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二、博民意，申一楓再出怪招

?卻說市民銀行董事長申一楓的任職區間也到了衝刺的關頭了。原擬做好政治秀、爭取更上一層樓的他，萬萬沒有想到市民銀行在市裡評上了先進黨委后，卻惹出了或明或暗的不少是非，以至黃鹿栽進去了，而且很有可能拔出蘿蔔帶出泥，或許事情還沒有完。

“這就跟當年第一次評職稱一樣，評上個助理會計師，被人揭透了一生的傷疤。”申一楓在心裏慨嘆道。

說起來，也難怪申一楓有這般感嘆。

在深圳剛剛籌建特區時，申一楓還在湖北一個縣的財政局企財股當股長。八十年代初，全國開始了第一次職稱評定，而按當時紅頭文件規定，這種職稱是可以按工齡年限將配偶、子女的農村戶口轉為居民糧戶口的。因此，利益上的關係導致職稱評定的競爭十分激烈，而申一楓任職的企財股正是評審工商企業財務人員職稱的關鍵部門。一場職稱評審下來，不少笑話、牢騷怪話便不乏於耳。申一楓感嘆的那句話，就是當年一個曾經當過右派的資深財務人員評上助理會計師后發出的感嘆。

申一楓的思緒回到自己所處的政治現實當中：自從自己從1997年上半年來到市民銀行當上一把手以來，也有四、五個年頭了，這些年要是死摳經營指標，那是乏善可陳；原指望串串門子，拉拉關係離開市民銀行，又被市裏的主要領導堵了退路，放下話來說：“連市民銀行都搞不好，還指望調動？”接下來，自己冒着風險做了幾場政治秀，眼見有了效果，又被一股暗流沖刷得焦頭爛額。而現在，五年任期將滿，到了“是騾子是馬該拉出來遛遛”的時候了，要麼升職或平調，要麼就地免職或惹上官非，沒完沒了。

那麼，現在還有什麼招數呢？

申一楓左想右想：“要對我做評價，首先是民主測評，若要全行來個一人一票，顯然是不可能的。那麼組織全行的支行長以上幹部來投票，自己勝算如何呢？”

他在精算后，來了一個大膽的設想：“現在突擊提干會遭人詬病，不如來個取消支行以下機構，通通升格為一級支行。這樣一來，少說也能提升上百個行級幹部。他們被我突然提起來后，還不對我感恩戴德，投我的贊成票？對！就這麼干，反正也不用我花一分錢。”

幾天後，市民銀行對所屬下屬二級機構提升為一級支行的文件下發了。文件規定：原在支行下屬機構（辦事處、分理處、儲蓄所）任職的負責人自行升格為支行副行長，至於正職和需要增加的副職，另予考核任命。云云。

一時間，二級機構（辦事處、分理處、儲蓄所）的負責人皆大歡喜。

看官：本書所涉及到的主人公也有兩個在歡喜之列：

秦現虹，這位當年在湖貝金融服務社的《經營金融業務許可證》辦不下來時走馬上任，憑自己軟實力使金融服務社得以開業，並憑藉該功勞坐上湖貝金融服務社第二把交椅的五尺漢子，在經歷了市民銀行接管后被免職，爾後再活動，再被任命降職使用；接着又在競崗中被免職，再經活動，又在調離湖貝支行的同時擔任支行二級機構負責人這樣三起三落的跌宕歷程之後，終於又在他的起點——副行長位置上獃著了。他看過這份文件后，從他那辦事處副主任的大班椅上站起來，猛的吸了一口氣，然後全身放鬆，兩腿一軟，任憑140斤重的身軀呈垂直狀重重的落在大班椅上，併發出一聲悶響。

在隔壁辦公的統計員聽到這聲音，不知道主任辦公室發生了什麼事，忙走過來問道：“秦主任，要我幫什麼忙嗎？”

秦現虹說：“這椅子有點毛病，改天給我換一張新的大班椅。不用跟支行說了，你去買，發票直接給我就行了！”

這統計員應承着干自己的活兒去了。

秦現虹閉上眼睛，暗忖道：“人們都說：‘人行衰運臉面污，屙尿也被小弟弟咬手。’這話一點不假，前幾年衰運來時，真是哪壺不開提那壺，古丁力的門子走過，黃鹿的門子走過，弄個支行的中層幹部當，跟競聘市長似的，天天晚上為這一官半職費盡腦筋。真是應了‘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沒有想到，現在年近半百了，還從一個主持工作的副科級的副主任，跳上了主持工作的副行長的職務。也就是說，這回沒有靠任何說項和工作業績，連升三級，太意外了！真是造化弄人!”

想到這裏，秦現虹竟在辦公室自個兒哼起了越曲小調。

無獨有偶，在湖貝支行筍崗辦事處，主任譚飛燕看了文件也是心花怒放，滿臉喜色。她嘴上喃喃自語地說：“我該謝誰呢？誰幫我提的官？”

其實，譚飛燕她真的對誰都不用言謝。

她是一個有氣魄的女人。在銀行里，她是股票炒得最好的人；在炒股票的人群里，她是對銀行結算業務最精通的人。她那四兩撥千斤的本事，敢於用透支手段放手一博的大無畏氣概，真的有巾幗不讓鬚眉的風采。

當然，她也有一個小小的缺點，就是沒有多少心思放在銀行工作上，以致在湖貝支行歷年的考核中，她在上上下下的看法中都是不怎麼稱職的中層幹部，也就憑着她慣用的“批評接受，思想照舊”的交際手段，一直混到現在。

譚飛燕合上文件，在思考着：“想當年，我從一個營業部副主任，考核了幾次老是提不上主任，後來不得不攀老鄉、用石榴裙做道具，才由胡輝將我提為主任；而現在，不用求爺爺、告奶奶，也不用考核，就說我是副行長了，連我自己都覺得好笑。我有當行長的能耐嗎？有人說，你要是官運來了，就是拆下家裏的門板阻擋，也未必擋得住。這回我算信了。”

她對自己說：“我在湖貝支行混了這麼多年，也是胡行長來之後才上運的。要感謝只應該謝他。但是，我對他也不薄，該付出的已經對他付出了，而他對我的回報還沒有全給，那個周易諮詢應用中心的回佣也沒有我分文的進帳。這官提了，就算兩清了，誰也不欠誰的。也算我命好、運好，俗話不是說了嗎：‘命中有時終須有，命中無時莫強求。’誰讓我命中帶了官財？”

看官，譚飛燕感嘆自己命好是有道理的，姑且不要說她做沒做出成績便當上了市民銀行一個支行的副行長，就說她當年被她的老鄉邵敏一邊用他那靠左的“咸豬手”摟着她的細腰來到南方大酒店，一邊用右手按了按他自己的左上胸，錄下的幾盤炒資金時討價還價的錄音帶，要是一曝光，任由譚飛燕就是有飛天的本事，也不可能在市民銀行找到她的立錐之地。但是，好運氣始終罩着她，聽過這幾盤錄音的夏天和王顯耀，雖然對譚飛燕的評價不高，也對她的石榴裙不感興趣，然而，始終沒有對外、對上說出個中乾坤，以致這小妞還在陞官的道路上忙碌着。

如果說，這不是運氣，那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