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之一個“優等生癌”晚期患者的自白
2001年9月,我在北大中文繫上大四。有一天,食堂的電視機周圍站滿了人。忽然,有人吹了聲口哨,喊了句:“老美被人幹了!”底下噗嗤一片噴飯聲。
電視屏幕上,紐約世貿中心雙子塔煙塵滾滾,轟然坍塌。
BBS上熱鬧非凡。有人說這是對兩年前美國“誤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的“報應”。那一年BJ高校學生組織了聲勢浩大的抗議遊行,示威人群用磚頭把美國大使館的玻璃砸得稀巴爛,外牆上滿是墨水瓶和顏料瓶空襲留下的爆裂塗鴉。
這一幕總是讓我想起泰戈爾的《吉檀迦利》——風暴在天空裏激蕩,船舶在水面上顛覆,死亡橫行,而孩子們在大千世界的海濱集會。他們歡呼、跳躍、嬉戲。
“愛國派對”結束后,大家又老老實實去啃磚頭一樣厚的GRE詞彙表,上新東方補習班,寄留學申請材料。
次年春夏,美國高校對華錄取率及獎學金大幅銳減,一度風傳簽證拒簽率達到99%。無論911究竟是我拿不到全獎offer的元兇,還是僅僅是一塊遮羞布,我21年來的人生規劃就此中斷。
在此之前,我的成長軌跡就是一場真人版的闖關遊戲。目力所及之處只有華山一條路,在通往朱門金榜的途中,白手翻紅刃,十步殺一人。
升入北大,遊戲進入為特殊玩家制定的Hardcore模式。這些人並非都是些“高分低能”的傢伙,但毫無疑問,他們中絕大多數都是身經百戰、訓練有素的競技高手——除了京滬地區,一個專業在一個省數十萬考生中通常只招收2人。以我為例,我做過的模擬試卷、用過的參考書,後來賣了90斤廢品。
剛入學那會兒我常常做一個噩夢:迎新會上,前後左右的人不約而同地轉過身來,對我說:你好,我是XX省的狀元、榜眼、探花,請問你是第幾名?
在TOEFL滿分還是677分的年代,按照這所大學流行的標準,650分以上才算及格。有的人通過發瘋、輕生、輟學等方式提前按下了ESC鍵,多半是因為一朝醒來,突然發現自己再也不能成為第一,甚至可能排名墊底。
我常聽見同一棟宿舍樓的一個女孩,在夜裏鬼哭狼嚎,咯吱怪笑。那聲音就像一個人的靈魂在唾棄自己笨重的肉身。
我深知,我未來的履歷將像當初的大學錄取通知書複印件一樣,被長輩們當成祭品在祖墳前火化。因此,我必須保證履歷上的每一項都漂亮到無可爭議,從社團活動、獎學金到文體競賽。
唯一的一個“污點”,是我當時在和一個六七門功課紅燈高掛的外校男生談戀愛。每次去他宿舍,看見7、8個男生一起抽煙、喝酒、打牌、聯機打網游時,我便會生出一種彷彿乾隆微服私訪、考察民情的奇妙心境。那間宿舍有8張床鋪,最多的一晚有5個女生留宿。熄燈之後,上下鋪一起地動山搖,吱嘎亂晃,如疾風驟雨一般,暗喘聲此起彼落,真是難言的壯觀。
我常想:所謂青春,
就是每個人的頭頂上都懸着一顆氣球,
說不準什麼時候就會膨脹到爆炸。
只不過別人的氣球里裝的是荷爾蒙,
而優等生的氣球里
卻灌滿了一種叫做“挫敗感”的劇毒氣體。
我常想:所謂青春,就是每個人的頭頂上都懸着一顆氣球,說不準什麼時候就會膨脹到爆炸。只不過別人的氣球里裝的是荷爾蒙,而優等生的氣球里卻灌滿了一種叫做“挫敗感”的劇毒氣體。
而在我的學校,環顧四周都是鑿壁借光的現代版本。大考前,宿舍廊道和廁所里都是溫習苦讀的人。我的室友阿娟來自HN農村,她到BJ的路費是全村人募集的,三個親戚合起來才湊了100塊。夏天她只有兩件換洗襯衫,同時做兩份家教。
她經常揣着饅頭鹹菜,在教室和圖書館泡上一整天。筆記本里、書的扉頁還有糊牆的白紙上,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之類的格言。
4年後,她被保送漢語專業的研究生。
不論怎麼說,中文系的日子還是要比外系好過得多。我的朋友Dora所在的國際金融專業是各省高考狀元的集中營。第一名各科平均成績與最後一名只差6分左右,中間排着四五十號人。那個只消在臨考前一晚熬夜翻翻書就能拿第一的人,就是她。她是我們那年全國文科高考狀元,創下了一個空前絕後的高分紀錄。
但她毫不猶豫地拒絕了“高考狀元演講團”之類的活動邀約,儘管報酬相當誘人——一次1000元,等於每月大學生生活補助的20倍。
有一次我同她談到,高考結束后,全班同學在教室里集體撕書,將電風扇開到最大檔,把書本拋上去絞成漫天雪花。她呵呵笑着說:哦,原來你們也這麼干呀?
我們都來自普通市民家庭,也都很明白“一將功成萬骨枯”的道理。科舉制度是一項簡單粗暴、成本低廉的普惠性福利,以犧牲心智為代價,實現社會重新分層。作為既得利益者,最好保持沉默。
老實說,她的留學申請以失敗告終,給了我莫大的安慰。那段時間,我常和她窩在宿舍里嘻嘻哈哈地看《蠟筆小新》,從傍晚看到凌晨。現在回想起來,腦海中浮現的,卻是兩個重傷的病號正抱着氧氣瓶大口呼吸。
因為申請留學我和Dora都放棄了保研,我去了廣州一家媒體,而她進入了BJ一家著名的會計師事務所。一項新的評估指標擺在了我們面前。她的一位女同學拿到了一家外資銀行的offer,將被派至倫敦工作,年薪折算成人民幣高達30多萬,轟動全校。
畢業前夕,我和同學們去什剎海劃了一次夜船。大家在船上又是吟詩、又是唱歌的,瘋到大半夜才回去。那時,BJ地鐵還只有一個圈和一根線,我們還不知道,待建的四五六環,將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分界線。
工作之後,Dora總是在加班,常常夜裏10點才能打車回家,周末也難得安寧。用她的話來說,她就是一個成天和財務報表打交道、私人空間被壓榨到所剩無幾的技術工人。與她的留學夢一同夭折的還有她的初戀。有一次,她在電話上和我談到那個遠在大洋彼岸的人,哭了一個小時。
我趁着出差的機會去看她。房間裏只開床頭的一盞小燈,她一臉倦容地躺在床上不停地回復手機訊息,給客戶寫E-mail,要麼掛在Msn上聊天,在網絡露水情緣中尋求慰藉。周末的午夜,我們關上燈,在一片漆黑之中,一人抱着一隻貓,看一部叫SexandLucia的藝術片。
屏幕上是地中海清澈、燦爛的海岸。片子裏說,海灘上有一個洞,掉下去的話,就能回到過去重新開始……
我們置身於一片幽藍的反光中,久久不語,彷彿被一千個夜晚所包圍。她出神地望着前方,任由另一個世界的陽光在臉上躍動,眼裏空空蕩蕩。
3年後,她辭了職,遠赴北愛爾蘭攻讀教育學,隨後進入瑞士銀行工作。她說,她想知道,為什麼一個被教育體制證明是最優秀的人,卻喪失了選擇生活的能力和勇氣?
同一年,阿娟實現了她自幼以來的心愿,考上了北大的博士。同學會上,她還是老樣子,扎着一個馬尾,樸素得像個打工妹,害羞而沉默。和她說什麼都是嘿嘿地憨笑。
也是在這一年,傳統紙媒迎來最後的餘暉,陷入風雨飄搖的境地,業績大幅下滑,“報業寒冬論”塵囂日上。我很快發現,出入音樂廳和美術館、與權貴名流談笑風生、每年領回一摞獎狀那點虛無飄渺的優越感,在劇烈縮水的工資單面前,淪為一個自欺欺人的笑話。
往後幾年每況愈下,減薪、裁員、離職乃至歇業潮蔓延全國報界。每隔幾年,就迸出來一個讓人心驚膽寒的新生事物,**、微信、自媒體、App。在混沌的互聯網時代,許多東西都在開天闢地,取代學歷、戶籍、編製、職稱等等日趨過時的分類標籤。如今,一個剛出校門的畢業生可能起薪不如農民工,也可能通過開網店、辦自媒體、甚至網絡付費直播吃喝拉撒,秒殺一名中年企業高管的薪水。在這個“看臉”的時代,改變命運的頭號力量不再是知識、技術、經驗,甚至不是人脈,而是被網絡放大的“顏值”(容貌數值)。
在從業多年以後,我第一次遭遇失業的危險。曾經困擾父輩的那個詞“下崗”,現在有了一個更動聽的說法,叫“轉型創業”。然而,我依然不敢選擇辭職。我害怕一無所有,害怕從頭再來,哪怕我上的學校、入職的單位,都以“敢於卓越”著稱於世。“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我逐漸疏遠了昔日的交際圈,有4、5年時間通宵達旦地沉湎於網游,停止了寫作。
2010年末,我去歐洲出差,抽了一天時間去蘇黎世見Dora。她還是一個成天和財務報表打交道的人,但身上發生了某種顯著的變化:已婚、懷孕、吃素。更重要的是,她看着我的樣子,那種略略皺着眉笑的眼神,分明是一個清晰地看到生活方向的人所獨有的。
天氣晴朗,我們在舊城區的聖母教堂分別。她轉身輕輕地擁抱了我,拍了拍我的肩。她對我說,祝你成為一個unique的寫作者。她的滑雪服摩挲間發出像沙礫一樣細微而溫柔的脆響。
從蘇黎世返回琉森的大巴上,我坐在最後一排,一直埋頭無聲地痛哭。我似乎又聽到了大學時代那個女生半夜發出的哀嚎。
我戒掉了網癮,重新嘗試寫作。生活依然沒有什麼起色。身為一個“優等生癌”晚期患者,我開始思考一個聽上去很可笑的問題:假如餘生我都只能做一個在路邊鼓掌的觀眾,而不是賽道上享受掌聲的英雄,我該怎麼辦?
去年8月,我生平第一次上了手術台。出院之後,每當聽說有同齡人因為癌症、抑鬱、過勞猝死等原因離開人世時,我的心情都有如張愛玲小說中描寫的情形:女主角聽見甘西迪總統遇刺消息的那天,正在水槽上洗盤碗,腦子裏聽見自己的聲音在說:“甘西迪死了。我還活着,即使不過在洗碗。”
我開始去干一些按照我以往的思維模式和價值評判體系會被界定為“無用”的事,例如練習長跑,參加公益活動,還有花更多時間與家人和朋友相處。我懷疑,我此前30多年的時間一直追尋的,不過是一種平等的錯覺,而我卻對那些生而為人真正平等的事物視而不見。
一份2009年出爐的調查報告稱,大部分高考狀元職業發展的實際情況與社會期望相差甚遠,他們當中大多數沒能成為各行業的頂尖人才。
我們為什麼必須要成功?拿什麼去衡量一個人的傑出?所謂“成功”是不是就像王朔說的,不就掙點錢,被傻X們知道嗎?還是像Dora所說的,是改變一個社會的文化、生活方式和價值觀?
摸着良心說,我還沒有藐視財富的底氣。我其實很想發財,想得要命。
寫到這裏,我忽然發現,我的朋友們令我深深懷念的,其實與她們的“優秀”無關。有一年冬天,阿娟頂着寒風走了十幾里山路去鎮上賣玉米。然後在長途電話亭前排了2個鐘頭的隊,給我們幾個室友挨個打電話拜年。
還有若干年前,Dora曾誠摯而鄭重地向我推薦曼昆的《經濟學原理》:讀完這本書,你看待世界的方式將會有所不同。
這些經歷,在今時今日從“點頭之交”沒落退化為“點贊之交”的人際關係網絡中,顯得如此罕有,無論是臉書還是微信朋友圈。
記得分別那天,Dora曾指引我,沿着利馬特河的河渠一直走,走到盡頭,就會看到蘇黎世湖。
那一天,利馬特河泛着金波,從密密麻麻的建築、站台、廣場中穿過,像撥開兩旁垂掛的厚絨幕布一樣,露出遠處那一線彷彿是靜止的煙藍色。
我還沒有看到那片屬於我的蘇黎世湖。我仍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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