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伏羲2

追溯伏羲傳說的源頭，有兩條路徑，除了上述從古代傳世文獻中找尋其蹤影外，還有一條路徑，即神話學、民俗學的方法。

近人對於伏羲最權威的考論是前輩學者聞一多所著《伏羲考》[1]，聞一多此文前半部分從傳世文獻中搜集了大量龍蛇記載，加上當時已發現的漢代畫像磚石，證明伏羲為龍圖騰；後半部採集了近50則西南少數民族關於伏羲女媧在洪水過後兄妹婚配再造人類的故事和民俗資料，並加以語音訓詁，證明伏羲是南方苗蠻各族的祖先神。此文在以後半個多世紀中被廣泛徵引，已為不易之論。但近來亦有疑議者，林聲認為伏羲的傳說不是由古苗蠻民族的遺裔傳入的，南方少數民族中洪水后兄妹相婚的傳說起於東漢應劭《風俗通義》所記載的盤古；伏羲與女媧也本不相干，兩者合譜歸宗成為“一家人”是在唐開元之後[2]。常金倉認為聞一多是從抗戰時“中華各族團結一致，共御外敵”的政治目的出發立論，以政治代學術，以西方圖騰說和人類學理論附會民間傳說，伏羲女媧創世立據不足[3]。二人均對伏羲是南方民族的創世神和祖先神的身份提出疑問。

《論衡·談天》：“說易者曰：‘元氣未分，渾沌為一。”《說文》中釋“一”時說：“惟初太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列子·天瑞》：“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以未見氣時為太易，氣初為太初，形之始為太始，質之始為太素，氣形質渾然一體而未分離的狀態稱之為混沌。這個混沌之物即元氣，元氣未分的狀態即太極。

《太一生水》之所謂的“太一”，《老子》之所謂的“道”，《周易》所謂的“太極”，均為宇宙初始時混沌無形的元氣。《淮南子·天文》：“宇宙生元氣。”《淮南子·詮言》：“洞同天地，渾沌為朴。未造而成萬物，謂之太一。”漢高誘註：“太一，元神總萬物者。”這個總萬物的“元神”，應該就是伏羲。

考索於文字訓詁可知，伏羲即為“元氣”，其字本義是“司氣”。《說文解字》釋“伏”為：“伏，司也，從人從犬。臣鉉等曰：司今作伺。”段註：“司者，臣事於外者也。司今之伺字。凡有所司者必專守之，伏伺即服事也，引申之為俯伏。”“羲”，《說文解字》釋為：“羲，氣也。從兮，義聲”。“羲”的義項可從“兮”字求索，《說文解字》釋：“兮，語所稽也。從八，象氣越虧也。”又釋“虧”為：“虧，於也，象氣之舒虧，從丂從一。一者其氣平之也。”“兮”字的本義是氣息緩慢延長、越來越弱（故常作為語氣詞，用於語末表達語氣）。因而“羲”的字義本源就是“氣”，“羲”字讀音也像吹氣之聲，所以段玉裁從音訓上注“羲”為“謂氣之吹噓也。”至於伏羲又寫為“伏戲”、“伏犠”等，皆為“羲”字的演化。

“太一”“太極”形為“混沌”，宇宙起源於混沌。同樣，伏羲也源於“混沌”，其原型也是太始之初的混沌之氣。

在上文所述《楚帛書甲篇》所記載的創世神話中，伏羲即是生於混沌之中。而且《淮南子·精神》所描述的宇宙創生過程與《楚帛書甲篇》頗為相似：“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窈窈冥冥，芒?#91;漠閔，鴻濛鴻洞，莫知其門。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孔乎莫知其所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於是乃別為陰陽，離為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世界開始於一團混沌之氣，后陰陽剖分，化生萬物。對照《楚帛書甲篇》，這裏的“二神”當指伏羲、女媧。伏羲、女媧為陰陽二神。從哲學角度上說，是陰陽兩儀；從神話角度上說，是伏羲、女媧二神。在漢墓壁畫、畫像磚石中，伏羲手捧太陽或日規，代表陽；女媧手捧月亮或月矩，代表陰。伏羲、女媧結婚生育四子，才育有萬物，這是陰陽化育萬物的開始。

在原始神話和民間傳說中，創世之前的這個混沌體被形象地表述為葫蘆。從混沌到世界的創生過程，被形象化地敘述為葫蘆從中央剖開。亦即所謂天地剖判，陰陽分離。《詩經·緜》便有“緜緜瓜瓞，民之初生”的記載，這是古文獻所見把人之由來，追溯到葫蘆瓜的最早一例。而後在民間神話中，葫蘆剖判的母題衍生出大量洪水方舟型的故事，葫蘆作為容器成為人類再生的象徵，並進而將葫蘆人格化為是盤古、伏羲。

盤古神話最早的文字記載是三國吳人徐整的《三五歷記》，此書已佚，《太平御覽》卷二引有其中一則文字：“天地渾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為天，陰濁為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后乃有三皇。”傳說盤古開天闢地，是一位創世大神。而對於盤古與伏羲的關係，前輩學者多有定論：盤古就是伏羲，二者皆由葫蘆（混沌）而出。1941年常任俠在《沙坪壩出土之石棺畫像研究》一文中說：“伏羲一名，古無定書，或作伏戲、庖犧、宓羲、慮犧，同聲俱可相假。伏羲與盤瓠為雙聲。伏羲、庖犧、盤古、瓠，聲訓可通，殆屬一詞。”他並結合《述異記》有“吳楚間說，盤古氏夫妻，陰陽之始也”之說而論斷：盤古氏夫妻當即是兄妹自相婚配而繁衍人類之伏羲氏夫妻。伏羲女媧在漢畫像石中是人首蛇身交尾，與盤古龍首蛇身雷同，進一步證明盤古即伏羲氏。[6]聞―多在《伏羲考》第五部分“伏羲與葫蘆”中，以大量古籍和民俗材料論證指出，盤瓠、伏羲乃一聲之轉，“明系出於同源”，伏羲與盤古都是葫蘆所生，或者說伏羲、盤古均為葫蘆的擬人化。伏羲由此而成為人類的始祖。

從音訓上說，“混沌”與“葫蘆”是對音關係，“混沌”猶言“糊塗”，“糊塗”在俗言俚語中轉為“葫蘆”。《紅樓夢》第四回回目《葫蘆僧判斷葫蘆案》，其意即為“糊塗僧”判斷“糊塗案”。而聞一多考論“葫蘆”即是“盤古“伏羲”同聲之轉，故“盤古”又是“伏羲”。這樣，“混沌——葫蘆——盤古——伏羲”轉化演變的路徑則十分清楚。

由上可知，伏羲的原型本是宇宙本原和起始的意象和觀念。隨着文明的演進，人們對歷史思考和探究越來越深入，這種思考和探究具體說就是對文明事實的一種根源性的說明。對世界起源的探究開始只是一種構想，它首先以神話的形式存在。神話思維是人類思維發展的一個必經的初期階段，它隨着人類思維的發展而消失在哲學和歷史之中。先是追詢宇宙是如何起源的，接着想像一個創世之神，再把這個創世之神想像為自己的祖先。伏羲形象的產生即是這樣一個將神話傳說哲學化、觀念化，又將這一傳說和觀念歷史化的過程。

在討論了伏羲在傳世文獻的記載、神話傳說中的遺存及其在上古帝王世系中地位確立過程后，我們看到，伏羲傳說經歷了一個從神話到歷史的演化過程。伏羲是人們意識中的產物，是先民對宇宙起源的追索和構想的產物，最初的形態存在於原始的創世神話之中，而歷史上未必確有其人。隨着人們思維形式的發展和歷史意識的豐富，原始神話經歷了一個觀念化、哲學化和歷史化的過程。關於伏羲的傳說和想像也進入了原始哲學和歷史之中，於是人們將創世神話中的伏羲抽象為宇宙的本原和起始的概念，將作為創世神祗的伏羲想像為人類的祖先和帝王，伏羲因此而進入歷史領域，成為了歷史上的最早的帝王。至於伏羲最後成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確立在古史帝王世系中至高無上的地位，是由於劉歆一方面根據人們歷史意識的發展，另一方面根據其政治需要，以其新五德終始說將伏羲附援於太昊，重新排定古史帝王世系的結果。認清了伏羲這個從無到有，從神到人，從神話、觀念到歷史的演化過程的實質和真相之後，我們就會看到，關於伏羲氏的名號、時代、地望、族系等爭訟不已問題，其實都不一定是問題。

對於上古傳說時代伏羲、炎帝、黃帝、堯、舜、太昊、少昊、蚩尤等帝王，古史記載存在着許多混亂。上世紀二十年代“古史辨”學派提出許多疑問和考辨，隨着現代考古發現，我們對於上古史的一些問題有了新的認識，近年來，古代文明的探源和對古帝世系的研究又成為熱點，但由於研究理論和方法的缺陷，許多問題仍聚訟不止。例如伏羲的地望（或文化），則有西部仰韶文化說、西部馬家窯文化說、東部大汶口文化說、中原說、中原裴李崗文化說、長江流域說。炎帝（神農氏）的地望有黃河上遊說、中原說、黃河下遊說，有長城以北紅山文化說，有長江中游湖南、湖北說；黃帝的地望有陝北說、渭水流域說、中原說、華北說、長城以北紅山文化說，也有黃河下遊說。甚至有人認為“黃帝和伏羲實際上是同一個人”，“黃帝作為歷史上實有的人物，就是起於東夷的舜”，“神農炎帝就是《尚書》中所記中國最早的君主——堯”[7]。“炎帝就是蚩尤”[8]。因而有人針對上古帝王傳說研究中的混亂情況說：“關於傳說時代的研究、關於‘三皇五帝’的研究，也許人人都有自己的道理和論證，然而所有的研究成果加在一起只是一個0或者是一個負數”[9]。造成這種混亂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個根本的原因是，許多研究論證只是推測或是將古代文獻記載與考古發現簡單比附，缺乏科學、歷史的方法。

從我們對伏羲的討論可知，傳說中的上古帝王及其世系，有些在歷史文獻中地位確立的過程較晚，是人們觀念中的產物，或者是為了某種政治需要附會的結果。我曾在《論中華民族共同先祖的確認》一文中談到，周代以前的文獻中沒有提到黃帝。《尚書》從堯寫起，整個一部《尚書》沒有出現“黃帝”字樣，甲骨文中也未見“黃帝”。黃帝的名號源於“五方”觀念。從甲骨文看，殷人已有了五方的觀念，卜辭中就有東南西北四土受年的記載。“四土”加上“中商”就是“五方”。五方觀念大約在西周初年開始演化為“五方色”的觀念，以“五色”顯示“五方”。《逸周書·作洛》載：“周公……乃建大社於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釁以黃土。”周人起於黃土高原的陝地，以黃色為貴。沿襲殷人五方觀念，周人也將天下劃分為五方，並以五方色稱五方之帝。王權所在地洛陽為中土，中土為黃，則國稱“中國”，帝稱“黃帝”。《淮南子·天文》說：“中央土也，其帝黃帝”。黃帝在周代的出現，與當時的政治理念有關，是周族加強對四方各族統治的需要，也就是說，黃帝只不過是一種政治理念的形態化[10]。人們對於歷史的認識的本身也是歷史性的。歷史事實是一回事，對歷史的記憶是一回事，對於歷史的表述又是一回事。史前時期，文明初開，歷史記載全憑口耳相傳，由於歷史意識本身的歷史性，先民們探究和傳誦歷史時，難免會因為歷史意識的局限和出於人為的目的而附會歷史，因而可能有虛構和想像的成份。對此，顧頡剛先生提出中國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的觀點，也就是說，古人對上古帝王及其世系的創造過程，是做加法，逐漸敷衍產生的。那麼我們在對古史帝系做研究時，則應採用做減法的方法，既不可把神話當成歷史，也不可僅憑史籍的記載而斷然結論，對歷史文獻，也應歷史地去看，參照考辨，去偽存真，溯其流，探其源，廓清歷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