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第41章 人民幣的誕生(4)

國民政府在1949年5月份接連發行10萬元、50萬元、500萬元、1000萬元面額的金圓券，引起物價狂漲，肉每斤1200萬元，油條每根100萬元……有人形容金圓券貶值的情況，說吃第一碗飯是一個價格，等到吃第二碗飯時已經漲價了！

北大教授季羨林曾說，20世紀40年代後期，物價漲得很離譜，領到薪水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跑步去買米，而且跑慢了與跑快了米價都是不一樣的。這還是當年大學教授的生活，更不用說普通老百姓了。費孝通20世紀40年代後期發表的《鄉土中國》寫得非常短。後來有人問費老，那麼好的學術著作怎麼不多寫點。他的回答就是，因為通貨膨脹，必須寫完就發表，發表就領稿費，領了稿費就跑去買米。這個流程不能打亂且要盡量縮短，等一部大部頭寫出來，稿費早就不值錢了。

金圓券貶值造成了人民不信任紙幣的心理，人們願意使用和保存金銀等硬通貨。同時，長期惡性通貨膨脹還形成了一股龐大的金融投機勢力，金融業成為國民經濟各行業中最有利可圖的行業，其他產業凋敝衰落，唯有金融業畸形繁榮，機構猛增，投機活動愈演愈烈，這就是當時所謂的“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1948年，僅上海一地參與金銀投機活動的人數就多達50餘萬人。

投機的狂潮加劇了通貨膨脹，並從國民黨統治區蔓延到解放區。而共產黨因為500多萬解放軍的軍費開支，加上全面接受蔣介石政府留下的公務人員，要解決900萬軍政人員的生活費，不得不靠發行人民幣來解決。從1948年開始，人民幣發行以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速度增加，這就使得蔣介石留下的通貨膨脹不但沒有得到控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投機問題不解決，經濟就不可能穩定，新生的政權也必將受到嚴重的威脅。

毛澤東認識到政權要穩定，必須先穩定物價，要穩定物價，必須打擊以上海為中心的投機活動和勢力。因此決定成立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中財委），來統一管理全國財經事務，由在陝甘寧邊區和東北有豐富財經工作經驗的陳雲來統帥，南漢宸、薛暮橋都是中財委的精兵強將。

當時國內外的各種勢力都認為，共產黨沒法解決經濟問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認為，19世紀以來，沒有哪一個政府能解決中國人吃飯的問題。當時上海的商界大佬榮毅仁的觀點就是，共產黨能打仗，軍事上得100分；政治上講統一戰線，得80分；經濟上只能得0分。

5月27日上海解放當天，政府就宣佈人民幣為計算單位，人民幣與金圓券的兌換比例為1∶10萬，金圓券可以流通到6月5日。由於金圓券在老百姓心中形同廢紙，有人甚至用來糊牆，回收工作很快就完成了。

但是人民幣仍然進不了上海市場。儘管政府明令禁止金銀和外幣在市場上自由流通，但是長期生活在通貨膨脹恐懼中的市民，依舊是保存鈔票不如保存實物的心理。利用人們這種對紙幣的恐懼心理，投機商對政府法令置若罔聞，集中投機銀元，有人甚至揚言：“解放軍進得了上海，人民幣進不了上海。”

在他們的操縱下，上海解放后僅10天，銀元漲了近2倍，並帶動整個物價上漲，作為生活必需品的米和棉跟着漲了1～2倍。這時，上海的四大私營百貨公司紛紛開始用銀元標價，拒收人民幣。

人民銀行發行的人民幣，早上發出去，晚上幾乎全部回到人民銀行。人民幣和政府的信用受到嚴重挑戰。陳雲意識到，人民幣的主要對手不是軟弱的金圓券，而是強勢的銀元。

針對這一情況，人民政府曾採取拋售銀元的辦法來穩住市場。但10萬銀元剛一拋出，就被投機分子全部吃進，不但沒有穩住市場，投機之風反而愈演愈烈。上海遊資和投機分子的實力太強大了，靠拋售的辦法是無法穩住市場的。1937年日本人佔領上海時，也曾發生過銀元投機危機。日本人想靠市場手段來打擊投機，從東京運來5噸黃金，投下去之後卻如泥牛入海，毫無作用。

上海解放前夕，蔣介石共運走270萬兩黃金、1500萬銀元和1500萬美鈔。人民政府接管中央銀行時，僅剩黃金6000多兩，白銀3萬兩，銀元150多萬元。要想用銀元拋售來壓低黑市價格，有些力不從心。而上海市民手裏的銀元至少有200萬，在打擊銀元投機上，政府並沒有絕對優勢。一旦打壓不下，還可能引來全國甚至港澳的熱錢圍攻上海。

權衡利弊后，陳雲果斷動用鐵腕手段查封證券交易所，嚴懲投機分子。不出一個月，猖狂的銀元風波即被平息下去，銀元徹底從市場上退出，人民幣在上海開始站穩腳跟。

但是，投機商哪能如此輕易就範，銀元投機失敗，他們便把全部資金壓到紗布和糧食上面，要在日用品上和政府決一死戰。

棉布之戰

“誰能解釋中國在建國初期治理通貨膨脹的成就，就足以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14]

——弗里德曼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佈：“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僅半個月後，以上海、天津為龍頭，全國物價開始猛漲。11月的物價，比7月底已經漲了2倍！人民還沒伸直腰，就被通貨膨脹壓彎了。

這種局面，已在陳雲的預料之中。一方面戰爭仍在進行，軍費開支巨大，政府不得不靠增加貨幣發行來彌補軍費。另一方面，在銀元之戰中被陳雲鐵腕打壓的投機商不甘心失敗，把賭注下在老百姓必需的日常用品上。他們的如意算盤是，共產黨能夠沒收銀元，難道還能取締糧食和紗布的買賣？如果老百姓買不到糧食，一定會找共產黨鬧事，到時候共產黨只有乖乖地到投機商那裏來買糧食和棉布。

他們哪裏知道，陳雲早就摸清穩定物價的關鍵，那就是政府掌握主要物資的數量，“人心亂不亂，在城市中心是糧食”。對付投機商的策略是，一方面和投機商比囤積物資，一方面在他們的資金來源上進行釜底抽薪，這就是緊縮銀根！

投機商犯了胡雪岩當年的致命錯誤，囤積方叫板政府，但如果不掌握貨幣發行大權，那就是在找死！

中財委在全國範圍內組織了糧食、棉花、棉布的大規模調運，並進行集中管理。陳雲派當年蘇區國家銀行的骨幹曹菊如，到東北調運糧食。他親自囑咐曹菊如坐鎮瀋陽，每天發一車皮糧食到北京，並在天壇囤放，而且必須讓糧販子看到糧囤每天都在增加，國家手裏真有糧食，漲價得不償失。他又指示當年蘇區的貿易局長錢之光到上海、西安和廣州等地調整各地的紗布存量，以便統一行動。

同時又採取多種辦法收緊銀根，一是徵收稅款，二是發行公債。另外命令資本家按時給工人發工資，不許停產把資金轉移到投機活動中。還要求國家單位必須把現金存入國家銀行，不許存入私人行庄。對私人行庄實行嚴格的金融管理。人民銀行還推出“折實儲蓄”來吸納社會閑散資金。這樣社會的遊資漸漸被吸幹了，而投機商還渾然不覺，繼續用很高的利息拆藉資金，買入糧食和紗布。

截止到11月13日，國家可以調用的糧食不下50億斤，國營中紡公司掌握的棉紗和棉布達全國產量的一半，人民銀行吸收了8000億社會遊資，投機商已經深陷重圍而不自知。

這時，陳雲認為穩定物價的基本條件已經具備，連下12道金牌，制定了緊盯物價目標，集中物資，打擊投機商的細則，為大戰做最後的部署。

11月20日開始，上海、北京、天津、漢口等大城市的國營貿易公司開始陸續出貨。投機商一看又有物資放出，不管價錢多少，一窩蜂地撲上來吃進。這次國營公司在出售物資的同時，居然在逐步提高價格，向黑市價格靠攏。這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葯？難道政府也想利用漲價套利？他們沒想到這是陳雲使出的“引蛇出洞”之計，引誘投機商把手裏的資金全部拿出來。

投機商根據過去的經驗判斷，緊俏商品一天就能漲好幾輪，不但可以應付拆借利息，更可以獲得暴利。他們也顧不得多想國營公司漲價的動機，不惜一切瘋狂吃進，兜里的鈔票卻在不知不覺中被吸幹了。銀行貸不到款，就借高利貸，甚至不惜每天支付50%，甚至100%的驚人利息！

11月24日，總體物價水平到達7月底的2.2倍，這正是陳雲定下的物價目標，在此水平上，國家手裏的物資和市場上流通的貨幣量相當，政府集中力量對投機商發起總攻的決戰時刻來到了！

11月25日，同時在各地，國營貿易公司開始了全面拋售紗布，並不斷地調低價格。

投機商開始還敢接招，繼續吃進。但國營公司的物資鋪天蓋地而來，投機商手裏的資金幾下就被抽幹了。這時投機商才意識到大事不妙，趕緊“割肉”拋售手中高價囤積的紗布。他們拋得越多，虧得越厲害，棉紗市場行情如雪崩一般一瀉而下。

政府連續拋售10天以後，糧棉等商品價格總計猛跌了三四成。許多投機商扛不住了，紛紛破產，天津的投機商紛紛跳樓自殺。上海的私營批發商一下子倒閉了幾十家，棉布投機商一共虧了250多億元。

三個月後，陳雲採用同樣的戰術，在糧食大戰中，對負隅頑抗的投機商給予最後的致命一擊，從此投機勢力土崩瓦解了，在後來的50年中再也沒能形成氣候，直到2010年的“蒜你狠”、“豆你玩”、“姜你軍”。

從此，物價逐步走向平穩，在中國大地橫行十幾年的超級通貨膨脹終於被馴服了！

上海的投機商一敗塗地，血本無歸，哀嘆道：“共產黨真有能人，我們鬥不過商務印書館的那個小個子（指陳雲）！”唯一讓他們稍感安慰的是，他們輸給了一個比他們更能精打細算，更能玩轉市場的上海同鄉。

對投機資本的沉重打擊，把上海工商業者完全鎮住了。榮毅仁表示，6月銀元風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壓下去的，此次糧棉之戰又完全用經濟力量就能穩住，給了上海工商界一個教訓。

這場糧棉之戰中，政府不僅能夠主動應對，而且有計劃、有步驟地達到了預定目標。無論是物價總指數，還是主要商品的價格，都在預計的水平上。蔣介石解決不了的通貨膨脹，美國人認為不可能平息的物價，被陳雲和他的同事們，經過精確計算和嚴格執行，一舉實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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