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心甘情願的

我是心甘情願的

我是心甘情願的(1)

她滅掉煙頭,重新回到床上。貼緊我,她的身子是冰冷的,我不由自主地摟緊了她。

“蟑螂,我是心甘情願的,我知道我鬥不過她,但是沒關係,她已經不在了,我願意跟一個靈魂斗到底,我心甘情願,再苦再痛我也堅持到底。”

“別胡說!”我罵她。

“好,我不胡說。”

我吻了一下她的面頰,她伸長了手臂抱住我。小木床又開始咯吱咯吱地響起來,我拍拍她的背說:“睡吧,以後別抽煙了,煙抽多了牙會黃,皮膚會老,多難看啊。”

“蟑螂我漂亮不漂亮?”

“漂亮。”

“我溫柔不溫柔?”

“溫柔。”

“那你愛我不愛我?”

“……愛。”

“我會愛你一輩子。”

“唔。”

……

她終於睡著了。而我卻怎麼也睡不着了,我從小木床上爬起來,坐到窗邊,蔣皎剛才坐過的位置,我拿起煙盒,發現蔣皎將我所有的煙都抽光了。我把空煙盒一把扔到窗外,天空很黑,沒有蔣皎說過的那顆流星。透過窗玻璃,我忽然發現我的手機藍色屏幕在閃爍,看樣子有未讀的短消息。我轉身拿起手機來一看,是一個陌生的號碼,只有兩個字:晚安。

我想我知道是誰。

李,珥。

不過我知道我肯定不會主動再去找她。

我就要走了。離開。

蔣皎說得沒錯,離開這裏,一切都會好起來。

我在車站再一次看到李珥。

她們一大家子人,是來送尤他的。

尤他看到我們,很高興地說:“我們是一趟車吧,這下好了,我還怕路上沒人說話會寂寞呢。”

蔣皎油嘴滑舌:“能和狀元同行是我們最大的榮幸。”

旁邊有人插話,應該是她的母親。她說:“李珥,你要好好努力,明年就看你的了。”

她還是繃著那張小臉,不說話。也不看我,好像我跟她從來就不認識一樣。

上了車,尤他剛好和我們一個車廂,我們把位子換到了一塊兒,蔣皎八卦地問尤他:“剛才那個小妹妹是你女朋友哇?”

“不是啦。”尤他說,“她是我表妹。在我們學校讀高二。”

“高二?”蔣皎驚訝地說,“她看上去好小,就像個初中生一樣呢。”說完又推推我說:“蟑螂,你說是不是啊?是不是看上去很小啊?”

“誰?”我裝做一臉茫然。

尤他插話:“我們說李珥呢,你上次不是見過她的嗎?”

“哦。”我說。

然後我倒頭就睡,醒來的時候,我發現手機里有條末讀的短消息:祝你一路順風。我看了看手錶,是夜裏十一點,火車搖搖晃晃,蔣皎和尤他都睡著了。我跑到列車的接口處去抽煙,然後我拿起電話來撥了那個手機。

手機很快有人接了,她的聲音壓得很低,估計是怕被她家人聽見。

“我是張漾。”我說。

“我知道。”她說。

“我到了北京應該會換號碼,是把新號碼發你這個手機上嗎?”

“是的。”她說,“我把尤它的舊手機借過來用了,不過我不常開機,今天是例外。”

“為什麼是例外?”

“因為我要等你電話啊。”她說。

“見鬼,你怎麼知道我會給你打電話?”

“我不告訴你。”她又來了!

“你要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我會的。”她說,“明年,我也要上北京去讀大學。”

“好。”我說。

“也許我會給你寫信,也許不。”

“隨你。”

“那……再見。”

“再見。”

我掛了電話,看到蔣皎站到我身邊,她冷着臉問我:“你鬼鬼祟祟的,在給誰打電話呢?”

“我爸。”我說。

“他都不來送你。”蔣皎撇嘴。

我不說話,她又說:“沒見過這樣子當父親的。”

“你他媽閉嘴!”我罵她。

我是心甘情願的(2)

她不說話了。火車搖晃得更厲害了,蔣皎一下子沒站穩,好在我一把扶住了她,她倒到懷裏,咯咯地笑起來,大聲地說:“真快活啊,終於離開啦!嗚啦啦……”

有一陣子,我真的以為我忘了過去了。

那時我剛到北京不久,生活過得很有規律。白天上課,晚上替兩個初中生做家教,周末的時候,和蔣皎泡在她家北五環邊上的房子裏看DVD.沒有人替我們做飯,我們就到超市買一大堆速食的東西,吃得腸胃沒有丁點兒感覺為止。

蔣皎開始明目張胆地在我面前抽煙,殼子精美的外煙,我抽不慣,我還是抽我的紅雙喜,又便宜又實在。我們基本上一周見一次,長時間地抽煙,看片子,在凌晨三四點進入夢鄉,次日中午醒來,繼續抽煙,看片子。

蔣皎酷愛看韓劇,但因為我不喜歡,她也遷就我看警匪片,我看警匪片並不挑,美國的,港台的,大陸的,只要有槍戰就行。蔣皎說:“我一到周末就到音像店買一大堆,老闆以為我是買來做生意,租給學生們看的呢。”

“那就租唄,”我吃着一碗泡麵說,“可以賺錢幹嗎不賺?”

蔣皎瞪我一眼:“我丟不起那個人!”

得,暴發戶的女兒,隨她去。

蔣皎趴到我肩上來:“蟑螂,讀書真沒意思,我想退學了。”

“那你覺得什麼有意思?”

“我想去唱歌。”

我嚇一跳:“誰替你出的餿主意?”

“有人跟我爸說,說我形象,歌藝都不錯咧。”

“是你爸的錢不錯!”

“你別掃興!”她推我,跳到我前面,手把腰撐起來,擺個POSE說:“看看我,有沒有明星的樣子咧?”

“有!”我說。

“那等我做了明星,你當我的經紀人!”

“不當。”

“好啊好,不當就不當,你當我的老闆!”蔣皎又趴回我肩上,“蟑螂,我告訴你,我們學校有男生追我,一天十個短消息,我好煩哦。”

“讓他發我手機上,我替你煩。”

“哈哈哈。”蔣皎仰天長笑,“你老實交待,有多少女生追你啊?”

“沒數過。”我說。

“嗚嗚嗚,你不許變心。”

“想變,沒空。”

“那你都忙啥?”

“忙着泡你啊。”我說。

“死壞死壞!”她倒到我懷裏來。接下來的事情當然是順理成章,關鍵的時候,蔣皎拿了一個避孕套,隔在我和她的唇邊,嬌嗔地說:“親愛的,你忘了這個。”

我把避孕套從她的手裏抽出來,扔到了一邊。

“不行,不行。”她有些怕,堅決不同意。

我從她身上滾了下來,躺在地板上,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怎麼了。

過了一會兒,蔣皎靠了過來,她趴到我身上,輕聲對我說:“好吧,蟬螂,只要你高興,我同意。”

我推開她,起身說:“餓了,我們出去吃飯吧,再吃泡麵我會吐的。”

她在地板上坐了一會兒,發了一會兒呆,然後聽話地穿上了衣服,跟着我出去了。

那天晚上,我和蔣皎在她家附近的一個小餐館吃的飯,我們吃得很多,吃得很飽,也吃得很舒服。我們倆還喝了一瓶啤酒,杯子碰來碰去,跟天下所有最親密的情侶看上去沒什麼兩樣。但我知道我們和別人是不一樣的,當然問題不在蔣皎那裏,問題出在我身上。

“蟑螂你是個壞人。”蔣皎把杯里的啤酒全乾了,微紅着臉對我說:“看我今天晚上怎麼收拾你。”

但實際上那天晚上我們最終什麼也沒有做成。問題還是出在我身上,我怎麼也不行。蔣皎安慰我說:“沒關係,聽說有不錯的葯。”

“胡說八道什麼!”我呵斥她。

“嘻嘻,我知道你是太累了。”她好脾氣地說,“要不我們睡吧。”

我的手機就在這時候響了,是短消息。我把手機從蔣皎那邊的床頭柜上拿過來,看到上面有則短消息:北京冷嗎?照顧好自己。

沒有落名。

蔣皎偏着頭問我:“誰這麼關心你?”

我想了一下說:“不知道。”

“新女朋友吧?”

“發什麼瘋,我女朋友不是你嗎?”

蔣皎從床上跳下去,手指着我:“張漾,我要聽到你說實話!你當初喜歡上吧啦的時候,你不也是瞞着我的嗎,你不要以為我什麼都不知道,我心裏很清楚,你有了別的女人,你不愛我了,我只是不明白,不愛就不愛唄,你為什麼還要欺騙我!”

“別鬧了!”我說,“睡覺行不行?”

“不,我就鬧,我就要鬧,你不說清楚我鬧三天三夜!你說,這人到底是誰?”

“你他媽有完沒完?”

“沒完!”蔣皎把她的睡裙扔到我頭上,“我知道一定是個婊子,我知道,你他媽就喜歡婊子!”

我伸出手,乾淨利落地甩了她一耳光。我不打女人,但瘋子是一定要打的。打完后我起身穿衣服。蔣皎見我真來火了,又跳上床來,抱住我說:“算了,我不計較了,我們睡覺吧。”

睡就睡。

我倒頭就睡。

可短消息在這時候偏偏又響了,還是那個不留名的人。這一回是一個問句:有些事,有些人,是不是如果你真的想忘記,就一定會忘記?

蔣皎把眼睛閉起來,倔強地不來看我的手機,用半邊微腫的臉對着我。

我把短訊刪掉了。

我知道,是李珥。

她知道我的新手機號。

我是心甘情願的(3)

我沒有回信息,因為我不知道說什麼。上帝作證,我是真的想忘記。但上帝也肯定知道,我沒法去忘記。

十二月到來的時候,我已經開始適應北京的天氣。

偶爾上網,信箱總是空着。只有一次,收到李珥的信,她只是簡單的問候,我回了信,還是那句老話,讓她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她久不回信,估計是高三,上網的時候也不多。

我沒有想到的是,我會再見到黑人。

那天我到一家寫字樓去找工作,那裏有家網絡公司招人,我想去碰碰運氣。那是一幢很氣派的大樓,我剛到樓下就看到黑人,他穿了保安的制服,戴着白手套,看上去人模狗樣,正在指揮人停車。我把帽沿一拉,從他的身邊走了過去。

網絡公司的人很客氣,接待我的是一個矮個子的小鬍子,他很客氣地告訴我,要招的人昨天全招齊了,讓我下次動作快一些。

“好的,下次我一定坐火箭來。”我說。

小鬍子樂呵呵地跟我說再見,我坐電梯下樓來,經過大門口的時候,被人攔住了。

“小子,”他說,“我一直在北京等你,你果然送上門來了。”

“你想幹什麼?”我說,“打架我未必怕你。”

“不打。”黑人說,“打架是粗人乾的事,我想請你喝酒,你敢去么?”

我問他:“誰買單?”

他牛氣衝天地說:“當然是我。”

“現在去嗎?”我問他。

“當然不,我晚上六點半才下班,晚上十點整,我們三里屯見。”

“好。”我跟他擺擺手往前走,他在我的身後喊道:“不見不散啊,你要是不敢來,我就當你怕了!”

呵,誰怕誰還不一定呢。

晚上十點,我結束了當晚的家教。準時到達三里屯。黑人已經站在那裏等我,他換下了制服,還是光頭,黑色的皮夾克,黑色的皮褲子,黑色的手套,戴副黑眼鏡,把自己搞得像蝙蝠俠。

“我沒想到你會來,我以前沒說錯,天中就數你像個男人。”

我冷冷地說:“我不喜歡欠人,如果你覺得我欠着你什麼,最好今晚把它全算清,一了百了。”

“你不欠我什麼,你欠的是她,但你永遠還不了她。所以,我要替她還一個公道。”

“行。”我說,“你說怎麼還?”

“你喝二十瓶啤酒,不許吐。這筆賬就算還了。”

“這麼簡單?”我說。

“簡單不簡單你喝完了再說。”

“那好吧,”我說,“去哪家?”

“你跟我來。”黑人說。

他走在我前面,趾高氣昂的樣子。把我帶到一個酒吧的門口,彎腰說:“請。”

我進去,酒吧不大,人也不算很多。黑人在我身後問:“怎麼樣,你是不是覺得這裏挺眼熟的?”

我沒覺得。

“你不覺得這裏很像‘算了’嗎?”

我看他是腦子短路了。

我們找了個位子坐下來,黑人很快拎來了二十瓶啤酒,往我面前一放。舞台上的歌手開始在唱歌,是個女歌手,頭髮很長,看不清楚她的臉,她在唱:我是你的香奈兒,你是我的模特兒……

“你注意到了嗎?你看那個歌手,她塗綠色的眼影。”黑人一面說一面把酒一一打開說:“喝,我要看你醉!”

他戴着手套在開酒瓶,看不去很不方便,但他不願意除掉它。

“我來吧。”我說。

結果那晚我沒醉,黑人把該給我喝的酒差不多都倒到了他自己的肚子裏。他坐在那裏翻着眼睛說:“我有錢的時候就來這裏,我在北京沒朋友,張漾,跟你說句實話,我今天看到你,其實我很高興,我覺得我不是那麼恨你了。”

“那你為什麼不回去?”我說。

黑人笑着,當著我的面慢慢除下他的手套,兩隻手,左和右,都少掉了一根小姆指。看上去觸目驚心。

“誰幹的?”我盡量用鎮定的語氣問他。

“還用問嗎?”黑人說,“他們讓我永遠都不要回去,要是敢回去,就殺了我。”

“蔣皎的父親?”

“不知道。”黑人說,“我得罪的人太多了,我不敢確定。”

我覺得心裏堵得慌,像無法呼吸一樣。

“有煙嗎?”黑人問我。

我掏出我的紅雙喜給他,並替他點燃。他的嘴唇和手微微在顫抖。

“我想家。”黑人紅着眼睛說,“我在北京沒朋友,我住地下室,有點錢都喝酒了,有時候吃不飽,我想我媽。”

“那就回去。”我說,“你放心,誰也不敢把你怎麼樣!”

“也許吧,你不知道,其實我怕什麼呀,我不敢回去,還有別的原因。”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你問。”

“她死的時候,你在嗎?她說過些什麼?”

“不在。”黑人又抓起一瓶酒往嘴裏灌,“她把最後的話留給了一個小丫頭,你應該去問那個小丫頭。”

“是嗎?”我說,“是不是一個叫李珥的?”

“李珥?”黑人想了一下說,“也許是吧,她叫她小耳朵,小耳朵……”

“哦。”我說。

我是心甘情願的(4)

“其實我死着與活着也無分別。”黑人真的醉了,他開始語無倫次,“張漾我知道吧啦為什麼會喜歡你,她是天生高貴的人,跟我不是一個層次的,我得不到她,可是我願意保護她一輩子,我沒有做好,我讓她死掉,是我偷了你的手機,是我跟她胡說八道,我跟你犯同樣的罪,我們一樣的不可饒恕,我後悔我後悔!”

他一面說著,一面用只有四根手指的手握成拳頭敲擊着桌面,一下,一下,又一下。

舞台上的女歌手還在沒完沒了地唱:我是誰的安琪兒,你是誰的模特兒,親愛的親愛的,讓你我好好配合,讓你我慢慢選擇,你快樂我也快樂,你是模特兒我是香奈兒香奈兒香奈兒香奈兒香奈兒……

黑人已經爛醉如泥。他在跟着哼,很離譜的調子,狂亂的眼神。

我拍拍他的臉:“哥們兒,你沒事吧?”

他咕噥着:“沒事,我想睡而已。”

我買了單,在黑人的口袋裏塞了二百塊錢。

然後,我走出了酒吧,走出了燈紅酒綠的三里屯。

新年快到了,到處都是喜洋洋的氣氛。

有N個女生要邀請我一起過聖誕節,都被我一口回絕了。

有個詞叫什麼來着:心如止水?

中國的文字真是博大精深,讓你不得不嘆服。

那一天,在我的手機長期不通的情況下,蔣皎全副武裝地來到我們學校,從她們學校到我們學校,需要穿過大半個城市。她穿得像個布娃娃,薄棉襖,圍巾手套,一雙誇張的皮靴,背了個卡通的花布包,引得路人側目。她哈着氣搓着手跺着腳對我撒嬌:“死蟑螂,你這些天跑哪裏去啦?”

那時我們站在路邊,天上飄着點小雨,校園裏的嗽叭放得震天響:好一個中華大家園,大家園……

“手機停機了,我找了新工作。”我扯着嗓子對她說,“從現在起,周末沒空啦!”

“我來接你,陪我去聖誕PARTY!”她也扯着嗓子對我說,“你要是不去,我就死給你看!”

我把她一把拉到操場邊一個相對隱蔽的地方,喇叭聲終於小了下去。蔣皎也終於把頭髮拉直了,看上去順眼許多。我摸摸她的頭髮說:“真的不行,我馬上得趕去西餐廳。”

“你去西餐廳做什麼?”她瞪大了眼睛。

“待應。”我說,“他們需要英語好的,長得帥的,我正好行。”

“可是我不行!”蔣皎說,“我要你陪我!”

“我也想陪啊,就是沒空。”

“我給你看一樣東西。”蔣皎說著,把背上花里胡哨的包取下來,打開一個口子,讓我看。我探頭一看,嚇一大跳,趕緊替她把包拉起來說:“幹什麼呢?”

“我爸來北京了。他給的。”蔣皎說。

“暴發戶就是暴發戶。”我哼哼。

“別這樣啦,我們有這麼多錢,你不用這麼辛苦幹活的。”蔣皎說,“多留點時間玩不是挺好的嗎?”

“那是你爹的錢。”我硬着心腸說。

“分什麼你爹我爹啊,”蔣皎不高興了,咕噥着說,“再說了,他的錢你又不是沒用過。”

“我會還的。”我黑着臉。

“我不是那意思,我說錯了還不行嗎?”她慣用的一套又來了。

“行啦。”我拍拍她,“你自己逍遙去吧,帶着這麼多錢,小心點。”

“我跑了這麼遠,”她的眼眶紅了,“我就為了能跟你見一面,過一個快樂的聖誕節,你為什麼要這麼對我?”

“我這人一向是這樣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如果真是這樣。”蔣皎把頭抬起來,眼睛直視着我的,一個字一個字地吐出一句話:“張漾,我們分手吧。”

“好啊!”我說。

蔣皎沉默了一會兒,沒有像我預料中的那樣抓狂。她拎着她的花包,站在綠色的草地上,站了好一會兒。然後,她沒有看我,她轉身走了。

那一刻,我有一點兒想上去拉住她的衝動,但我控制住了我自己。

我知道我欠她,我會還她,但現在不是時候。

我要去的西餐廳挺高級的,打一個晚上的工相當於替別人做一個星期的家教。到那裏去的人都是上層社會的人,我喜歡和這樣的人面對面,雖然我只是一個侍應,但我可以感覺和他們心靈相通。為了不致於工作的時候看別人吃飯自己太餓,我打算先到食堂里去吃點東西,然後再去上班。

當我從食堂吃完一碗麵條出來的時候,發現操場上聚集了一大群的人。大家都在奔走相告,研究生樓那邊,有人要自殺!

研究生樓就在大操場向左拐的第一幢,是一幢四層高的樓,樓頂可以上去,上次在那裏,就曾經爆發過一次自殺事件,主角是一個得了抑鬱症的男生,不過聽說最終沒能跳成,被警察一把抱了下來。我還記得那一天,蔣皎正好也在我們學校,我們經過那裏她非要看熱鬧,被我一把拉走了。

後來,她罵我沒人性。她說:“人家都不要命了,你還不肯關心一下?”

“自己的日子總要自己過的。”我說。

“要是有一天站在上面的人是我呢?”她問我。

“那我就在下面接着。”我說。

“要是你接不住呢?”

“那我就替你默哀三分鐘。”

然後我就被她罵沒人性了。

想不到短短兩個月,鬧劇又再次上演。我穿過大操場往校門口走,卻看到越來越多的人往研究生樓那邊跑去,有人喊着:“美女在灑錢,快去撿啊,不撿白不撿!”

我的心裏咯噔一下。

我是心甘情願的(5)

咯噔完了,我也轉身往那邊跑去。

站在樓頂上的人果然是蔣皎。我首先看到的是她的圍巾,紅色的,像一面旗幟一樣在屋頂高高飛起。她一隻手拎着她的大花布包,另一隻手抓了包內的一把錢,正在往樓下灑,有人在搶錢,有人在尖叫,有人在維持秩序,場面煞是壯觀。

我越過人群往樓上沖。

樓頂上已經有人,但他們怕刺激蔣皎,都不敢靠近。

“蔣皎!”我推開他們喊道,“你過來!”

蔣皎回身看我一眼,她沒有理我,而是朝着樓下興高采烈地高聲叫喊着:新年快樂哦!隨手又是一把錢扔到了樓下!

尖叫聲淹沒了整座校園!

我朝着她走過去。

她警覺地轉過身來,厲聲說:“你再過來,我就跳了哦。”

“我陪你一起跳。”我並沒有停下我的腳步,而是說,“正好我也想跳。”

“我叫你不要過來!”她大聲叫着,一隻腳已經退到很外面,身子站不穩,險象環生。

樓下有人開始在齊聲高喊:“不要跳,不要跳,不要跳!”

“親愛的。”我朝她伸出雙手,溫柔地說:“你過來,我們一起過聖誕節去。”

她的眼睛裏忽然湧出很多的淚水:“你騙我,你早就不愛我了。”

“我不騙你。”我說,“我剛才是逗你玩的,誰知道你當真了,你看,我不是沒走嗎,我不是一直在這裏嗎?”

“你騙我,你騙我……”她不停地搖頭,情緒很激動,還是不信。

“我不騙你。我愛你,親愛的,你不要亂來,好不好?”我知道這時候唯一的辦法就是哄她,讓她平靜。

“是不是真的?”

“你信不信,你要是前腳跳下去,我後腳就跳下去。”

“是不是真的?”她的語氣已經緩和下來。

“別再扔錢了。”我再走近一步說,“那麼多錢,我們可以看多少DVD呀。再說了,從四樓跳下去,死了就算了,斷胳膊斷腿的,以後你怎麼當歌星啊。”

“嗚嗚嗚……”她用袖子去擦眼淚。

趁着她被衣袖擋住眼睛的同時,我上前一步,一把把她拉回了安全地帶。她用力地抱住我,用牙咬我的耳朵,我的左耳被她咬得疼得不可開交。然後我聽見她說:“蟬螂你記住,如果你敢騙我,我不尋死了,但我會讓你死得很難看!”

我聽不清她的聲音,我感覺我的耳朵快掉了,不再屬於我。我忽然想起黑人那雙沒有了小指頭的醜陋的手,我抱着蔣皎,一種說不出的恐懼浮上心頭。

很多天後蔣皎吸着我的一根紅雙喜香煙對我說:“其實那天我根本就沒想跳,我只是在試我的演技而已,你要是不來,我撒完錢,就過節去啦。”

這就是我的老婆蔣皎,我一直以為我對付她綽綽有餘,但很多時候,這只是一種錯覺,一種美麗的錯覺。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這個世界,誰敢說誰是誰的救世主呢?

趁早洗洗睡吧。

寒假的時候,我回了家。

蔣皎一家都在北京過的年,所以回程只是我一個人。我在大年三十的晚上抵達這個我生活了十多年並且以為永遠不會再回來的城市。我在下火車的那一刻忽然感覺呼吸舒暢,原來這個城市的空氣才是我最為熟悉和習慣的,原來這個城市已經在我的身上烙下烙印,不是我想忘就可以忘掉的。

我推開門的那一剎那,他很驚喜。

他正在沙發上看電視,一個人,一碗面和熱熱鬧鬧的春節聯歡晚會。

他已經老了,花白的頭髮,笑起來,眼角那裏全都是皺紋。

“爸。”我喊。

“噢。”他答。

我在外面半年多,他沒有給我寄過一分錢,我沒有給他寫過一封信,只有寥寥的幾個電話,報個平安。

他並不知道我要回來。

“餓了吧?吃什麼呢?”他有些不安。

“我們出去吃吧!”我拉他。

“你以為這裏是北京啊,大年三十的,誰還開着店呢。”他替我把行李放放好,“我煨了雞湯,還是下面給你吃吧,你看行不行?”

“挺好。”我說。

“行!你等我!”他很快進了廚房。

我在沙發上坐下,沙發已經很舊了,我一坐,就塌下去一大塊。他很快端着一碗面出來,問我說:“不是說好不回來過年的嗎?”

“忽然想回來,就回來了。”

“回來也挺好。”他又進了廚房,拎着一個保溫盒出來,對我說:“你在家坐坐,我去一趟醫院,很快就回來。”

“你去醫院做什麼?”

“有人住院了,我去送點雞湯給她喝。”他說。

“誰住院了?”我問。

“一個朋友。”他說,說完,穿上他的膠鞋,拎着保溫盒出了家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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