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第42章 人民幣的誕生(5)

著名金融家、當時擔任中財委顧問的章乃器，曾經十分嘆服陳雲對反擊投機勢力時的時機拿捏：“在那緊要關頭，像我們這班知識分子就難免要犯主觀主義的急性病。我那時曾經一再建議早點下手，對市場施用壓力。然而，財經工作的負責人（指陳雲）卻是那樣得沉着、堅定，認為依據通貨數量和物資數量的對比，時機尚未成熟，應該再多準備一些實力。同時，不妨再從市場陣地撤退若干步，以便爭取主動，進行反攻。事後的實際告訴我們，這種策略是完全正確的。經濟上的反攻從11月中旬開始，以五福布為例，11月13日的行市是每匹12.6萬元，比較10月31日的5.5萬元，已經漲起一倍多。那就是說，倘使反攻提早半個月，兩匹布吸收貨幣回籠的能力，就抵不了半個月以後的一匹。譬如用兵，在敵人深入到達了於我絕對有利的地形之後，一師兵就可以發揮出來兩師兵的力量，就有把握可以克敵制勝了。”[15]

章乃器是何等人也？1948年陳誠曾一度向蔣介石推薦章乃器出任財政部長，以挽救危局。蔣介石嘆了口氣說：“我是要用章乃器，可是他不為我所用！”可見章乃器的水平，更可見陳雲是高手中的絕頂高手。

毛澤東認為這場物價保衛戰的勝利意義重大，“不下於淮海戰役”。有一次，薄一波向毛澤東彙報工作談到陳雲時說：“陳雲同志主持中財委工作很得力，凡是看準了的事情總是很有勇氣去乾的。”毛澤東聽后回答：“過去我倒還沒有看出來。”說罷，順手拿起筆來，在紙上寫了一個“能”字。薄一波問道：“你寫的這個‘能’字，是否指諸葛亮在《前出師表》裏敘述劉備誇獎向寵的用語：‘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毛澤東點頭稱是。[16]

從陳雲指揮整個糧棉之戰來看，他兼具天才經濟學家看問題一針見血的洞察力和超級交易員對細節和市場時機的掌控力，是弗里德曼和索羅斯的完美結合。

難怪曾有人說，那些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人同陳雲、薛暮橋、南漢宸等相比，完全不在一個級別，因為他們都沒有機會在世界人口第一大國里，實際操刀驗證過他們的理論。弗里德曼和薩繆爾森等人注重自由市場，斯蒂格利茨強調政府計劃調控。而陳雲早在建國初期就提出了“大計劃，小自由”的經濟工作指導思想，既強調政府調控，又注意自由市場。

要是有陳雲、薛暮橋、南漢宸這樣的老將在，還會有今天中國高房價難以控制的問題存在嗎？

人民幣：為人民服務的貨幣

1953年，在政府完成統一財政，全國物價基本穩定的情況下，陳雲提出了發行新人民幣的建議。1954年底，中共中央指示“現行的人民幣在計算上已失去作用，在國際觀感上，對國內人民心理上影響均不好。為進一步健全和鞏固我國的貨幣制度，整理貨幣流通，縮小票面額，便利計算和使用”。中央批准1955年發行新人民幣，考慮到年初兩個月正值節假日，因此改為3月1日起發行新幣。

新人民幣的出台，必須要解決兩大問題：第一，人民幣是否與黃金掛鈎；第二，新舊貨幣如何兌換。

在世界普遍實行貨幣規定含金量的時代，陳雲力主人民幣不與黃金掛鈎，不規定人民幣的含金量。

為什麼陳雲在設立人民幣含金量時顧慮重重呢？這還要扯上蘇聯外長葛羅米柯丟官的事。

1951年4月30日，斯大林親自提出，蘇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決定，撤銷4月5日由蘇聯國家銀行制定的一項關於盧布與人民幣匯率的決定。並給予國家銀行行長和財政部長警告處分，外交部長葛羅米柯被降級為英國大使，原因就是葛羅米柯在匯率問題上讓斯大林勃然大怒。

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和周恩來先後赴莫斯科，和斯大林等蘇聯領導人談判和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將中蘇的戰略同盟關係以法律形式確定下來。雙方爭論最激烈的就是盧布與人民幣匯率問題，而蘇聯政府在這方面做了精心準備。

蘇方沒有、也不想按照一般國際慣例，根據主要產品價格綜合指數，來確定盧布與人民幣的比值，而是採取抬高盧布壓低人民幣的辦法。蘇方首先和中國確定盧布與人民幣的比值是通過美元來計算。在毛澤東談好條約的大框架，離開蘇聯后，他們馬上宣佈提高盧布對包括美元在內的所有外幣的匯率，一舉把盧布的購買力提高了30%，這樣大大增加了中蘇貿易談判中匯率問題的難度。中方代表很不滿意，對此提出不同意見。但是，由於當時中國急於得到蘇聯的物資和技術，只好做出讓步和妥協，在不平等的條件下確定了兩國貨幣匯率，確定盧布與人民幣比價為1盧布兌換9500元人民幣。

此後，中方一直想方設法改變這一匯率，採取了和蘇聯相同的方法，“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據1951年2月蘇聯大使報告，中國政府從1950年底開始連續4次降低美元匯率，由於盧布與人民幣的匯率以美元計算，美元匯率的降低直接導致盧布兌換人民幣匯率的下降，即從1盧布下降到兌換人民幣5720元。報告估計，根據美元計算的盧布和人民幣的匯率，比按中國人民銀行收購黃金的官價計算的匯率大約低20%。因此，美元在中國的匯率降低自動導致盧布對人民幣匯率的降低是不正常的，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對蘇聯不利，特別是1951年蘇中之間結算將進一步增長，情況會對蘇聯更加不利。

“蘇聯使館建議，蘇聯財政部和國家銀行應與中國進行談判，以便確定按黃金價格計算盧布和人民幣的比價。4月5日，蘇聯國家銀行制定了一項關於盧布與人民幣兌換率的文件，具體內容不詳，但據時任駐美大使多勃雷寧的回憶，這個文件對中國比較有利。當外交部副部長佐林把這份文件呈送代理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審定時，葛羅米柯一方面出於謹慎，不敢擅自做主，一方面以為匯率並非重大問題，不便打擾斯大林，遂將文件擱置起來。後來，中國政府和蘇聯使館再次催促，佐林亦表示支持，於是，葛羅米柯未經請示斯大林，就批准了這一文件。斯大林得知此事後大為惱怒。”[17]

葛羅米柯顯然沒有完全理解偉大領袖斯大林的深刻用意，一朝不慎，鑄成了大錯。

斯大林把東歐國家納入蘇聯“社會主義大家庭”時，就想好了在經濟上控制他們的策略。既然東歐國家都堅持要自己獨立發行貨幣，那麼就在匯率上做文章。蘇聯盛產黃金，當時約佔世界產量的2/5。因此，蘇聯故意把盧布含金量定得很高，遠遠超過盧布的實際購買力。在評估匯率時以對自己有利的黃金為標準，佔盡匯率的便宜。東歐國家私下叫苦不迭，但誰也不敢和強硬的斯大林當面頂撞。

在中蘇的談判中，斯大林也用同樣的方法對付中國，這才有了毛澤東離開蘇聯以後，盧布對美元的突然升值。斯大林算好了當時中國有求於蘇聯，不會在匯率上太強硬。

斯大林布好的局，讓只有外交頭腦沒有經濟頭腦的葛羅米柯攪了，怎麼會不惱羞成怒！陳雲明白中國在匯率上佔了便宜，如果把人民幣的含金量公佈出來，那就成了蘇聯要求重新界定匯率的靶子。

如果人民幣不規定含金量，那麼幣值究竟以什麼為依據呢？陳雲認為用抗戰前的法幣購買力為參照系，從社會實踐的觀察中去評估貨幣價值。由於1936年法幣開始推廣后，全國物價基本穩定，而且市場反應良好，幣值適中，因此，新人民幣應該大致為1元人民幣與當年1法幣購買力相當。以此為基礎，倒推出新舊人民幣之間的收兌比價應為1：10000。

至於人民幣新舊幣的兌換方式，中國採取了無差異兌換原則，對於所有的人民幣持有人，無論存款還是現金，一律採取統一兌換方式。其最終效果就相當於在所有貨幣單位上消減4個零，物價也是如此，相當於貨幣替換，而非貨幣改革，社會財富沒有發生明顯變化。

新人民幣的發行十分順利。在新幣發行的最初10天內，收回的舊幣即達市場貨幣流通總量的80%。到6月10日全國已收回舊幣流通總量98.06%。1955年6月10日，人民幣新舊幣的兌換工作基本結束，市場反應良好，物價基本穩定，老百姓積極支持。中國僅用了短短100天的時間，就風平浪靜地實現了新幣對舊幣的替代，徹底消除國民黨時期的通貨膨脹殘跡。從此，人民幣開始了全新的歷程。

人民幣之所以能夠穩定幣值，惡性通貨膨脹之所以能夠有效遏制，除了措施得力的主觀原因之外，客觀因素就是中國經濟在很短的時間內實現了四大平衡：預算收支平衡，斷了通貨膨脹的根；貨幣出納平衡，鞏固了幣值穩定的源；物資供求平衡，抄了投機勢力的底；外匯進出平衡，絕了貨幣恐慌的路。

只有擁有完全獨立的貨幣，才談得上經濟、政治和軍事的獨立自主！

鴉片戰爭后，帝國主義通過中國的買辦官僚資產階級，以金融手段控制中國的歷史，毛澤東、陳雲等人知道得比誰都清楚。中國近代一百多年裏，外國資本勢力、洋買辦階層、官僚地主壟斷階級形成了一張碩大無比、盤根錯節、利益互鎖的關係網，無論哪個軍閥執政，無論哪家政府上台，都不得不依賴和借重這張關係網。他們相互勾結，相互庇護，共同盤剝人民大眾。只有在1949年，中國才將這個巨大的毒瘤網絡連根剷除，甚至掘地三尺，以確保永無後患。

人民幣拒絕與任何外幣掛鈎，就是為了從金融的根子上切斷外國資本勢力對中國的滲透和控制，目的就是為了完全控制中國的金融高邊疆，這正是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金融戰略！

建國初期，中國面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制裁，只能求助於蘇聯的資金和技術。“按照蘇方的統計，從1950年到1961年蘇聯向中國借款14次，總計達18.18億盧布，其中還包括用於韓戰的軍事借款2億盧布，利息是2%。在抗美援朝戰爭過程始終，蘇聯從未說明蘇方提供的軍火屬於戰爭借款，而是一直聲稱是對中國出兵維護社會主義集團利益的補償，是蘇聯應該擔負的責任。但是，這一部分軍火後來卻被加入到中國的債務中，並且附以高額利息。”[18]

中國為了擺脫蘇聯的金融控制，就必須早日還清蘇聯的借款，在當時國力並不強盛的情況下，勒緊腰帶，建立起極其嚴格的國家預算體制，從而保證了人民幣的獨立自主。到1965年，中國終於完全還清了蘇聯的借款。這年底，外交部長陳毅在接見日本記者時，驕傲地宣稱：“中國已經成為一個沒有任何外債的國家。”

人民幣的歷史，就是為人民服務的歷史，獨立自主的歷史，實踐創造奇迹的歷史！

參考文獻

[1]開國第一任央行行長——南漢宸，鄧加榮著，中國金融出版社，2006年，第57頁

[2]太行區的經濟建設，鄧小平，解放日報，1943年

[3]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1輯，陝西省檔案館，陝西省社會科學院編，檔案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230頁

[4]紀念朱理治文集，中共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第112頁

[5]陝甘寧邊區貨幣發行初期的通貨膨脹與治理，高強

[6]朱理治同志的金融思想及其貢獻，宋林飛

[7]實踐與真知——讀“朱理治金融論稿”，張宇燕

[8]薛暮橋回憶錄，薛暮橋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0頁

[9]出處同上，第166頁

[10]出處同上，第169頁

[11]出處同上，第177頁

[12]出處同上，第181頁

[13]開國第一任央行行長——南漢宸，鄧加榮著，中國金融出版社，2006年，第252頁

[14]不唯洋的“老海歸”，楊斌，中國城鄉金融報，2006年3月17日

[15]章乃器文集上卷，章立凡著，華夏出版社，1997年，第621頁

[16]新中國第一任財政部部長薄一波，何立波

[17]論1950～1953年蘇聯對華經濟援助狀況，沈志華

[18]明清500年興亡：五百年來誰著史，韓毓海著，九州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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