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第5章 金融高邊疆的陷落(4)

沙遜家族：東方的羅斯柴爾德家族

沙遜與羅斯柴爾德家族同屬於塞法迪猶太人，自古就生活在伊斯蘭化的伊比利亞半島上（今西班牙），從事金匠和錢幣兌換的生意，並經常作為熱那亞銀行家族的代理人，從事信用調查、收放貸款等業務。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建立起自己的商業信用和金融網絡。15世紀90年代，隨着伊比利亞基督徒將伊斯蘭教政權趕走，塞法迪猶太人也被逐出西班牙和葡萄牙。

羅斯柴爾德家族流亡德意志從事老本行，後來成為德意志王室的“宮廷銀行家”。另一支猶太金融家族逃往荷蘭、比利時，很快就憑藉多年積累下來的商業關係網東山再起，並參與了阿姆斯特丹銀行、荷蘭銀行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建立。正是在荷蘭猶太銀行家200萬荷蘭盾的資助下，英國威廉三世於1688年帶領1.5萬人，從荷蘭登陸英國，開始了“光榮革命”。沙遜家族則一路向東，搬遷至中東波斯灣地區的商貿中心巴格達。在那裏，沙遜家族憑藉猶太人獨有的金融觸覺和經驗，利用伊斯蘭教義中禁止高利貸的教規，以猶太人不受伊斯蘭法規約束的便利條件，為中東地區商貿提供金融放貸，很快就成為波斯灣地區首屈一指的金融家族，長期擔任巴格達的首席財政官，並成為巴格達地區整個猶太社區的族長，被人稱為“納西”，即猶太人之王。

但是好景不長，到了18世紀末19世紀初，巴格達地區的反猶情緒高漲，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派駐巴格達的地方官，開始大規模驅趕猶太人，作為“猶太人之王”的沙遜家族首當其衝，不得不於1832年舉家遷往印度孟買。沙遜帝國的創始人大衛·沙遜在印度開始了一段新的傳奇。[15]

由於沙遜家族到達印度的時間太晚，鴉片貿易的巨大蛋糕早已所剩無幾。東印度公司雖然解體了，但三大洋行巨頭卻在巴林家族的支持下，繼續壟斷着中國鴉片進口和印度的鴉片供應鏈。在整個鴉片貿易鏈條中，生產、運輸、保險、銷售、融資、匯兌，幾乎全部掌握在怡和手中，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在巴林家族嚴密控制的鴉片帝國里，新來的猶太人沙遜要想插足，勢比登天。

此時的倫敦金融城，新興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已然壓倒了巴林，羅斯柴爾德家族也想從鴉片生意中切出自己的一塊蛋糕，苦於巴林對東印度公司散商的高度控制力，不得其門而入。沙遜的出現正好完美地符合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戰略發展規劃，同是塞法迪猶太人，祖上說不定還是通家之好，所以雙方一拍即合。有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強大金融後盾，沙遜準備甩開膀子大幹一場了。

經過周密研究，沙遜發現怡和對印度的鴉片控制，存在着一個明顯的漏洞，那就是怡和沒能控制印度腹地的罌粟種植園。沙遜抓住機會，利用強大的資本實力，向內陸的印度鴉片商人提供高達3/4的貸款。各地採購商聞風而至，沙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控制了鴉片種植的源頭，實現了對貨源的壟斷。其實，胡雪岩的思路與沙遜幾乎完全一致，差別在於，沙遜的背後是國際金融霸主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支持。

到了1871年，局勢已經很明朗了，怡和在與沙遜爭奪鴉片源頭的拼殺中敗下陣來，沙遜被公認為印度和中國全部鴉片庫存的主要持有者，控制着各類鴉片總量的70%！1840～1914年，沙遜家族在壟斷鴉片的生意中獲利高達1.4億兩白銀！這就是壟斷的力量！

有這樣的實力做後盾，羅斯柴爾德的女兒嫁到了沙遜家，從此商業聯盟關係得到猶太人傳統的宗法力量的鞏固和維護。沙遜帝國威震遠東。

從此，遠東的洋行進入了沙遜時代。

猶太人對金錢的超級敏感性在沙遜家族身上也不例外。當沙遜家族完成了鴉片壟斷大業之後，資本實力超級雄厚，於是開始琢磨也搞一家中央銀行，享受一把控制貨幣發行的超級快感。此時的遠東並沒有中央銀行，這個機會再次被沙遜抓住了。

滙豐銀行：你的地盤我做主

在所有政治經濟的要素中，貨幣最為關鍵；在貨幣的全部制度里，創造貨幣的權力最為核心。但是，在這一國家的神聖權力問題上，幾乎找不到任何經濟學家們的隻言片語。

——美國貨幣史學家德瑪爾

1864年初，兩份在中國成立銀行的商業計劃書擺在了老沙遜的辦公桌上。一份是孟買本地的英國商人開始籌建面向中國金融市場的“中國皇家銀行”，另一份是一位年輕的蘇格蘭航運商人的“香港和上海銀行”計劃書。最終打動老沙遜的恰恰是那位毫無銀行業經驗的年輕人的計劃。這個蘇格蘭小夥子名叫托馬斯·蘇石蘭，年方三十卻已經是著名的大英輪船公司駐香港的業務總監和香港黃埔船塢公司主席了。

老沙遜一下子就喜歡上了這個主意。作為一家總部設在香港和上海的銀行，與那些僅僅在香港和上海設立分行的外國銀行相比，在信息聯繫方面會更加便利，這一點在交通與通訊還不發達的19世紀顯得尤為重要。市場時機轉瞬即逝，那些需要向遠隔重洋的總行請示的銀行，在未來與滙豐銀行的競爭中只能居於下風。

老沙遜立刻批准了這個項目。

在滙豐銀行的主要股東中，除了沙遜，還有寶順和旗昌洋行。然而寶順洋行在1866年席捲全球的棉花泡沫危機中破產，旗昌洋行也在危機的打擊下，於19世紀70年代初淡出中國市場。於是已經成為鴉片新霸主的沙遜洋行，就成為滙豐銀行的主要支柱。滙豐銀行實際上成為羅斯柴爾德·沙遜同盟在遠東金融佈局中的一枚關鍵棋子。

這樣一家銀行必然引起巴林系的怡和洋行的堅決抵制，這既是基於倫敦金融城巴林與羅斯柴爾德勢力的爭霸，也源於實實在在的利益之爭。

滙豐銀行剛一誕生，就趕上了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帶來的金融危機。

當時世界工業體系的核心戰略產業是紡織業，紡織業需要的主要原料是原棉。世界主要棉花產區在印度和美國南方各州。美國南北戰爭爆發后，掌握制海權的北方即對南方實施海上封鎖，南方對世界市場的原棉供應立刻中斷。英國棉紡織業轉向印度的棉花，印棉價格隨即暴漲。孟買和加爾各答的棉花市場，立刻成為大小投機商人的賭場。棉花泡沫催生了更大的金融泡沫。在英國本土，大量資本金嚴重不足的各類金融機構紛紛成立，英國殖民地銀行數量也急速膨脹。1862～1865年，先後誕生了19家銀行。單是1864年登記的殖民地銀行就多達7家。在香港和上海，新成立的英資銀行數量也大幅增加，這些空殼銀行的金庫里遠沒有它們在招股書上所聲稱的金額。

就在這時，“噩耗”傳來，美國內戰結束了！震撼全球金融業的棉花危機開始了。倫敦金融城首當其衝，1866年一年之內，接連倒閉了17家銀行。

金融海嘯的衝擊波迅速波及遠東。1866年，香港、上海出現開埠20多年來的首次金融大恐慌，一系列外資銀行和本土錢莊倒閉。當金融海嘯的巨浪退去，沙灘上還屹立不倒的只剩下老牌的麗如銀行、有利銀行、渣打銀行、法蘭西銀行和滙豐銀行。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是在金融海嘯的第二年，滙豐銀行的一根台柱——老牌的寶順洋行竟然被“淹死”了，這時的巴林家族在金融危機和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雙重打擊下已經自身難保，無力顧及遠東的小兄弟，只能眼睜睜地看着寶順洋行被棉花危機拖下水。寶順的垮台嚴重打擊了羽翼未豐的滙豐銀行。

這時站出來力撐危局的，正是沙遜洋行。從1866年起，沙遜家族將所有在華鴉片貿易所得利潤，全部通過滙豐銀行進行匯兌。在世界金融海嘯的衝擊下，唯一還有超額利潤的生意就是鴉片貿易了。這個維持倫敦金融城和大英帝國經濟生命線的“通貨”，再一次用中國老百姓身上的經濟血液挽救了大英帝國遠東的金融循環系統，並成為國際銀行家們完成遠東利益格局大洗牌的籌碼。

就在各大銀行苦撐危局之時，滙豐銀行在沙遜巨大的鴉片利潤支撐下，抓住大好戰機，開始橫掃香港和上海的金融同行。

1866年6月，遠東銀行業的大哥大麗如銀行召集渣打銀行、有利銀行和法蘭西銀行等外資銀行，商量“后危機時代”的金融風險問題，最後決定將通常使用的6個月到期的商業承兌匯票，縮短為4個月。一是減少銀行自身的風險，二是適應新的商業貿易環境。從1867年1月起，在中國的分支機構，不再買賣超過4個月到期的匯票。

商業承兌匯票的歷史可追溯到公元13世紀前後。隨着十字軍東征和航海貿易的發展，在地中海的意大利地區，迅速形成貿易和貨物航運的巨大市場，意大利基於航海貿易的需求，首創了商業承兌匯票。大宗航海貿易最重要的特點就是遠距離和長時間，同時還伴有一定的風險，所以買賣雙方在付款和發貨兩方面都很猶豫。買家馬上付現金會擔心萬一遠方的賣家不發貨，或者貨物在航海中出事了怎麼辦；而賣方則想如果先發貨，最後收不到款麻煩就大了。打破這個僵局只有兩種辦法，一是買家信譽卓著，從不拖欠貨款；二是有個信譽很好的擔保人對交易成功進行擔保。由於大家都在意大利做生意，所以有家有業的本地人自然成為擔保方的最佳人選。於是，意大利的商人銀行家大量湧現出來，對買家付款進行擔保，買家只需開出一張欠條，寫明未來什麼時間，支付多少金額，並由意大利人簽字畫押即可。如果買方逾期不付款，意大利人將代為支付全款，回頭意大利人再找買家理論。賣方拿到這張欠條於是興高采烈地發貨了。這張欠條就是早期的商業承兌匯票。意大利人坐收一筆擔保費用。

當賣家急需現金而匯票期限未到時，他可以把匯票拿到商人銀行家那裏去打折出售，這就是匯票貼現。商人銀行家以折扣價吃進匯票，然後坐等匯票到期收取全款，從而獲利。這個折扣價其實就是隱性的利息，折扣越深，利息就越高。當時的天主教嚴禁放高利貸，所以匯票貼現成了放高利貸的變通辦法。當票據交易非常活躍時，匯票基本上可以隨時變現，其功能幾乎等同於現金。在18～19世紀的英國，在銀行券、支票和信用額度等新工具開始大規模流通之前，匯票實際上成了貨幣供應的重要組成部分。

商業匯票的期限往往和貨物運輸的時間相匹配，如果貨到了很久而匯票期限仍未到，就相當於買家賒賬時間過長，佔用了賣方資金，同時，承擔買家支付擔保的銀行風險也相應增加。

考慮到由於輪船航速提升，歐洲與中國的海上運輸時間大為縮短的情況，另外也不願過多承擔風險，所以麗如銀行才提出壓縮匯票期限。不過，壓縮匯票期限等於收縮了信用規模，提高了買家的資金和信用門檻，其效果相當於拒絕了很多客戶。

這個同業間的協議，給滙豐銀行創造了一個巨大的擴張客戶資源的機會。當其他銀行拒絕購買6個月到期匯票時，在沙遜巨大資金的保障下，滙豐銀行逆向操作，大量收進。手持6個月匯票的商人們走投無路，只有到滙豐才能做貼現，自然折扣更多。滙豐只需持有匯票到期就可收到全額資金，收益當然更為可觀。同時，滙豐將自己承兌的4個月的匯票高價拋給那些搶着收貨的競爭對手，從而獲得低買高賣的套利空間。半年下來，滙豐的匯兌業務便由920萬兩白銀迅速上升到1300萬兩白銀。不到10個月，其他幾家銀行便不得不向滙豐“投降”，重新走上6個月期票的老路。

在這場匯票大戰中，滙豐銀行旗開得勝，表明了“中國的英格蘭銀行”這一頭銜已經易主。滙豐自此成為遠東外國銀行界的新領袖。

滙豐的另一項獨門暗器，是大量吸收中國儲戶存款，特別是中國達官貴人階層的巨大存款。在清末長篇小說《官場現形記》中曾經描寫了這樣一個故事：清政府的一個藩台，奉命到上海查辦一個被參官僚把贓款存在滙豐銀行的案件。他一到上海，就身穿官服，坐着八抬大轎，帶着一些隨從直奔滙豐銀行而來。但當他來到銀行門口，卻被擋了駕。守門的說必須從後門進去。藩台大人只得徒步走到銀行後門，站了半天，結果還是沒有人理睬他。後來，他才知道，滙豐對中國儲戶在那裏的存款嚴格保密，拒絕中國官方進行任何調查。沒有辦法，他只得以“外國人不準查賬”回復他的上司，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了。

滙豐銀行依靠大英帝國的勢力，拒絕清政府就其客戶的任何款項進行調查。因為有了這個特權，當時許多軍閥、官僚、地主就以滙豐為最安全的財富保險庫，把歷年搜刮來的贓款統統送了進去。

由於滙豐銀行被港英當局視為“我們的銀行”，因此備受優待和庇護，享有權力極大的發鈔權。1872年，港英政府准許滙豐發行票面1元的小額鈔票。隨後，滙豐的小額鈔票大量出籠，並迅速流通於華南各地。1874年3月，上海《字林西報》刊登1874年2月四大英資發鈔銀行——麗如、渣打、有利和滙豐的鈔票發行額，在實發的350萬元鈔票中，滙豐的鈔票佔到了51%以上。

此時的滙豐銀行已經成為香港最大的發鈔銀行、港英政府的出納銀行、所有在華同行的結算銀行，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的英格蘭銀行”。

被沙遜驅逐出鴉片貿易的怡和洋行此時變得更為現實，面對滙豐的強勢，怡和新的領導人凱斯威克家族，不得不更積極地考慮與滙豐的關係。在後來聯手剿滅胡雪岩的戰役中，雙方達成了更多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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