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四一、慈母手中線，嚴父筆中情（2）

你在一些不成熟言論長期潛移默化的影響下，也許總是覺得你的父親不夠優秀。現在，我坦誠的把描繪家庭成員肖像的素材攤在你面前，看看你的腦海中會閃現出怎樣的父親肖像。

關於你的父親的可看之點。

A、我的主要經歷：1961年在我四歲的時候，母親（你奶奶）作為國家正式工人，主動響應國家號召離開縣農械廠帶着一家回鄉種田，我至今還清楚記得當年回家時我坐在馬車上興高采烈而姐姐一路大哭的情景。大約七歲時，我每天跟着本屋叔公上山砍樹，當然，那時是重在參與，背回來的都是小樹。一、兩年後，我帶着妹妹砍光了名叫高簡上山中，我和妹妹能扛得動的所有小樹。

在勞動中，有一個情景對我的人生觀產生了很深的影響：大約是1965年夏天，我和十多個同齡小孩一起到離家三、四里路的磨石寨與柴載坑之間的山崗上砍樹。大致下午四時，我肩扛着一條近四米的小樹與同伴走在山崗上，突然間狂風大作並下起了暴雨。這時，我被狂風向前猛推了將近10米遠，被推到一個有十層樓高的崩崗（懸崖）前，只差一步——眼看要掉下去了，正在雙腿哆嗦之際，又被狂風向後猛推了七、八步遠，這時我放下肩上的樹木，緊緊抱住一棵高山松，待風雨過後才回家。數十年來，我幾次與死神擦肩而過（如1976年和1980年兩次觸電事故均因電擊后倒地而脫離了電源得以生還，1985年夏，我因胃部大出血，妹妹用自行車送醫院途中，我已經兩眼漆黑，躺在地上10分鐘后才重見天日）。此外，在人生歷程中也多次陷入是非之地和各種困境，但好象冥冥之中總有力量助我，故總是能邁過去，不由得你不信服。

1967年，我十歲了，父親（你爺爺）在“文化*革命”運動中受到批判，隨後進了縣“五·七”幹校勞動，停止了工作、停發了工資，家中每月的油鹽錢沒有了來源。我利用假日和放學時間跟着母親上山砍雜木，每天早晨挑到八里路外的鎮上去賣。天沒亮時已經到了鎮上，而且很高興的賣到了兩角錢，然後回家吃了早飯去上學。第二年進步了一點：一個早上能賣到三角錢了。後來，我讀高中時依樣畫葫蘆，也是用自己在假日裏砍的柴木挑到學校抵交了全部學、雜費。

我十七歲高中畢業后回到家鄉的當天下午，便赤着雙腳投入了一年間農村最艱苦的夏收夏種的勞動中。每天早上六點起床勞動到晚上八點，在田裏吃兩頓飯。在60多天的夏收夏種勞動中，雖然每天累得有時想坐在田埂上休息一會兒：“那怕休息五分鐘也好啊！”但仍然沒有偷懶過一天。我的吃苦精神深得全村父老鄉親的稱讚。不到十九歲便當了管轄近1000來人的村幹部，三年中，到了五個生產隊駐隊（與所在隊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後來，我的吃苦耐勞精神和“單人日插秧兩畝田”的成績轟動整個鄉鎮，被鎮裏撰寫成廣播稿，廣為宣傳。

我十八歲那年，當了一年小學教師，我以啟髮式教學啟發學生的學習主動性。當我離開學校的時候，我的學生自發集中起來，要求接任的老師“要像夏天老師那樣教”才能教好他們。有趣的是，這位接任老師也曾經是我的老師，他聽了我的學生對他的要求，顯得滿臉尷尬。1978年春天，我成了國家恢復高考後的首屆考試學生（也就是通常說的77屆）就讀廣州金融專科學校，在學校學習期間備受師生喜愛，被評為廣東人民銀行系統“優秀團幹部”。學校多次要求我留校任教。因作為建國前參加革命的老幹部的爺爺提請組織要求照顧，1980年1月我被分配回縣人民銀行工作，歷任信貸員、人事秘書股長、信息公司經理至1992年1月。期間，1983年被縣人民政府表彰為“財貿戰線先進工作者”，1982、1985和1986年被市人民銀行、工商銀行表彰為地、市級“金融紅旗手”；六次（年度）被評為縣級先進工作者。1988、1989年，我領導的部門連續被省工商銀行表彰為省級先進單位，另被市銀行表彰為先進單位三次（年度）。

1992年1月6日，我借調到深圳特區總公司，在面臨極度困境的情況下，用三個月時間打開局面、站穩腳跟，最終成為公司的核心和依靠。不但受到全公司上下的一致認可，還被深圳市人民政府表彰為1993年度市“審計先進工作者”。在我離開該公司后的一年間，那些員工仍不斷向新上任的公司總經理敘說我的為人。

1993年12月4日，我找到剛成立的深圳梅林金融服務社談聘任意向，經考試考核，16日以總分第二名成績被聘請為信貸員；1994年3月4日，我找到湖貝金融服務社，第二天下午與庄宇總經理等面談后雙方都很滿意，當即決定我為該金融服務社其中一個信貸部的經理，一直任職到市民銀行接管后改名為湖貝支行擔任由原四個部門合併為一的信貸部經理、計劃信貸科科長、資金信貸部主任至2000年1月離開。在市民銀行工作期間，我於1997年和1999年被市民銀行黨委表彰為“優秀黨員”，1998年被表彰為市民銀行系統“先進個人”。

綜上所述，我在孩提時代，是長輩眼中的好孩子；在學生時代，是老師心目中的驕傲；回鄉務農時期，被父老鄉親肯定為吃苦耐勞的後生；偶爾教教書，也頗有心得。後來，經過廣州的學習，開拓了視野，爾後數十年，在國家幹部、企業高級管理者、銀行業務主管、私營業者等崗位上，也是擲地有聲地表現出血性男兒的風采。

現在談談創業的艱辛與榮耀。

你知道什麼叫任勞任怨嗎？早年，你的父親作為市屬一級企業的中層幹部，曾與工人們一起一頂一地安裝萬噸液壓機；也曾一言九鼎、快刀斬亂麻式地處理工人集體罷工事件。還曾打着雨傘為下屬員工找過住房、為新調進員工提過皮箱；為新同事順利調進讓過戶口指標。此外，還義無返顧地代理過下屬法人企業的領導協調工作，而工資卻比下屬少三分之二，但我毫無怨言。

你知道四川大廈有多少層嗎？你的父親為了開展業務是一層一層爬上去、敲開各公司的大門，散發自己的名片，直到頂層。在梅林金融服務社開業滿三個月時，我的客戶佔全社的三分之一，就是這樣辛勤勞動得來的。

你知道早年在深圳大街上，騎自行車逆行一次要被交通警察罰款多少錢嗎？你的父親曾經在1994年夏的一個中午因為急匆匆要見客戶，戴着一頂客家人特有而深圳不流行的草帽，騎着一輛28寸的自行車逆行而被交通警察罰款兩次共40元。

你知道什麼叫名譽嗎？你父親的個人名字，曾經在本縣工作的時候，在鄉鎮父老鄉親的心目中也許要比當時縣人民政府的招牌珍貴、可靠；在深圳——這個魚龍混雜的地方，也有廣東××深圳公司、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大公司的核心成員會議，確認“夏天是可靠的”，在與我所在單位打交道（存入數千萬元巨額存款及處理相關敏感業務）時，只確認我而不倚重所在單位。俗話說，黃金有價，而個人的名譽、信譽哪是用錢可以買到的！

你知道什麼叫會辦事嗎？1992年夏，總公司交給我一項很難辦的任務：向區環保局申請辦理含有對人體有害的六氯乙烷成分的《產品生產許可證》，此前由於原工廠旁邊的小學師生的反覆投訴，公司花費了三年時間都沒有辦妥此事。我到環保局的辦公室坐了半小時，聽到工作人員帶着客家口音以開玩笑的口氣對一個客戶說：“中午到××海鮮酒家吃飯啊？”心中便有了五成把握。接着，我以諮詢的角度向他們了解辦證的可能性。第二天我帶着家鄉的茶葉、香菇直接到了他們的辦公室，說了一句：“家鄉土產不成敬意”，一番笑容可掬的寒暄之後便拿到了辦證回執單。七天後，當我看到比我大12歲的公司總經理看着《產品生產許可證》，那興奮得散發著紅光的臉和合不攏的嘴皮時，我確信：我已經在總公司站穩了腳跟。

你知道什麼叫智慧嗎？你的父親曾於1992年到公司設在深圳田面村的一個工廠觀察了15分鐘而制定出一個績效掛鈎的《滿負荷工作法》和《輔料廠關於完善生產管理，鼓勵超產保質的方案》。不到一年，該方案不脛而走，成為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佛山、南海、深圳等地）五家同類工廠爭相實施的管理規範。

回想該方案執行之初阻力不小，該廠一個大學碩士畢業的管理員不情願地問我：“你在我們廠房裏呆了15分鐘寫出的東西就那麼管用？”

我說：“你已經在廠里管理了半年了，依你看，要呆多久才能搞出管用的東西？”

她紅着臉、怏怏地不敢再說話。

你知道“挽狂瀾於既倒”的含義嗎？我在深圳市民銀行（含金融服務社）工作期間，曾牽頭參與協調了近十個複雜的金融詐騙疑案的處理應對工作，其中有中央政法委批示“要嚴肅查處”的貸款本息金額超過兩億元的“安延、岸尾公司貸款案”，有牽涉面既深且廣的跨省專案“貴州招商（深圳）公司和深圳泰山公司抵押貸款案”，有離奇的“深圳雄鷹工貿公司貸款2700萬用3000萬假存單質押案”，有牽涉深圳多家銀行的“深圳建華公司小車營運牌重複抵押貸款案”，有“皇龍酒店系列貸款及抵押物被分割案”，有糾纏了數年、造成廣泛影響的“寶安福利床業公司涉嫌貸款詐騙案”；還有像深圳凝風實業發展有限公司、深圳三八股份公司貸款抵押無效糾紛案，等等。歷時四年，牽頭接待和受理包括中央紀委暨北京市紀委、兄弟省市檢察、偵查機關以及深圳市公、檢、法機關的調查詢問不下30次。

這種一方以單位利益為依託被動應付，並經常被人懷疑是既得利益者的當事人與同案人，而另一方則藉助政法機關的公權力，間中或許夾雜辦案人員情感和利益的博弈與較量，是一次次兇險複雜的碰撞過程。個中體會，可以用海上踏浪來形容。

現就以1998年寶安區有關部門框定的所謂寶安“四大詐騙案”中涉及我行的最小金額的貸款糾紛案來折射我的工作環境。

1994年12月27日，寶安一家私營企業——寶安福利床業有限公司以寶安工業村的三棟房產作抵押，向我行申請貸款350萬元，經信貸員歐忠誠、劉愛華到工業村調查，經包括我在內的三級審批，併到寶安區公證處、國土局辦理抵押登記，貸出320萬元。到期后該企業無力歸還，銀行遂於1997年起訴至深圳中級人民法院，中院於1997年11月3日判我行勝訴，工業村要以抵押房產承擔連帶還款責任。工業村不服，一方面向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上訴，並提出該案是詐騙案。省高級人民法院於1998年5月21日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省高院明確指出：該案合同“內容合法，手續完備，而且是雙方真實意思表示，應認定為有效。……至於陳連平是否構成詐騙的問題，不是本案審理的範疇，本院不予處理。”另一方面，工業村在省里召開黨代會期間組織村民集體上訪，引起省、市高度關注。這樣，區政法部門當作維護一方穩定的大事，以刑事案立案並實行公、檢、法聯合辦案。於是，各種手段出來了：該公司法人代表陳連平被收押，用特殊手段獲取證詞。我行經辦貸款的四人，也分別做了詢問筆錄。

更為離奇的是：1998年8月16日，被公安局收押的陳連平竟用專用信紙寫給我一封信，由陳連平愛人送來，信中說：“到了公安局我才聽人說，你跟金融服務社總經理庄宇瓜分了我支付的70多萬利差，你得了25萬元。你得的那一部分要給回我，我就保你無事。”云云。

看了信后，我聯想到1998年6月16日應約到公安局交談貸款經過，經辦幹警閃爍其詞稱我是“客家精英”、“有兩個膽”，和他們事後多次對貸款經辦人員的無禮糾纏，我覺得有人出於某種目的（如認定貸款非法）在演戲。從1998年5月4日至1998年6月24日公安幹警對銀行調查期間，我和支行領導先是積極配合調查，後來看到個別公安幹警比較離譜，我們的態度也越來越強硬，6月17日，王顯耀行長明確告訴經偵隊準備逐級投訴經辦幹警。

1998年10月19日，工業村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申請再審書》，要求法院撤銷終審判決，全案移交區公安局偵查。此後，工業村又向********呈送申訴信。後來，省高院審監庭啟動審判監督程序。1999年6月18日，我們向省高院提交《關於深圳某工業村民委員會提出再審申請的幾點意見》，緊緊抓住工業村自稱“只取得100萬元貸款”的事實，說明工業村委是知情的，應維持原判。

至此，省法院明令深圳中院恢復執行程序。

1999年7月8日，為響應重新回到談判桌前的工業村委的要求，我向市民銀行總行呈報《關於變通處理寶安福利床業公司貸款抵押物的請示》並獲批准。1999年7月12日早上，在市中級法院牽頭下，××鎮法庭庭長和中院法官一早就在我辦公室門口等着，邀請我親赴寶安××鎮人民政府，代表湖貝支行與乙方*區工業村民委員會、丙方××鎮人民政府（代付款方）簽訂《執行和解協議》。三方簽字后，市中院當即送達1999年7月11日製作好的（1999）深中法執字第B018-153號《民事裁定書》，終結此案。

作為當事人的一方，某區工業村委主任陳勝利在簽合同時極具誠意地邀請我們察看了工業村的村容，中午在全區最好的酒店設宴請我們吃飯。席間，村主任對銀行和我極盡道歉之意。

早在此案終結前開始暗潮洶湧的1998年5月25日，作為貸款經辦當事人的我，以堅定的意志寫了這樣一段話給我的核心部下：

“作為崗位練兵，現提供省高院170號判決書給諸位一閱。該書至少可以給我們提供以下啟發：

一、表明經濟現象的紛繁複雜。作為經濟管理、計劃管理崗位的員工，應該在經濟分析和企業交往中，不斷鍛鍊出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本領，要摒棄人云亦云的做法，同時避免感情用事。

二、深圳經濟環境的複雜性。上訴人在一審敗訴后提出並採取了相當極端的措施（判決書引述上訴狀可看出一點），經辦貸款的三個同志由於工作認真，記憶細緻而頂住了是非。否定了‘貸款的公證、登記、審批違法’的論點。

三、維護單位利益的重要性。本行的答辯也頗具水平。抓住了村委上訴狀中‘分貸款’的說法和信貸檔案中保存的工業村委《證明》這兩個要點，表明工業村委抵押的自願行為，否定了‘一直被矇騙’的說法，從而保全了銀行的債權。一張《證明》成了物證，價值超過了貸款本息的總和。

我們通過學習，應該在行為規範上有所收穫。”

孩子：最近，我查看了我在銀行工作期間的一些工作紀錄、日記和《1994——1996年曆次稽核材料》，那一宗宗介乎於紅燈、黃燈之間的“靈活措施”着實令人膽戰心驚；我手中握着的貸款審批權也使人不敢相信：在金融服務社時期，我是可以批准單筆數額千萬元貸款的兩個核心人員之一；而在市民銀行接管后，面對支付危機而實施的綜合應對措施，也足以讓人賞心悅目。我數次把個人榮辱與單位的興衰綁在一起：在銀行被責令停業整頓期間，我極盡智慧地與人民銀行協調得以重新營業；在銀行面臨支付危機的1996、1997年，我逐級呈報的《關於減輕逾期貸款罰息以協補資金的請示》，執行后協調舊貸款戶協助支行存入了1.6億元定期存款；1998年，我又向總行呈報《關於調整我行逾期貸款利率的建議》並經批准，再一次在協調中得到20多個企業的響應，為支行取得了1.77億元的定期存款，從而為銀行的生存贏得了時間。

回首往事，有一句話，我總想說：我出生於相對幸福的年代，綜觀我的前半生，雖然沒有做大官，但我做過大事；雖然沒有機會上那硝煙瀰漫的軍事戰場，但我親歷過錯綜複雜的經濟金融領域的存亡之戰。

改革開放時期的深圳，全國各方面的精英雲集於斯，與此同時，也有不少十分高明的騙子蜂擁而至。貸款決策者不僅手中有權，同時也有責任儘快把錢貸出去，以實現經營業績。因此，身邊不乏企業家和詐騙犯。回顧自己在深圳十餘年的奮鬥史，我能夠十分寫意地寫出這篇文章，就足於說明我是一個頂天立地的漢子。

你知道什麼叫審時度勢、適者生存嗎？當1993年冬，市委組織部和深圳市人事局聯合工作組經考察框定我為深圳特區總公司總經理人選時，我知不可為而不為，在五天內利用幹部年休假迅速到梅林金融服務社當起了信貸員（從調進特區總公司到正式離開整整兩周年）；而當我感覺在敏感崗位呆得太久而可能令人生煩的時候便考慮淡出，獨闢蹊徑。因此，就有了“隨意來花藝店”的誕生。

人們或許可以不經意地小看這個花店，但它的意義在於：在深圳這樣人才競爭激烈、高度商業化的城市裏，我們仍然可以找到一條不用求爺爺、告奶奶的生存之路，完全可以用自己的雙手採用簡單勞動的方式養活自己。可以說，這個花店是不會經商的父、母親的神來之筆，它讓父親自調任深圳以來的巨大精神壓力消彌於無形，從此邁着輕鬆的腳步，走在悠然自得的生活之路上。

你知道什麼叫淡定嗎？你的父親在1992年初剛到深圳，每月領取480元工資的時候，工作起來其樂無窮。因為忙，1993年在深圳過春節，到了大年三十的上午，家裏連過年的大米都還沒有買回來。1995年，當我在金融服務社的合同工資每月8500元，而實際績效工資最高時每月能領到八、九萬元時也沒有喜形於色。

我在深圳的經歷，曾經有過挑戰和機會並存、夾着尾巴做人的短暫時期；有過受人尊敬、說一不二的有權無錢時期；有過一字千金、眾人矚目的有權有錢時期；也有過新桃換舊符、等待淡出的過渡時期；以及目前這種悠然自得、採菊東藜下的養花種草時期。無論在什麼時期，我可以說都做到了：第一、以最快的速度自覺轉型。如立即由動嘴為主的組織協調改為親力親為。第二、在思想觀念上以人生階段性過程看待已過的歲月，既不留戀，也不後悔。正所謂：

寵辱不驚，任庭前花開花落；

去留無意，隨天上雲捲雲舒。

——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做到淡對世間功名利利祿、人情冷暖，這是感悟人生真諦有了相當造詣的境界。

B、我的學習ABC。我對學習從來都是嚮往的：早在1964年8月26日，母親為我初上小學報了名，當時叫“破學”，我騎坐在家鄉祖屋門前的圍牆上，逢人便說：“多好啊！再過五天，我要上學了！”此後的讀書階段，每逢星期六中午排隊回家時，我就想，“如果現在是星期一多好啊，又在課堂上課了。”在讀高中時，我曾因期末考試五科得到總分498分，而招來不少同學的妒忌，被人們取綽號“五科一百”。雖然常常在上學路上被各村的小孩哄說，但在學校卻受到老師的重視與偏愛：1972、73年縣裏在一個鎮建設富石水庫，春節期間，教育局組織全縣老師參加義務勞動，我的高中老師把我的考試卷以包年果的方式帶到勞動現場，並在有意無意間遺留在大壩上。

1975年——1992年，我曾經在小學、中專、大專課程任教。其中，中專課程任教超過120課時。1983年10月至12月，我在廣州金融高等專科學校進修期間，為該校完成了一萬多字的《工商信貸》講義第四章的編寫工作。1984年9月，我的第一篇論文《論加強資金管理與提高經濟效益的關係》經著名金融教育家、全國勞動模範王偉民教授圈閱后推薦在省級專業理論刊物《廣東金融研究》上發表，到現在屈指算來，共有36萬字論文、材料、文件被中央、省、市級專業刊物發表或上級主管單位採用。同時，我還以論文作“門票”參加了三次省級經濟金融理論研討會。1986年，我取得中山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證書。1994年，我在全國第一次中、高級專業職稱考試中，順利取得經濟師職稱。從1987年起，我是廣東城市金融學會、深圳審計學會、深圳工程師學會會員，深圳金融經濟專業專家成員。

C、我的自我評彈。

第一，我骨子裏涌動着正直、坦誠和嫉惡如仇的個性，也就是《智取威虎山》裏李勇奇說的：“山裡人說話說了算，一片真心能對天。”但是，這種特性，不僅在商品社會中是人生的莫大缺點，而且也註定了我及與我相類似者不可能在和平時期比較崇尚虛以委蛇的官場上有多少作為。據一位研究抗日戰爭歷史的學者說，***在晚年說他身上有兩種氣：一種是虎氣，也即是霸氣——剛性、原則性；另一種是猴氣——靈活性。綜觀***的一生，他確是根據他所處的客觀環境的變化而靈活運用這兩種氣的高手。抗戰勝利后，擔心美國支持蔣介石時，***表現出比蔣更喜歡美國式的民主，盛讚美國，還說要到密西西比流域考察一番，似乎暗示着什麼。後來，***的虎氣也展現在世人面前：在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鬥爭中，不惜與美國兵戎相見。這就是成功政治家（或者說官員）的慣有舉措。

我還有一個看法不知道對不對：一個虎氣很強而沒有猴氣的人，或者猴氣很強而沒有虎氣的人，都不可能在官場上取得成功，也不可能實現人生的完勝。你看，被***讚譽為“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的彭德懷元帥，既有岳飛的忠勇，又有項羽的霸氣：在軍事領域，他一生不怕國民黨，不怕日本人，也不怕美國兵。這是一條多好的漢子啊——虎氣寫在臉上。但是，他沒有猴氣，因此，他是一個卓越的軍事家，但沒能成為成功的政治家，也註定他不可能在和平后的官場裏吃上香的、喝上辣的。

通俗說來，政治（官場）是妥協的藝術，但我不屑妥協，或者說沒有學習好協調的藝術。另一方面，我從少年時期算起，因為學習成績優秀，常常被師生吹捧，無論小學、中學都作為學生代表過早地參加了過多的社會活動（如十一歲便十分有趣地成了家鄉——大隊“革委會”委員），養就了鶴立群雞的感覺；進入社會後，無論是農村工作時期，還是成為國家幹部后在內地銀行工作期間抑或是在深圳的公司、銀行工作期間，都因為我的出色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成果而被單位所倚重，成了超越自己崗位職權的本單位的重要決策人和實際上的主要執行者而倍受人們矚目。一般說來，我只適合成為單位一、二把手的人選。當沒有擔任這樣的職務，而又在履行這一崗位的權力時，一方面，或明或暗地形成了一股抵制和反對我的勢力，正如古人所說：“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而另一方面，又直接導致縱向聯繫和橫向協調的圈子較小。坦率地說，我是學習《行為關係學》或說《行政關係學》課程沒有畢業的學生。

第二，我在原則性與靈活性、守制與變通、剛與柔的臨界點的把握上也有突出問題。毛先生說，要有松樹的風格，也要有柳樹的風格，就是講的這個問題。老子在《道德經》裏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居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現代也有人談了對水的看法：高山凝重而水圓潤。然而，若說水圓潤，我是不贊成的。你看，幾個與水有關的成語可見一斑：水乳交融、似水柔情——是有點圓潤的味道，但是下面幾個就不同了：水火無情、水火不相容：說水的原則性；洪水猛獸：形容水的兇殘；水滴石穿：說水堅韌的意志、毅力和決心；似水流年：說水的不可逆轉。還有，水往低處流：是說水不可逆轉的原則和目的，但它以高度的靈活性去實現這個目標。你看，水碰到石頭時立即拐彎，碰到高山後不得不潛入地下，但最終還是要向目標奔去。

第三，我的邏輯思維能力太強而形象思維能力相對不足。前者導致我分析問題一針見血，觀察時弊入木三分。這樣，在與人交往時很清楚看到對方的意圖和短處而產生洞察秋毫的感覺。這些特點在與人交際方面也是不小的障礙，這也許是鄭板橋老先生感嘆“難得糊塗”的真諦。因此，我不善於、不樂於、不喜歡與他人多做交流溝通，尤其是當自己有求於他人時，顯得十分靦腆、難以啟齒。人們綜觀古今中外有成就的政治家、軍事家、實業家、富商，沒有不求人的。在商品社會裏，不求人的人不是成功的人。謀事求人時過分難為情，其實是愛面子的思想作怪，而愛面子與好虛榮是一對雙胞胎。講到面子，關鍵要以實力為基礎。兩個例子發人深省：一是抗日戰爭時期，不但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靠吃野草、樹根與敵人作戰，就連戴安瀾統帥的國民黨遠征軍一樣要在中緬戰區吃樹根、芭蕉葉艱難度日。二是建國初期的周總理作為一個大國總理，出國訪問時穿的襯衫都是爛的。每天國事終了，脫下來給我駐所在國大使館的女同志洗，她們是一邊洗一邊為我們的總理還穿這樣的衣服而動情地哭了起來。我們想一想，英俊瀟洒的周總理是不愛自己面子的人嗎？而形象思維能力的不足使得我的文學素養難有跨越式的提高，伏筆老是埋得不深。三十年前，我在廣州寫了章回體自傳長文《二十年華》，令得時值春心涌動的同學們爭相傳看，他們也許在不切實際地翹首期待着中國又一個偉大作家的誕生。當時，我在文中寫道：再過三十年，我將寫出《四十年華》作為自己人生奮鬥歷程的歷史紀念。

是啊，又經歷了近三十年的人生體驗，並親身經歷了祖國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全過程。與此同時，自己既成為這期間社會進步的受害者，又是它的受益者。這是多麼可貴的歷史見證啊！它為我積累了多少有趣的人生閱歷！只要你稍有文學修養，一部史詩式的歷史畫卷便躍然紙上。而我在金融服務社和市民銀行的複雜經歷，也足以寫一部峰迴路轉、跌宕起伏、引人入勝的長篇財經。為什麼不能成書呢？知道我的經歷、看過我的文章的人們，也許充滿了遺憾。當然，最應該感到遺憾的還是我自己。

看看吧，當我六十歲的時候，看能不能把這事做好，這也許是一件對社會極有意義而且蔭及兒孫的善事。

第四，家庭教育給予後人的啟發是：

㈠、好的家庭教育必須在家庭中樹立一個中心，要培養同一種聲音教育子女。不能人為地、想當然地、不自覺地樹立父母對立、上下對立。不要在小兒面前各自吹噓自己，以免導致其在潛移默化中，把父、母親或者爺爺、奶奶變為他為達到自己目的時可以加以選擇和利用的工具。

㈡、不能以是否捨得在孩子身上花錢作為愛子女的標準。好父母是不會隨意給孩子錢花的，而好的子女也是不需要父母多花錢用於教育的（在教育子孫後代方面，時下流行的“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窮不能窮教育”的提法，也許初衷不壞，但從客觀效果看，是非常錯誤而且十分有害的口號。一旦兒孫躺在錢堆里養尊處優而不能自拔，無論是對國家、對民族、對祖宗，抑或是對兒孫自己說來都將是莫大的不幸）；而生就頑魯的子女，做父母的就是耗盡億萬家財也沒辦法使他成才，反倒落得人、財兩空而徒增怨氣。

㈢、判斷子女的受教育方向很重要，不能想當然的、一味的在“望子成龍”的衚衕里走到黑而不願意回頭。最近，丁肇中教授談到他那早年在美國獲得教育心理學碩士的母親教育他成長的經歷時，自豪地認為：正是他母親從不計較他在學習期間考多少分，常常說：“考了就好”，才使他日後發揮出自己的天分，四十多歲便成為物理學的諾貝爾獎獲得者。

㈣、教育子女如同人類的生存之道，一樣要有堅定不移的意志、毅力、決心和恆心，不要被小孩的哭聲、笑聲、吵鬧聲所左右。過不了這個關口的父親、母親們，爺爺、奶奶們，無疑是要付出慘重代價的。

㈤、為人長者應該冷靜分析“富不過三代”的原因。在我看來，起碼有兩類長者要為此“買單”：一是自己少年時期非常困苦，辛勤勞作發家以後，再也不願意看到兒孫受苦而把兒孫供奉起來的人。二是在兒孫進入人生道路時，滿腦子都是人文思想，而同時又對兒孫有着過高期盼的人。這種人想把兒孫當作動物園裏瀕臨絕種的華南虎圈養起來。試想，他的子女就是有再好的遺傳基因也是白搭。

我看過不少《動物世界》的電視片，地球上不少動物教育子女的方法遠比人類聰明、有效、實用。為什麼呢？因為它們知道：如果不提高兒孫的生存能力，就意味着本族群的滅亡。因而總是採用最明智的方法教育子女在繼承中超越、在磨練中提高、在競爭中求得生存。

孩子，你的爺爺沒有機會上學讀書。他，一是小時候利用放牛的機會，在小學門口聽老師講、用牛鞭在沙地上練寫字。二是參加工作后自己努力學習。到後來，他有了初中畢業的文化水平，能教懂在讀高中時的我寫文章要注意的“帽、論、敘、果”。你的父親學習時條件好多了，順利讀完高中，但因為國家政治運動而中斷了高考。後來國家恢復高考時考上中專，另在工作后考取了大學文憑。在我讀高中的時候，你爺爺從他那每月只有48元的工資中花錢買了一本《袖珍英漢辭典》給我，他舉了很多事例告訴我說：“外語多麼重要啊！”後來我到了廣州、深圳，親身體會到英語的重要，但為時已晚。我所擔心的是：我的兒孫是否像我一樣在外語學習方面仍然會掌握不多。

好了，我評價起自己來，沒完沒了說了不少，也許有黃婆賣瓜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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