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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山是私有的，你知道嗎？
作者：楊俊鋒
作為日本民族象徵的富士山，竟然是私有的！其實有歷史記載以來，富士山大部分時間都是私有的。據說，這座山最早屬於德川幕府，后德川家康於106年將富士山捐贈給淺間神社。只是在明治維新之後，於1871年—1945年期間，曾被國有化。
二戰後，日本全國曾被國有化的土地，紛紛又被歸還給民間，其中當然也包括了富士山——只是山頂部分並沒有很快歸還。最後，到了1974年，日本最高法院判決淺間神社重新得到山頂的所有權。至此富士山完全回歸私有。
這個事實，一定會出乎很多中國人的意料。如果就這個問題，去問我國百姓，相信大多數人一定會無需思索地回答：這麼重要的國家地標性土地，怎麼可以私有？那豈不要亂套？它必須變成國有、讓政府管理才對啊。然而，事實是富士山不僅回歸了私有，而且也並沒有影響富士山的美景和人們的觀光。
這正是國人心目中固有、盛行的錯覺。許多國人在潛意識中，“公”、“國家”被想當然地當作是“好的”、正面、積極的代名詞，而“私”、“個人”則往往被等同於“自私自利”、反面和落後的。
這種觀念，也許正是導致中國傳統社會無法發育出較為成熟的市場經濟的重要原因。為此，中國付出極其巨大和慘痛的代價。這些歷史教訓，其實我們並不陌生。
土地私有事實上不僅不會像中國長期以來流行的那套說辭所宣稱的那樣，會帶來土地兼并，從導致天下大亂，反而能夠避免所謂的“公地悲劇”。“公地悲劇”這個說法，源自美國學者哈定一篇同名文章。在文章中，作者舉出了一個發人深思的案例：在英國史上，封建主曾在自己的領地中劃出一片土地作為公共牧場（稱為“公地”），無償向牧民開放。表面上看，這本是一件造福百姓的好事。但由於是無償放牧，每個牧民都養儘可能多的牛羊。隨着牛羊數量無節制地增加，公地牧場最終因過度“超載”而成為不毛之地，牧民的牛羊最終全部餓死。
產權私有是避免“公地悲劇”最為有效的出路。去年，我去了一趟久負盛名的廬山。儘管廬山本來就是風景名山、歷史文化名山，但真正使其具有如此重要的影響力的，卻是因為它是政治名山。
那麼，是什麼成就了廬山政治名山的地位？毫無疑問，是因為有了廬山牯嶺避暑地。這才使得後來，廬山有可能成為國民政府的“夏都”，才會有後來影響巨大的兩次廬山會議，才會有如此眾多的重大政治事件與名人，和廬山結緣……
廬山牯嶺避暑地的建立，源自於當年英國人李德立當年利用英國的強勢地位租借牯嶺。也許從民族情感或者國家主權來講，這當然不是件好事。然而，這卻也為廬山成為避暑勝地奠定了最為重要的前提條件，即明確的私人產權。
當時李德立對於牯嶺土地租期，後來被確定為999年，實質上即永租，這已和私人所有沒什麼區別。這客觀上保證了李德立和後來從他手中租地者，能夠放心、認真地去對土地進行投入、建設和經營。如此一來，竟然在幾十年間，廬山山坳里一片不大的荒涼之地，一躍成為優美宜居、蜚聲中外的避暑勝地。
（對原文有刪減，大家看全文可在網上搜索《富士山私有的啟示》）
羅胖曰：
為什麼在民國時期的上海，租界兩邊的房價可以相差十倍？
為什麼黨的一大要在租界內召開？
“產權”二字，以及背後的制度系統就是答案。
富士山是私有的，你知道嗎？
作者：楊俊鋒
作為日本民族象徵的富士山，竟然是私有的！其實有歷史記載以來，富士山大部分時間都是私有的。據說，這座山最早屬於德川幕府，后德川家康於106年將富士山捐贈給淺間神社。
只是在明治維新之後，於1871年—1945年期間，曾被國有化。
二戰後，日本全國曾被國有化的土地，紛紛又被歸還給民間，其中當然也包括了富士山——只是山頂部分並沒有很快歸還。最後，到了1974年，日本最高法院判決淺間神社重新得到山頂的所有權。至此富士山完全回歸私有。
這個事實，一定會出乎很多中國人的意料。如果就這個問題，去問我國百姓，相信大多數人一定會無需思索地回答：這麼重要的國家地標性土地，怎麼可以私有？那豈不要亂套？它必須變成國有、讓政府管理才對啊。然而，事實是富士山不僅回歸了私有，而且也並沒有影響富士山的美景和人們的觀光。
這正是國人心目中固有、盛行的錯覺。許多國人在潛意識中，“公”、“國家”被想當然地當作是“好的”、正面、積極的代名詞，而“私”、“個人”則往往被等同於“自私自利”、反面和落後的。
這種觀念，也許正是導致中國傳統社會無法發育出較為成熟的市場經濟的重要原因。為此，中國付出極其巨大和慘痛的代價。這些歷史教訓，其實我們並不陌生。
土地私有事實上不僅不會像中國長期以來流行的那套說辭所宣稱的那樣，會帶來土地兼并，從導致天下大亂，反而能夠避免所謂的“公地悲劇”。“公地悲劇”這個說法，源自美國學者哈定一篇同名文章。在文章中，作者舉出了一個發人深思的案例：在英國史上，封建主曾在自己的領地中劃出一片土地作為公共牧場（稱為“公地”），無償向牧民開放。表面上看，這本是一件造福百姓的好事。但由於是無償放牧，每個牧民都養儘可能多的牛羊。隨着牛羊數量無節制地增加，公地牧場最終因過度“超載”而成為不毛之地，牧民的牛羊最終全部餓死。
產權私有是避免“公地悲劇”最為有效的出路。去年，我去了一趟久負盛名的廬山。儘管廬山本來就是風景名山、歷史文化名山，但真正使其具有如此重要的影響力的，卻是因為它是政治名山。
那麼，是什麼成就了廬山政治名山的地位？毫無疑問，是因為有了廬山牯嶺避暑地。
這才使得後來，廬山有可能成為國民政府的“夏都”，才會有後來影響巨大的兩次廬山會議，才會有如此眾多的重大政治事件與名人，和廬山結緣……
廬山牯嶺避暑地的建立，源自於當年英國人李德立當年利用英國的強勢地位租借牯嶺。也許從民族情感或者國家主權來講，這當然不是件好事。然而，這卻也為廬山成為避暑勝地奠定了最為重要的前提條件，即明確的私人產權。
當時李德立對於牯嶺土地租期，後來被確定為999年，實質上即永租，這已和私人所有沒什麼區別。這客觀上保證了李德立和後來從他手中租地者，能夠放心、認真地去對土地進行投入、建設和經營。如此一來，竟然在幾十年間，廬山山坳里一片不大的荒涼之地，一躍成為優美宜居、蜚聲中外的避暑勝地。
（對原文有刪減，大家看全文可在網上搜索《富士山私有的啟示》）
羅胖曰：
為什麼在民國時期的上海，租界兩邊的房價可以相差十倍？
為什麼黨的一大要在租界內召開？
“產權”二字，以及背後的制度系統就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