人能靠進口糧食過日子！

正因如此，中國農業單位土地產出量的重要性，仍然要遠超單位人均產出量，中國農業效率的目標不能改變。

在這個大前提之下，土地流轉政策必須規劃出未來10年的明確範圍，不能片面追求規模上的大農業和土地上的高集中。資本性的豪強大戶可以通過資本市場間接投資農業，但必須控制直接佔有土地的規模，18億畝耕地的紅線只能死守。

這意味着農民將為糧食安全作出巨大犧牲，而這種犧牲必須得到超額獎勵，最直接的辦法就是對農民的收入進行更大力度的補償。其實，農民收入的大幅增加，可以有效地擴大國內市場，促進經濟轉型的實現，緩解財富分裂的程度。8億農民每人增加1000元的收入，意味着8億件襯衫、8億雙鞋或8億部手機的新增商品購買力，他們的總消費規模將遠遠超過8000個億萬富豪對經濟的貢獻。特別是在8億農民加大消費的同時，還將引發規模效應，刺激出新的社會分工和新的就業機會。

“生產過剩”在很大程度上是個假命題，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財富過剩的問題，只有貧富分化造成的絕大部分人口無力消費的現象。如果8億農民獲得了超額獎勵，將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出口導向的財富外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