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內篇一
○易教上
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或
曰：《詩》、《書》、《禮》、《樂》、《春秋》，則既聞命矣。《易》以道陰
陽，願聞所以為政典，而與史同科之義焉。曰：聞諸夫子之言矣。“夫《易》開
物成務，冒天下之道。”“知來藏往，吉凶與民同患。”其道蓋包政教典章之所
不及矣。象天法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其教蓋出政教典章之先矣。《周
官》太卜掌三《易》之法，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各有
其象與數，各殊其變與占，不相襲也。然三《易》各有所本，《大傳》所謂庖羲、
神農與黃帝、堯、舜，是也。（《歸藏》本庖羲，《連山》本神農，《周易》本
黃帝。）由所本而觀之，不特三王不相襲，三皇、五帝亦不相沿矣。蓋聖人首出
御世，作新視聽，神道設教，以彌綸乎禮樂刑政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之自然，
非如後世託之詭異妖祥，讖緯術數，以愚天下也。
夫子曰：“我觀夏道，杞不足徵，吾得夏時焉。我觀殷道，宋不足徵，吾得
坤乾焉。”夫夏時，夏正書也。坤乾，《易》類也。夫子憾夏、商之文獻無所徵
矣，而坤乾乃與夏正之書同為觀於夏、商之所得；則其所以厚民生與利民用者，
蓋與治歷明時，同為一代之法憲；而非聖人一己之心思，離事物而特著一書，以
謂明道也。夫懸象設教，與治歷授時，天道也。《禮》、《樂》、《詩》、《書》，
與刑、政、教、令，人事也。天與人蔘，王者治世之大權也。韓宣子之聘魯也，
觀書於太史氏，得見《易》象、《春秋》，以為周禮在魯。夫《春秋》乃周公之
舊典，謂周禮之在魯可也，《易》象亦稱周禮，其為政教典章，切於民用而非一
己空言，自垂昭代而非相沿舊制，則又明矣。夫子曰：“《易》之興也，其於中
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顧氏炎武嘗謂《連山》、《歸藏》，不名為
《易》。太卜所謂三《易》，因《周易》而牽連得名。今觀八卦起於伏羲，《連
山》作於夏后，而夫子乃謂《易》興於中古，作《易》之人獨指文王，則《連山》
《歸藏》不名為“易”，又其徵矣。
或曰：文王拘幽，未嘗得位行道，豈得謂之作《易》以垂政典歟？曰：八卦
為三《易》所同，文王自就八卦而系之辭，商道之衰，文王與民同其憂患，故反
覆於處憂患之道，而要於無咎，非創製也。周武既定天下，遂名《周易》，而立
一代之典教，非文王初意所計及也。夫子生不得位，不能創製立法，以前民用；
因見《周易》之於道法，美善無可復加，懼其久而失傳，故作《彖》、《象》、
《文言》諸傳，以申其義蘊，所謂述而不作；非力有所不能，理勢固有所不可也。
后儒擬《易》，則亦妄而不思之甚矣！彼其所謂理與數者，有以出《周易》
之外邪！無以出之，而惟變其象數法式，以示與古不相襲焉，此王者宰制天下，
作新耳目，殆如漢制所謂色黃數五，事與改正朔而易服色者為一例也。揚雄不知
而作，則以九九八十一者，變其八八六十四矣。後代大儒，多稱許之，則以其數
通於治歷，而蓍揲合其吉凶也。夫數乃古今所共，凡明於歷學者，皆可推尋，豈
必《太玄》而始合哉？蓍揲合其吉凶，則又陰陽自然之至理。誠之所至，探籌鑽
瓦，皆可以知吉凶；何必支離其文，艱深其字，然後可以知吉凶乎？《元包》妄
託《歸藏》，不足言也。司馬《潛虛》，又以五五更其九九，不免賢者之多事矣。
故六經不可擬也。先儒所論僅謂畏先聖而當知嚴憚耳。此指揚氏《法言》，王氏
《中說》，誠為中其弊矣。若夫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跡，而非託
於空言。故以夫子之聖，猶且述而不作。如其不知妄作，不特有擬聖之嫌，抑且
蹈於僣竊王章之罪也，可不慎歟！
○易教中
孔仲達曰：“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先儒之釋《易》義，
未有明通若孔氏者也。得其說而進推之，《易》為王者改制之鉅典，事與治歷明
時相表裏，其義昭然若揭矣。許叔重釋“易”文曰：“蜥易，守宮，象形。秘書
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鄭氏註：
“易者，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也。”朱子以謂“《易》有交易變易之義”。是皆
因文生解，各就一端而言，非當日所以命《易》之旨也。三《易》之名，雖始於
《周官》，而《連山》、《歸藏》，可併名《易》，《易》不可附《連山》、
《歸藏》而稱為三連三歸者，誠以《易》之為義，實該羲、農以來不相沿襲之法
數也。易之初見於文字，則帝典之“平在朔易”也，孔《傳》謂歲改易，而周人
即取以名揲卦之書，則王者改制更新之大義，顯而可知矣。《大傳》曰：“生生
之謂易。”韓康伯謂“陰陽轉易，以成化生”。此即朱子交易變易之義所由出也。
三《易》之文雖不傳，今觀《周官》太卜有其法，《左氏》記佔有其辭，則《連
山》、《歸藏》，皆有交易變易之義。是羲、農以來，《易》之名雖未立，而
《易》之意已行乎其中矣。上古淳質，文字無多，固有具其實而未著其名者。后
人因以定其名，則徹前後，而皆以是為主義焉，一若其名之向著者，此亦其一端
也。
欽明之為敬也，允塞之為誠也，曆象之為歷也，（曆象之歷，作推步解，非
曆書之名。）皆先具其實而後著之名也。《易·革·象》曰：“澤中有火，君子
以治歷明時。”其《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歷自黃帝以來，代為更變，而夫子乃為取象於澤火，且以天地改時、湯武革命為
革之卦義；則《易》之隨時廢興，道豈有異乎？《易》始羲、農，而備於成周；
曆始黃帝，而遞變於後世；上古詳天道，而中古以下詳人事之大端也。然卦氣之
說，雖創於漢儒，而卦序卦位，則已具函其終始；則疑大撓未造甲子以前，羲農
即以卦畫為曆象，所謂天人合於一也。《大傳》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
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
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黃帝未作干支之前所創造也。
觀於羲和分命，則象法文宜，其道無所不備，皆用以為授人時也。是知上古聖人，
開天創製，立法以治天下，作《易》之與造歷，同出一源，未可強分孰先孰后。
故《易》曰：“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書》曰：平秩敬授，作訛成易。皆
一理也。
夫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曰：“吾學周
禮，今用之，吾從周。”學《易》者，所以學周禮也，韓宣子見《易·象》、
《春秋》，以為周禮在魯。夫子學《易》而志《春秋》，所謂學周禮也。夫子語
顏淵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斟酌百王，損
益四代，為萬世之圭臬也。曆象遞變，而夫子獨取於夏時；筮占不同，而夫子獨
取於《周易》。此三代以後，至今循行而不廢者也。然三代以後，歷顯而《易》
微；歷存於官守，而《易》流於師傳；故儒者敢於擬《易》，而不敢造歷也。歷
之薄蝕盈虧，有象可驗，而《易》之吉凶悔吝，無跡可拘；是以歷官不能穿鑿於
私智，而《易》師各自為說，不勝紛紛也。故學《易》者，不可以不知天。（觀
此，益知《太玄》、《元包》、《潛虛》之屬，乃是萬無可作之理，其故總緣不
知為王制也。）
○易教下
《易》之象也，《詩》之興也，變化而不可方物矣。《禮》之官也，《春秋》
之例也，謹嚴而不可假借矣。夫子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君子
之於六藝，一以貫之，斯可矣。物相雜而為之文，事得比而有其類。知事物名義
之雜出而比處也，非文不足以達之，非類不足以通之；六藝之文，可以一言盡也。
夫象歟，興歟，例歟，官歟，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其辭可謂文矣，其理則不過曰
通於類也。故學者之要，貴乎知類。
象之所包廣矣，非徒《易》而已，六藝莫不兼之，蓋道體之將形而未顯者也。
雎鳩之於好逑，樛木之於貞淑，甚而熊蛇之於男女，象之通於《詩》也。五行之
徵五事，箕畢之驗雨風，甚而傅岩之入夢賚，象之通於《書》也。古官之紀雲鳥，
《周官》之法天地四時，以至龍翟章衣，熊虎志射，象之通於《禮》也。歌協陰
陽，舞分文武，以至磬念卦疆，鼓思將帥，象之通於《樂》也。筆削不廢災異，
《左氏》遂廣妖祥，象之通於《春秋》也。《易》與天地准，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萬事萬物，當其自靜而動，形跡未彰而象見矣。故道不可見，人求道而恍若有見
者，皆其象也。
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營構之象。天地自然之象，《說卦》為天為圜諸條，
約略足以盡之。人心營構之象，睽車之載鬼，翰音之登天，意之所至，無不可也。
然而心虛用靈，人累於天地之間，不能不受陰陽之消息，心之營構，則情之變易
為之也。情之變易，感於人世之接構，而乘於陰陽倚伏為之也。是則人心營構之
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
《易》象雖包六藝，與《詩》之比興，尤為表裏。夫《詩》之流別，盛於戰
國人文，所謂長於諷喻，不學《詩》，則無以言也。（詳《詩教》篇。）然戰國
之文，深於比興，即其深於取象者也。《庄》、《列》之寓言也，則觸蠻可以立
國，蕉鹿可以聽訟。《離騷》之抒憤也，則帝闕可上九天，鬼情可察九地。他若
縱橫馳說之士，飛箝捭闔之流，徙蛇引虎之營謀，桃梗土偶之問答，愈出愈奇，
不可思議。然而指迷從道，固有其功；飾奸售欺，亦受其毒。故人心營構之象，
有吉有凶；宜察天地自然之象，而衷之以理，此《易》教之所以范天下也。
諸子百家，不衷大道，其所以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則以本原所出，皆不
外於《周官》之典守。其支離而不合道者，師失官守，末流之學，各以私意恣其
說爾。非於先王之道，全無所得，而自樹一家之學也。至於佛氏之學，來自西域，
毋論彼非世官典守之遺，且亦生於中國，言語不通，沒於中國，文字未達也。然
其所言與其文字，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殆較諸子百家為尤盛。反覆審之，而
知其本原出於《易》教也。蓋其所謂心性理道，名目有殊，推其義指，初不異於
聖人之言。其異於聖人者，惟舍事物而別見有所謂道爾。至於丈六金身，莊嚴色
相，以至天堂清明，地獄陰慘，天女散花，夜叉披髮，種種詭幻，非人所見，儒
者斥之為妄，不知彼以象教，不啻《易》之龍血玄黃，張弧載鬼。是以閻摩變相，
皆即人心營構之象而言，非彼造作誑誣以惑世也。至於末流失傳，鑿而實之，夫
婦之愚，偶見形於形憑於聲者，而附會出之，遂謂光天之下，別有境焉。儒者又
不察其本末，攘臂以爭，憤若不共戴天，而不知非其實也。令彼所學，與夫文字
之所指擬，但切入於人倫之所日用，即聖人之道也。以象為教，非無本也。
《易》象通於《詩》之比興；《易》辭通於《春秋》之例。嚴天澤之分則二
多譽，四多懼焉。謹治亂之際，則陽君子，陰小人也。杜微漸之端，姤一陰，
而已惕女壯。臨二陽，而即慮八月焉。慎名器之假，五戒陰柔，三多危惕焉。至
於四德尊，元而無異稱，亨有小亨，利貞有小利貞，貞有貞吉貞凶，吉有元吉，
悔有悔亡，咎有無咎，一字出入，謹嚴甚於《春秋》。蓋聖人於天人之際，以謂
甚可畏也。《易》以天道而切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協天道，其義例之見於文
辭，聖人有戒心焉。
○書教上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今存虞、夏、商、周之策而已，五帝僅有
二，而三皇無聞焉。左氏所謂《三墳》、《五典》，今不可知，未知即是其書否
也？以三王之誓、誥、貢、范諸篇，推測三皇諸帝之義例，則上古簡質，結繩未
遠，文字肇興，書取足以達微隱通形名而已矣。因事命篇，本無成法，不得如后
史之方圓求備，拘於一定之名義者也。夫子敘而述之，取其疏通知遠，足以垂教
矣。世儒不達，以謂史家之初祖，實在《尚書》，因取後代一成之史法，紛紛擬
《書》者，皆妄也。
三代以上之為史，與三代以下之為史，其同異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記注
有成法，而撰述無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記注無成法。夫記注無成法，
則取材也難；撰述有定名，則成書也易。成書易，則文勝質矣。取材難，則偽亂
真矣。偽亂真而文勝質，史學不亡而亡矣。良史之才，間世一出，補偏救弊，憊
且不支。非後人學識不如前人，《周官》之法亡，而《尚書》之教絕，其勢不得
不然也。
《周官》三百六十，具天下之纖析矣，然法具於官，而官守其書。觀於六卿
聯事之義，而知古人之於典籍，不憚繁複周悉，以為記注之備也。即如六典之文，
繁委如是，太宰掌之，小宰副之，司會、司書、太史又為各掌其貳，則六典之文，
蓋五倍其副貳，而存之於掌故焉。其他篇籍，亦當稱是。是則一官失其守，一典
出於水火之不虞，他司皆得藉徵於副策。斯非記注之成法，詳於後世歟？漢至元
成之間，典籍可謂備矣。然劉氏七略，雖溯六典之流別，亦已不能具其官；而律
令藏於法曹，章程存於故府，朝儀守於太常者，不聞石渠天祿別儲副貳，以備校
司之討論，可謂無成法矣。漢治最為近古，而荒略如此，又何怪乎後世之文章典
故，雜亂而無序也哉？
孟子曰：“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言王化
之不行也，推原《春秋》之用也。不知《周官》之法廢而《書》亡，《書》亡而
后《春秋》作。則言王章之不立也，可識《春秋》之體也。不知《周官》之法廢
而《書》亡哉？蓋官禮制密，而後記注有成法；記注有成法，而後撰述可以無定
名。以謂纖悉委備，有司具有成書，而吾特舉其重且大者，筆而著之，以示帝王
經世之大略；而典、謨、訓、誥、貢、范、官、刑之屬，詳略去取，惟意所命，
不必著為一定之例焉，斯《尚書》之所以經世也。至官禮廢，而記注不足備其全；
《春秋》比事以屬辭，而左氏不能不取百司之掌故，與夫百國之寶書，以備其事
之始末，其勢有然也。馬、班以下，演左氏而益暢其支焉。所謂記注無成法，而
撰述不能不有定名也。故曰：王者跡息而《詩》亡，見《春秋》之用；《周官》
法廢而《書》亡，見《春秋》之體也。
《記》曰：“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其職不見於《周官》，其書不傳於后
世，殆禮家之愆文歟？后儒不察，而以《尚書》分屬記言，《春秋》分屬記事，
則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傳而空存其事目，則左氏所記之言，不啻千萬矣。
《尚書》典謨之篇，記事而言亦具焉；訓誥之篇，記言而事亦見焉。古人事見於
言，言以為事，未嘗分事言為二物也。劉知幾以二典、貢、范諸篇之錯出，轉譏
《尚書》義例之不純，毋乃因後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實事乎！《記》曰：“疏
通知遠，《書》教也。”豈曰記言之謂哉？
六藝並立，《樂》亡而入於《詩》、《禮》，《書》亡而入於《春秋》，皆
天時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春秋》之事，則齊桓、晉文，而宰孔之命齊侯，
王子虎之命晉侯，皆訓誥之文也，而左氏附傳以翼經；夫子不與《文侯之命》同
著於篇，則《書》入《春秋》之明證也。馬遷紹法《春秋》，而刪潤典謨，以入
紀傳；班固承遷有作，而《禹貢》取冠《地理》，《洪範》特志《五行》，而
《書》與《春秋》不得不合為一矣。后儒不察，又謂紀傳法《尚書》，而編年法
《春秋》，是與左言右事之強分流別，又何以異哉？
○書教中
《書》無定體，故易失其傳；亦惟《書》無定體，故託之者眾。周末文勝，
官禮失其職守，而百家之學，多爭託於三皇五帝之書矣。藝植託於神農，兵法醫
經託於黃帝，好事之徒，傳為《三墳》之逸書而《五典》之別傳矣。不知書固出
於依託，旨亦不盡無所師承，官禮政舉而人存，世氏師傳之掌故耳。惟“三”
“五”之留遺，多存於《周官》之職守，則外史所掌之書，必其籍之別具，亦如
六典各存其副之制也。左氏之所謂《三墳》、《五典》，或其概而名之，或又別
為一說，未可知也。必欲確指如何為三皇之墳，如何為五帝之典，則鑿矣。
《逸周書》七十一篇，多官禮之別記與《春秋》之外篇，殆治《尚書》者雜
取以備經書之旁證耳。劉、班以謂孔子所論百篇之餘，則似逸篇，初與典、謨、
訓、誥，同為一書，而孔子為之刪彼存此耳。毋論其書文氣不類，醇駁互見，即
如《職方》、《時訓》諸解，明用經記之文，《太子晉解》，明取春秋時事，其
為外篇別記，不待繁言而決矣。而其中實有典言寶訓，識為先王誓誥之遺者，亦
未必非百篇之逸旨，而不可遽為刪略之餘也。夫子曰：“信而好古。”先王典誥，
衰周猶有存者，而夫子刪之，豈得為好古哉？惟《書》無定體，故《春秋》官禮
之別記外篇，皆得從而附合之，亦可明《書》教之流別矣。
《書》無定體，故附之者雜。後人妄擬《書》以定體，故守之也拘。古人無
空言，安有記言之專書哉？漢儒誤信《玉藻》記文，而以《尚書》為記言之專書
焉。於是後人削趾以適屨，轉取事文之合者，削其事而輯錄其文，以為《尚書》
之續焉；若孔氏《漢、魏尚書》、王氏《續書》之類皆是也。無其實，而但貌古
人之形似，譬如畫餅餌之不可以充饑。況《尚書》本不止於記言，則孔衍、王通
之所擬，並古人之形似而不得矣。劉知幾嘗患史策記事之中，忽間長篇文筆，欲
取君上詔誥，臣工奏章，別為一類，編次紀傳史中，略如書志之各為篇目，是劉
亦知《尚書》折而入《春秋》矣。然事言必分為二，則有事言相貫、質與文宣之
際，如別自為篇，則不便省覽，如仍然合載，則為例不純；是以劉氏雖有是說，
後人訖莫之行也。至如論事章疏，本同口奏，辨難書牘，不異面論，次於紀傳之
中，事言無所分析，后史恪遵成法可也。乃若揚、馬之辭賦，原非政言，嚴、徐
之上書，亦同獻頌，鄒陽、枚乘之縱橫，杜欽、谷永之附會，本無關於典要，馬、
班取表國華，削之則文采滅如，存之則紀傳猥濫，斯亦無怪劉君之欲議更張也。
杜氏《通典》為卷二百，而《禮典》乃八門之一，已佔百卷，蓋其書本官禮
之遺，宜其於禮事加詳也。然敘典章制度，不異諸史之文，而禮文疑似，或事變
參差，博士經生，折中詳議，或取裁而逕行，或中格而未用，入於正文，則繁複
難勝，削而去之，則事理未備；杜氏並為采輯其文，附着禮門之後，凡二十餘卷，
可謂窮天地之際，而通古今之變者矣。史遷之書，蓋於《秦紀》之後，存錄秦史
原文。惜其義例未廣，後人亦不復踵行，斯並記言記事之窮，別有變通之法，后
之君子所宜參取者也。
濫觴流為江河，事始簡而終鉅也。東京以還，文勝篇富，史臣不能概見
於紀傳，則匯次為《文苑》之篇。文人行業無多，但著官階貫系，略如《文選》
人名之注，試榜履歷之書，本為麗藻篇名，轉覺風華消索；則知一代文章之盛，
史文不可得而盡也。蕭統《文選》以還，為之者眾，今之尤表表者，姚氏之《唐
文粹》，呂氏之《宋文鑒》，蘇氏之《元文類》，並欲包括全代，與史相輔，此
則轉有似乎言事分書，其實諸選乃是春華，正史其秋實爾。（史與文選，各有言
與事，故僅可分華與實，不可分言與事。）
四部既分，集林大暢。文人當誥，則內製外製之集，自為編矣。宰相論思，
言官白簡，卿曹各言識事，閫外料敵善謀，陸贄《奏議》之篇，蘇軾進呈之策，
又各著於集矣。萃合則有名臣經濟、策府議林，連編累牘，可勝數乎！大抵前人
著錄，不外別集總集二條，蓋以一人文字觀也。其實應隸史部，追源當系《尚書》；
但訓誥乃《尚書》之一端，不得如漢人之直以記言之史目《尚書》耳。
名臣章奏，隸於《尚書》，以擬訓誥，人所易知。撰輯章奏之人，宜知訓誥
之記言，必敘其事，以備所言之本末，故《尚書》無一空言，有言必措諸事也。
后之輯章奏者，但取議論曉暢，情辭慨切，以為章奏之佳也，不備其事之始末。
雖有佳章，將何所用？文人尚華之習見，不可語於經史也。班氏董、賈二傳，則
以《春秋》之學為《尚書》也，（即《尚書》折入《春秋》之證也。）其敘賈、
董生平行事，無意求詳，前後寂寥數言，不過為政事諸疏、天人三策備始末爾。
（賈、董未必無事可敘，班氏重在疏策，不妨略去一切，但錄其言，前後略綴數
語，備本末耳，不似後人作傳，必盡生平，斤斤求備。）噫！觀史裁者，必知此
意，而始可與言《尚書》、《春秋》之學各有其至當，不似後世類鈔徵事，但知
方圓求備而已也。
○書教下
《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閒嘗竊取其義，以概古今之
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
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
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
為圓。《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謂無不備矣。然諸史皆掌記注，而未
嘗有撰述之官；（祝史命告，未嘗非撰述，然無撰史之人。如《尚書》誓誥，自
出史職，至於帝典諸篇，並無應撰之官。）則傳世行遠之業，不可拘於職司，必
待其人而後行；非聖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極致，不足以與此。此《尚書》
之所以無定法也。
《尚書》、《春秋》，皆聖人之典也。《尚書》無定法，而《春秋》有成例。
故《書》之支裔，折入《春秋》，而《書》無嗣音。有成例者易循，而無定法者
難繼，此人之所知也。然圓神方智，自有載籍以還，二者不偏廢也。不能究六藝
之深耳，未有不得其遺意者也。史氏繼《春秋》而有作，莫如馬、班，馬則近於
圓而神，班則近於方以智也。
《尚書》一變而為左氏之《春秋》，《尚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緯經
也。左氏一變而為史遷之紀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遷書一變
而為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遷書
遠異左氏，而班史近同遷書，蓋左氏體直，自為編年之祖，而馬、班曲備，皆為
紀傳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則遷書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遷書也遠；蓋遷書
體圓用神，多得《尚書》之遺；班氏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也。
遷書紀、表、書、傳，本左氏而略示區分，不甚拘拘於題目也。《伯夷列傳》，
乃七十篇之序例，非專為伯夷傳也。《屈賈列傳》所以惡絳、灌之讒，其敘屈之
文，非為屈氏表忠，乃吊賈之賦也。《倉公》錄其醫案，《貨殖》兼書物產，
《龜策》但言卜筮，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為一人具始末也。《張耳陳餘》，
因此可以見彼耳。《孟子荀卿》，總括游士著書耳。名姓標題，往往不拘義例，
僅取名篇，譬如《關雎》、《鹿鳴》，所指乃在嘉賓淑女，而或且譏其位置不倫，
（如孟子與三鄒子。）或又摘其重複失檢，（如子貢已在《弟子傳》，又見於
《貨殖》。）不知古人著書之旨，而轉以後世拘守之成法，反訾古人之變通，亦
知遷書體圓而用神，猶有《尚書》之遺者乎！
遷《史》不可為定法，固《書》因遷之體，而為一成之義例，遂為後世不祧
之宗焉。三代以下，史才不世出，而謹守繩墨，待其人而後行，勢之不得不然也。
然而固《書》本撰述而非記注，則於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圓且神者，以為之裁製，
是以能成家，而可以傳世行遠也。后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紀表志傳，同於科舉之
程式，官府之簿書，則於記注撰述，兩無所似，而古人著書之宗旨，不可復言矣。
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猶拘守成法，以謂其書固祖馬而宗班也，而史學之失
傳也久矣！
曆法久則必差，推步后而愈密，前人所以論司天也。而史學亦復類此。《尚
書》變而為《春秋》，則因事命篇，不為常例者，得從比事屬辭為稍密矣。《左》、
《國》變而為紀傳，則年經事緯，不能旁通者，得從類別區分為益密矣。紀傳行
之千有餘年，學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飲飢食，無更易矣。然無別識心裁，
可以傳世行遠之具；而斤斤如守科舉之程式，不敢稍變；如治胥吏之簿書，繁不
可刪。以雲方智，則冗復疏舛，難為典據；以雲圓神，則蕪濫浩瀚，不可誦識。
蓋族史但知求全於紀表志傳之成規，而書為體例所拘，但欲方圓求備，不知紀傳
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尚書》之初意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
通則久。”紀傳實為三代以後之良法，而演習既久，先王之大經**，轉為末世
拘守之紀傳所蒙，曷可不思所以變通之道歟？
左氏編年，不能曲分類例，《史》、《漢》紀表傳志，所以濟類例之窮也。
族史轉為類例所拘，以致書繁而事晦；亦猶訓詁註疏，所以釋經，俗師反溺訓詁
註疏而晦經旨也。夫經為解晦，當求無解之初；史為例拘，當求無例之始。例自
《春秋》左氏始也，盍求《尚書》未入《春秋》之初意歟？
神奇化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解《庄》書者，以謂天地自有變化，人則從
而奇腐雲耳。事屢變而復初，文飾窮而反質，天下自然之理也。《尚書》圓而神，
其於史也，可謂天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於馬、班，蓋自
劉知幾以還，莫不以謂書教中絕，史官不得衍其緒矣。又自《隋·經籍志》著錄，
以紀傳為正史，編年為古史，歷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紀傳而乙編年。則馬、
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悅、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為旁庶矣。司
馬《通鑒》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袁樞《紀事本末》又病《通鑒》之合，
而分之以事類。按本末之為體也，因事命篇，不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
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
神，斯真《尚書》之遺也。在袁氏初無其意，且其學亦未足與此，書亦不盡合於
所稱。故歷代著錄諸家，次其書於雜史。自屬纂錄之家，便觀覽耳。但即其成法，
沉思冥索，加以神明變化，則古史之原，隱然可見。書有作者甚淺，而觀者甚深，
此類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復化為神奇，本一理耳。
夫史為記事之書。事萬變而不齊，史文屈曲而適如其事，則必因事命篇，不
為常例所拘，而後能起訖自如，無一言之或遺而或溢也。此《尚書》之所以神明
變化，不可方物。降而左氏之傳，已不免於以文徇例，理勢不得不然也。以上古
神聖之製作，而責於晚近之史官，豈不懸絕歟！不知經不可學而能，意固可師而
仿也。且《尚書》固有不可盡學者也，即《紀事本末》，不過纂錄小書，亦不盡
取以為史法，而特以義有所近，不得以辭害意也。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質之中，
則師《尚書》之意，而以遷《史》義例，通左氏之裁製焉，所以救紀傳之極弊，
非好為更張也。
紀傳雖創於史遷，然亦有所受也。觀於《太古年紀》、《夏殷春秋》《竹書
紀年》，則本紀編年之例，自文字以來，即有之矣。《尚書》為史文之別具，如
用左氏之例，而合於編年，即傳也。以《尚書》之義，為《春秋》之傳，則左氏
不致以文徇例，而浮文之刊落者多矣。以《尚書》之義，為遷《史》之傳，則八
書三十世家，不必分類，皆可仿左氏而統名曰傳。或考典章製作，或敘人事終始，
或究一人之行，（即列傳本體。）或合同類之事，或錄一時之言，（訓誥之類。）
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緯本紀。則較之左氏翼經，可無局於年月後先之累；
較之遷《史》之分列，可無歧出互見之煩。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簡而義益加精，
豈非文質之適宜，古今之中道歟？至於人名事類，合於本末之中，難於稽檢，則
別編為表，以經緯之；天象地形，輿服儀器，非可本末該之，且亦難以文字著者，
別繪為圖，以表明之。蓋通《尚書》、《春秋》之本原，而拯馬《史》、班《書》
之流弊，其道莫過於此。至於創立新裁，疏別條目，較古今之述作，定一書之規
模，別具《圓通》之篇，此不具言。
邵氏晉涵云：“紀傳史裁，參仿袁樞，是貌同心異。以之上接《尚書》家言，
是貌異心同。是篇所推，於六藝為支子，於史學為大宗；於前史為中流砥柱，於
後學為蠶叢開山。”
○詩教上
周衰文弊，六藝道息，而諸子爭鳴。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
之事專，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故論文於戰國，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戰國
之文，奇邪錯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藝，人不知也。後世之文，
其體皆備於戰國，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詩》教，人愈不知也。知文體備於戰國，
而始可與論後世之文。知諸家本於六藝，而後可與論戰國之文，知戰國多出於
《詩》教，而後可與論六藝之文；可與論六藝之文，而後可與離文而見道；可與
離文而見道，而後可與奉道而折諸家之文也。
戰國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何謂也？曰：道體無所不該，六藝足以盡之。
諸子之為書，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於道體之一端，而後乃能恣肆其
說，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謂一端者，無非六藝之所該，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
謂諸子果能服六藝之教，而出辭必衷於是也。《老子》說本陰陽，《庄》、《列》
寓言假象，《易》教也。鄒衍侈言天地，關尹推衍五行，《書》教也。管、商法
制，義存政典，《禮》教也。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其他楊、
墨、尹文之言，蘇、張、孫、吳之術，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
《七錄》之所敘論，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為六典之遺也。
戰國之文，既源於六藝，又謂多出於《詩》教，何謂也？曰：戰國者，縱橫
之世也。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
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
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孔子曰：“誦詩三百，
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為？”是則比興之旨，諷諭之義，
固行人之所肄也。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也。九
流之學，承官曲於六典，雖或原於《書》、《易》、《春秋》，其質多本於禮教，
為其體之有所該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縱橫，所以文其質也。古之文質合於一，
至戰國而各具之質；當其用也，必兼縱橫之辭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故曰：
戰國者，縱橫之世也。
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何謂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
章之學興。文集者，辭章不專家，而萃聚文墨，以為蛇龍之菹也。（詳見《文集》
篇。）后賢承而不廢者，江河導而其勢不容復遏也。經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經義；
史學不專家，而文集有傳記；立言不專家，（即諸子書也。）而文集有論辨。后
世之文集，舍經義與傳記論辨之三體，其餘莫非辭章之屬也。而辭章實備於戰國，
承其流而代變其體制焉。學者不知，而溯摯虞所裒之《流別》，（摯虞有《文章
流別傳》。）甚且以蕭梁《文選》，舉為辭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別之義矣。
今即《文選》諸體，以徵戰國之賅備。（摯虞《流別》，孔逭《文苑》，今
俱不傳，故據《文選》。）京都諸賦，蘇、張縱橫六國，侈陳形勢之遺也。《上
林》、《羽獵》，安陵之從田，龍陽之同釣也。《客難》、《解嘲》，屈原之
《漁父》、《卜居》，莊周之惠施問難也。韓非《儲說》，比事徵偶，《連珠》
之所肇也。（前人已有言及之者。）而或以為始於傅毅之徒，（傅玄之言。）非
其質矣。孟子問齊王之大欲，歷舉輕曖肥甘，聲音采色，《七林》之所啟也；而
或以為創之枚乘，忘其祖矣。鄒陽辨謗於梁王，江淹陳辭於建平，蘇秦之自解忠
信而獲罪也。《過秦》、《王命》、《六代》、《辨亡》諸論，抑揚往複，詩人
諷諭之旨，孟、荀所以稱述先生，儆時君也。（屈原上稱帝嚳，中述湯、武，下
道齊桓，亦是。）淮南賓客，梁苑辭人，原、嘗、申、陵之盛舉也。東方、司馬，
侍從於西京，徐、陳、應、劉，徵逐於鄴下，談天雕龍之奇觀也。遇有升沉，時
有得失，畸才匯於末世，利祿萃其性靈，廊廟山林，江湖魏闕，曠世而相感，不
知悲喜之何從，文人情深於《詩》、《騷》，古今一也。
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其言信而有徵矣。至戰國而
著述之事專，何謂也？曰：古未嘗有著述之事也，官師守其典章，史臣錄其職載。
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萬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備矣。是故聖王書同文以平天
下，未有不用之於政教典章，而以文字為一人之著述者也。（詳見外篇《校讎略
·著錄先明大道論》。）道不行而師儒立其教，我夫子之所以功賢堯舜也。然而
予欲無言，無行不與，六藝存周公之舊典，夫子未嘗著述也。《論語》記夫子之
微言，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訓，至孟子而其文然後閎肆焉，著述至戰國而
始專之明驗也。（《論語》記曾子之沒，吳起嘗師《曾子》，則《曾子》沒於戰
國初年，而《論語》成於戰國之時明矣。）春秋之時，管子嘗有書矣，《鬻子》、
《晏子》，後人所託。然載一時之典章政教，則猶周公之有《官禮》也。記管子
之言行，則習管氏法者所綴輯，而非管仲所著述也。（或謂管仲之書，不當稱桓
公之謚，閻氏若璩又謂後人所加，非《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並無私自著書
之事，皆是後人綴輯，詳《諸子》篇。）兵家之有《太公陰符》，醫家之有《黃
帝素問》，農家之《神農》、《野老》，先儒以謂後人偽撰，而依託乎古人；其
言似是，而推究其旨，則亦有所未盡也。蓋末數小技，造端皆始於聖人，苟無微
言要旨之授受，則不能以利用千古也。三代盛時，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
傳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嘗得見其書也。至戰國而官守師傳之道廢，通其學
者，述舊聞而著於竹帛焉。中或不能無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以戰國之
人，而述黃、農之說，是以先儒辨之文辭，而斷其偽託也；不知古初無著述，而
戰國始以竹帛代口耳。（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與孔子所述六藝舊
典，皆非著述一類，其說已見於前。）實非有所偽託也。然則著述始專於戰國，
蓋亦出於勢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為文辭，而文辭不能不生其好尚。後人
無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於文辭焉，然猶自命為著述，是以戰國為文章之
盛，而衰端亦已兆於戰國也。
○詩教下
或曰：若是乎三代以後，六藝惟《詩》教為至廣也。敢問文章之用，莫盛於
《詩》乎？曰：豈特三代以後為然哉？三代以前，《詩》教未嘗不廣也。夫子曰：
“不學《詩》，無以言。”古無私門之著述，未嘗無達衷之言語也。惟託於聲音，
而不著於文字，故秦人禁《詩》、《書》，《書》闕有間，而《詩》篇無有散失
也。後世竹帛之功，勝於口耳；而古人聲音之傳，勝於文字；則古今時異，而理
勢亦殊也。自古聖王以禮樂治天下，三代文質，出於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於
官守，《禮》之質也；情志和於聲詩，樂之文也。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諸子以
術鳴。故專門治術，皆為《官禮》之變也。情志盪，而處士以橫議，故百家馳說，
皆為聲《詩》之變也。（名、法、兵、農、陰陽之類，主實用者，謂之專門治術，
其初各有職掌，故歸於官，而為禮之變也。談天、雕龍、堅白、異同之類，主虛
理者，謂之百家馳說。其言不過達其情志，故歸於詩，而為樂之變也。）戰國之
文章，先王禮樂之變也。（六藝為《官禮》之遺，其說亦詳外篇《校讎略》中
《著錄先明大道論》。）然而獨謂《詩》教廣於戰國者，專門之業少，而縱橫騰
說之言多。後世專門子術之書絕（偽體子書，不足言也。）而文集繁，雖有醇駁
高下之不同，其究不過自抒其情志。故曰：後世之文體，皆備於戰國，而《詩》
教於斯可謂極廣也。學者誠能博覽後世文之集，而想見先王禮樂之初焉，庶幾有
立而能言，（學問有主即是立，不盡如朱子所云肌膚筋骸之束而已也。）可以與
聞學《詩》學《禮》之訓矣。
學者惟拘聲韻為之詩，而不知言情達志，敷陳諷諭，抑揚涵泳之文，皆本於
《詩》教。是以後世文集繁，而紛紜承用之文，相與沿其體，而莫由知其統要也。
至於聲韻之文，古人不盡通於《詩》，而後世承用詩賦之屬，亦不盡出六藝之教
也，其故亦備於戰國。是故明於戰國升降之體勢，而後禮樂之分可以明，六藝之
教可以別；《七略》九流諸子百家之言，可以導源而濬流；兩流、六朝、唐、宋、
元、明之文，可以畦分而塍別；官曲術業，聲詩辭說，口耳竹帛之遷變，可坐而
定矣。
演疇皇極，訓誥之韻者也，所以便諷誦，志不忘也。六象贊言，《爻》、
《系》之韻者也，所以通卜筮，闡幽玄也。六藝非可皆通於《詩》也，而韻言不
廢，則諧音協律，不得專為《詩》教也。傳記如《左》、《國》，著說如《老》、
《庄》，文逐聲而遂諧，語應節而遽協，豈必合《詩》教之比興哉？焦貢之《易
林》，史游之《急就》，經部韻言之不涉於《詩》也。《黃庭經》之七言，《參
同契》之斷字，子術韻言之不涉於《詩》也。後世雜藝百家，誦拾名數，率用五
言七字，演為歌訣，咸以取便記誦，皆無當於詩人之義也。而文指存乎詠嘆，取
義近於比興，多或滔滔萬言，少或寥寥片語，不必諧韻和聲，而識者雅賞其為
《風》、《騷》遺範也。故善論文者，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班氏固曰：“賦者古詩之流。”劉氏勰曰：
“六藝附庸，蔚為大國。”蓋長言詠嘆之一變，而無韻之文可通於詩者，亦於是
而益廣也。屈氏二十五篇，劉、班著錄，以為《屈原賦》也。《漁父》之辭，未
嘗諧韻，而入於賦，則文體承用之流別，不可不知其漸也。文之敷張而揚厲者，
皆賦之變體，不特附庸之為大國，抑亦陳完之後，離去宛邱故都，而大啟疆字於
東海之濱也。後世百家雜藝，亦用賦體為拾誦，（竇氏《述書賦》，吳氏《事類
賦》，醫家藥性賦，星卜命相術業賦之類。）蓋與歌訣同出六藝之外矣。然而賦
家者流，猶有諸子之遺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后
世詩賦之流，拘於文而無其質，茫然不可辨其流別也。是以劉、班《詩賦》一略，
區分五類，而屈原、陸賈、荀卿，定為三家之學也。（說詳外篇《校讎略》中
《漢志詩賦論》。）馬、班二史，於相如、揚雄諸家之著賦，俱詳著於列傳，自
劉知幾以還，從而抵排非笑者，蓋不勝其紛紛矣，要皆不為知言也。蓋為後世文
苑之權輿，而文苑必致文采之實跡，以視范史而下，標文苑而止敘文人行略者，
為遠勝也。然而漢廷之賦，實非苟作，長篇錄入於全傳，足見其人之極思，殆與
賈疏董策，為用不同，而同主於以文傳人也。是則賦家者流，縱橫之派別，而兼
諸子之餘風，此其所以異於後世辭章之士也。故論文於戰國而下，貴求作者之意
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論文拘形貌之弊，至後世文集而極矣。蓋編次者之無識，亦緣不知古人之流
別，作者之意指，不得不拘貌而論文也。集文雖始於建安，（魏文撰徐、陳、應、
劉文為一集，此文集之始，摯虞《流別集》，猶其後也。）而實盛於齊、梁之際；
古學之不可復，蓋至齊梁而後蕩然矣。（摯虞《流別集》，乃是後人集前人。人
自為集，自齊之《王文憲集》始而昭明《文選》又為總集之盛矣。）范、陳、晉、
宋諸史所載，文人列傳，總其撰著，必雲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未嘗
雲文集若干卷；則古人文字，散著篇籍，而不強以類分可知也。孫武之書，蓋有
八十二篇矣，（說詳外篇《校讎略》中《漢志兵書論》。）而闔閭以謂“子之十
三篇，吾既得而見”，是始《計》以下十三篇，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
徵也。韓非之書，今存五十五篇矣。而秦王見其《五蠹》、《孤憤》，恨不得與
同時。是《五蠹》、《孤憤》，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呂氏春
秋》自序，以為良人問十二紀，是八覽六論，未嘗入序次也。董氏《清明》、
《玉杯》、《竹林》之篇，班固與《繁露》並紀其篇名，是當日諸篇，未入《繁
露》之書也。夫諸子專家之書，指無旁及，而篇次猶不可強繩以類例；況文集所
裒，體制非一，命意各殊，不深求其意指之所出，而欲強以篇題形貌相拘哉！
賦先於詩，騷別於賦，賦有問答發端，誤為賦序，前人之議《文選》，猶其
顯然者也。若夫《封禪》、《美新》、《典引》，皆頌也。稱符命以頌功德，而
別類其體為符命，則王子淵以聖主得賢臣而頌嘉會，亦當別類其體為主臣矣。班
固次韻，乃《漢書》之自序也。其雲述《高帝紀》第一，述《陳項傳》第一者，
所以自序撰書之本意，史遷有作於先，故己退居於述爾。今於史論之外，別出一
體為史述贊，則遷書自序，所謂作《五帝紀》第一，作《伯夷傳》第一者，又當
別出一體為史作贊矣。漢武詔策賢良，即策問也。今以出於帝制，遂於策問之外，
別名曰詔。然則制策之對，當離諸策而別名為表矣。賈誼《過秦》，蓋《賈子》
之篇目也。（今傳《賈氏新書》，首列《過秦》上下二篇，此後為後人輯定，不
足為據。《漢志》，《賈誼》五十八篇，又賦七篇，此外別無論者，則《過秦》
乃《賈子》篇目明矣。）因陸機《辨亡》之論，規仿《過秦》，遂援左思“著論
准《過秦》”之說，而標體為論矣。（左思著論之說，須活看，不可泥。）魏文
《典論》，蓋猶桓子《新論》、王充《論衡》之以論名書耳。《論文》，其篇目
也。今與《六代》、《辨亡》諸篇，同次於論；然則昭明《自序》，所謂“老、
庄之作，管、孟之流，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其例不收諸子篇次者；豈以
有取斯文，即可裁篇題論，而改子為集乎？《七林》之文，皆設問也。今以枚生
發問有七，而遂標為七，則《九歌》、《九章》、《九辨》，亦可標為九乎？
《難蜀父老》，亦設問也。今以篇題為難，而別為難體，則《客難》當與同編，
而《解嘲》當別為嘲體，《賓戲》當別為戲體矣。《文選》者，辭章之圭臬，集
部之準繩，而淆亂蕪穢，不可殫詰；則古人流別，作者意指，流覽諸集，孰是深
窺而有得者乎？集人之文，尚未得其意指，而自裒所著為文集者，何紛紛耶？若
夫總集別集之類例，編輯撰次之得失，今古詳略之攸宜，錄選評鈔之當否，別有
專篇討論，不盡述也。
○經解上
六經不言經，三傳不言傳，猶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經而有傳，對人
而有我，是經傳人我之名，起於勢之不得已，而非其質本爾也。《易》曰：“上
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為治為察，所以
宣幽隱而達形名，布政教而齊法度也，未有以文字為一家私言者也。《易》曰：
“雲電屯，君子以經綸。”經綸之言，綱紀世宙之謂也。鄭氏注，謂“論撰書禮
樂，施政事。”經之命名，所由昉乎！然猶經緯經紀云爾，未嘗明指《詩》、
《書》六藝為經也。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於東周，有德無位，懼先聖王
法積道備，至於成周，無以續且繼者而至於淪失也，於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體
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跡者，獨與其徒，相與申而明之。此六藝之所以雖失官守，
而猶賴有師教也。然夫子之時，猶不名經也。逮夫子既歿，微言絕而大義將乖，
於是弟子門人，各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者，或取簡畢，或授口耳，錄其文而起
義。左氏《春秋》，子夏《喪服》諸篇，皆名為傳，而前代逸文，不出於六藝者，
稱述皆謂之傳，如孟子所對湯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則因傳而有經之名，猶之因
子而立父之號矣。
至於官師既分，處士橫議，諸子紛紛，著書立說，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
盡出於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藝而奉以為經，則又不獨對傳為名也。荀
子曰：“夫學始於誦經，終於習禮。”莊子曰：“孔子言治《詩》、《書》、
《禮》、《樂》、《易》、《春秋》六經。”又曰：“繙十二經，以見老子。”
荀庄皆齣子夏門人，而所言如是，六經之名，起於孔門弟子亦明矣。
然所指專言六經，則以先王政教典章，綱維天下，故《經解》疏別六經，以
為入國可知其教也。《論語》述夫子之言行，《爾雅》為群經之訓詁，《孝經》
則又再傳門人之所述，與《緇衣》、《坊》、《表》諸記，相為出入者爾。劉向、
班固之徒，序類有九，而稱藝為六，則固以三者為傳，而附之於經，所謂離經之
傳，不與附經之傳相次也。當時諸子著書，往往自分經傳，如撰輯《管子》者之
分別經言，《墨子》亦有《經》篇，《韓非》則有《儲說》經傳，蓋亦因時立義，
自以其說相經緯爾，非有所擬而僣其名也。經同尊稱，其義亦取綜要，非如後世
之嚴也。聖如夫子，而不必為經。諸子有經，以貫其傳，其義各有攸當也。後世
著錄之家，因文字之繁多，不盡關於綱紀，於是取先聖之微言，與群經之羽翼，
皆稱為經。如《論語》、《孟子》、《孝經》，與夫大小《戴記》之別於《禮》，
《左氏》、《公》、《穀》之別於《春秋》，皆題為經，乃有九經、十經、十三、
十四諸經，以為專部，蓋尊經而並及經之支裔也。而儒者著書，始嚴經名，不敢
觸犯，則尊聖教而慎避嫌名，蓋猶三代以後，非人主不得稱我為朕也。然則今之
所謂經，其強半皆古人之所謂傳也。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
政教行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為文字以傳後世也。
○經解中
事有實據，而理無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經，皆取先王典章，未嘗離事而著理。
后儒以聖師言行為世法，則亦命其書為經，此事理之當然也。然而以意尊之，則
可以意僣之矣。蓋自官師之分也，官有政，賤者必不敢強幹之，以有據也。師有
教，不肖者輒敢紛紛以自命，以無據也。孟子時，以楊、墨為異端矣。楊氏無書，
墨翟之書，初不名經。（雖有《經》篇《經說》，未名全書為經。）而莊子乃云：
“若獲、鄧陵之屬，皆誦《墨經》，則其徒自相崇奉而稱經矣。東漢秦景之使天
竺，《四十二章》，皆不名經；（佛經皆中國翻譯，竺書無經字。）其後華言譯
受，附會稱經，則亦文飾之辭矣。《老子》二篇，劉、班著錄，初不稱經，《隋
志》乃依阮《錄》，稱《老子經》，意者阮《錄》出於梁世，梁武崇尚異教，則
佛老皆列經科，其所仿也。而加以《道德真經》，與《莊子》之加以《南華真經》，
《列子》之加以《沖虛真經》，則開元之玄教設科，附飾文致，又其後而益甚者
也。韓退之曰：“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則名教既殊，又何防於經其所經，
非吾所謂經乎？
若夫國家制度，本為經制。李悝《法經》，後世律令之所權輿；唐人以律設
科，明祖頒示《大誥》，師儒講習，以為功令，是即《易》取經綸之意，國家訓
典，臣民尊奉為經，義不背於古也。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經界始。”地界言
經，取經紀之意也。是以地理之書，多以經名，《漢志》有《山海經》，《隋志》
乃有《水經》，後代州郡地理，多稱圖經，義皆本於經界，書亦自存掌故，不與
著述同科，其於六藝之文，固無嫌也。
至於術數諸家，均出聖門製作。周公經理垂典，皆守人官物曲，而不失其傳。
及其官司失守，而道散品亡，則有習其說者，相與講貫而授受，亦猶孔門傳習之
出於不得已也。然而口耳之學，不能歷久而不差，則著於竹帛，以授之其人，
（說詳《詩教上》篇。）亦其理也。是以至戰國而羲、農、黃帝之書，一時雜出
焉。其書皆稱古聖，如天文之甘、石《星經》，方技之《靈》、《素》、《難經》，
其類實繁，則猶匠祭魯般，兵祭蚩尤，不必著書者之果為聖人，而習是術者，奉
為依歸，則亦不得不尊以為經言者也。
又如《漢志》以後，雜出春秋戰國時書，若師曠《禽經》，伯樂《相馬》之
經，其類亦繁，不過好事之徒，因其人而附合，或略知其法者，託古人以鳴高，
亦猶儒者之傳梅氏《尚書》，與子夏之《詩大序》也。他若陸氏《茶經》，張氏
《棋經》，酒則有《甘露經》，貨則有《相貝經》，是乃以文為諧戲，本無當於
著錄之指。譬猶毛穎可以為傳，蟹之可以為志，琴之可以為史，荔枝牡丹之可以
為譜耳。此皆若有若無，不足議也。
蓋即數者論之，異教之經，如六國之各王其國，不知周天子也。而《春秋》
名分，人具知之，彼亦不能竊而據也。制度之經，時王之法，一道同風，不必皆
以經名，而禮時為大，既為當代臣民，固當率由而不越；即服膺六藝，亦出遵王
制之一端也。術藝之經，則各有其徒，相與守之，固無虞其越畔也。至諧戲而亦
以經名，此趙佗之所謂妄竊帝號，聊以自娛，不妨諧戲置之，六經之道，如日中
天，豈以是為病哉！
○經解下
異學稱經以抗六藝，愚也。儒者僣經以擬六藝，妄也。六經初不為尊稱，義
取經綸為世法耳，六藝皆周公之政典，故立為經。夫子之聖，非遜周公，而《論
語》諸篇不稱經者，以其非政典也。后儒因所尊而尊之，分部隸經，以為傳固翼
經者耳。佛老之書，本為一家之言，非有綱紀政事；其徒欲尊其教，自以一家之
言，尊之過於六經，無不可也。強加經名以相擬，何異優伶效楚相哉。亦其愚也。
揚雄、劉歆，儒之通經者也。揚雄《法言》，蓋雲時人有問，用法應之，抑亦可
矣。乃雲象《論語》者，抑何謬邪？雖然，此猶一家之言，其病小也。其大可異
者，作《太玄》以准《易》，人僅知謂僣經爾，不知《易》乃先王政典而非空言，
雄蓋蹈於僣竊王章之罪，弗思甚也。（詳《易教》篇。）衛氏之《元包》，司馬
之《潛虛》，方且擬《玄》而有作，不知《玄》之擬《易》已非也。劉歆為王莽
作《大誥》，其行事之得罪名教，固無可說矣。即擬《尚書》，亦何至此哉？河
汾六籍，或謂好事者之緣飾，王通未必遽如斯妄也。誠使果有其事，則六經奴婢
之誚，猶未得其情矣。奴婢未嘗不服勞於主人，王氏六經，服勞於孔氏者，又何
在乎？
束晳之《補笙詩》，皮日休之《補九夏》，白居易之《補湯征》，以為文人
戲謔而不為虐，稱為擬作，抑亦可矣。標題曰補，則亦何取辭章家言，以綴《詩》、
《書》之闕邪？
至《孝經》，雖名為經，其實傳也。儒者重夫子之遺言，則附之經部矣。馬
融誠有志於勸忠，自以馬氏之說，援經徵傳，縱橫反覆，極其言之所至可也。必
標《忠經》，亦已異矣。乃至分章十八，引《風》綴《雅》，一一效之，何殊張
載之《擬四愁》，《七林》之仿《七發》哉！誠哉非馬氏之書，俗儒所依託也。
宋氏之《女孝經》，鄭氏之《女論語》，以謂女子有才，嘉尚其志可也。但彼如
欲明女教，自以其意立說可矣。假設班氏惠姬，與諸女相問答，則是將以書為訓
典，而先自託於子虛、亡是之流，使人何所適從？彼意取其似經傳耳，夫經豈可
似哉？經求其似，則諢騙有卦，（見《輟耕錄》。）鞾始收聲，有《月令》矣。
（皆諧謔事。）
若夫屈原抒憤，有辭二十五篇，劉、班著錄，概稱之曰《屈原賦》矣。乃王
逸作《注》，《離騷》之篇，已有經名。王氏釋經為徑，亦不解題為經者，始誰
氏也。至宋人注屈，乃雲“一本《九歌》以下有傳字”，雖不知稱名所始，要亦
依經而立傳名，不當自宋始也。夫屈子賦，固以《離騷》為重，史遷以下，至取
《騷》以名其全書，今猶是也。然諸篇之旨，本無分別，惟因首篇取重，而強分
經傳，欲同正《雅》為經，變《雅》為傳之例；是《孟子》七篇，當分《梁惠王》
經，與《公孫》、《滕文》諸傳矣。
夫子之作《春秋》，庄生以謂議而不斷，蓋其義寓於其事其文，不自為賞罰
也。漢魏而下，仿《春秋》者，蓋亦多矣。其間或得或失，更仆不能悉數。后之
論者，至以遷、固而下，擬之《尚書》；諸家編年，擬之《春秋》。不知遷、固
本紀，本為《春秋》家學，書志表傳，殆猶《左》、《國》內外之與為終始發明
耳。諸家《陽秋》，先後雜出，或用其名而變其體，（《十六國春秋》之類。）
或避其名而擬其實，（《通鑒綱目》之類。）要皆不知遷、固之書，本紹《春秋》
之學，並非取法《尚書》者也。故明於《春秋》之義者，但當較正遷、固以下其
文其事之中，其義固何如耳。若欲萃聚其事，以年分編，則荀悅、袁宏之例具在，
未嘗不可法也。必欲於紀傳編年之外，別為《春秋》，則亦王氏《元經》之續耳。
夫異端抗經，不足道也。儒者服習六經，而不知經之不可以擬，則淺之乎為儒者
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