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三十二章 吃兩頭
話分兩頭，在徐衛領兵駛往波斯的時候，同盟會卻有了新的動作，他們在孫文的指導下準備在國內再次發動一次起義，此時距離去年的河口起義不過一年多的時間，河口起義失敗的陰影依然沒有完全散去，加之日本由於徐衛的連番打擊已經沒有繼續支持同盟會的財力，所以這次的起義在策劃上顯得有點倉促。
作為同盟會的總理，孫文也是親歷過多次起義的老人，他自然知道在此時槍械還沒有準備齊全的情況下起義無異於火中取栗，但他卻沒有選擇的餘地，這主要是迫於徐衛的壓力。
連番的倒孫運動讓孫文在同盟會威信銳減，縱然有組建同盟會最重要的元勛黃興的支持，也引起了很多會員的離心離德，同盟會的組織也日漸渙散，更為嚴重的是徐衛的強勢崛起，讓國人看到了另一種推翻滿清的希望，尤其是徐衛連挫日本和滿清兩國的銳氣。
此時新澳港的思想和文化侵襲已經深入到同盟會的內部，許多堅定的同盟會原都有了離開日本前往新澳港的想法，這讓剛剛排除異己主持同盟會工作的孫文心急如焚，於是為了留住那些優秀的革命者，他決定再次在國內發動一次起義。
從滿人入關開始，清政府在南中國的統治就比較薄弱，尤其是像雲南、廣西這樣的西南邊陲之地，這也使得這些地區會黨和地方勢力比較雄厚，經常發動一些造反的事情。
在國內，只要是有點見識的人都知道這一點，不管是之前的太平天國運動，還是之後同盟會的各種起義，大多都是從這裏發起。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鎮南關起義、欽廉上思起義以及去年的河口起義，但這些起義很快都被清政府鎮壓了。
在這些起義中，黨人所依靠的主力仍為會黨，但自去年的河口起義失敗后，他們感到會黨組織渙散，難於節制。轉而以運動新軍為重點，而同盟會在發動西南邊境起義時，部分革命黨人已投身新軍隊伍或各軍事學堂，着手運動軍隊，這也是同盟會最主要的軍事基礎。
西南邊陲民風彪悍、不服王化是孫文連番發動起義的基礎，但民風彪悍的邊民在起義中的行徑更多的像是土匪，這也是起義不能夠成功的原因所在，於是為了組織一支用思想和文化武裝起來的起義力量，孫文再次將目光看向了廣州。
晚近廣州。既是政治革命的發祥地，也是文明轉型的試水區，鴉·片戰爭后，隨着對外貿易的擴大，各種西方商品輸入廣東，並以其物美價廉贏得了人們的喜愛，至此洋貨逐漸充斥了廣州的市場。
就拿不批來說，據粵海關十年報告稱。在廣州貿易區最受歡迎的布料依次是白色洋布、本色洋布、洋標布和擦光印花布，據說這些大宗布料被廣泛用來做內衣。
除這些穿的東西外。吃的有洋酒、洋糖、牛肉乾、牛奶、麵粉等，用的有煤油、肥皂、火柴、洋釘、洋傘、鐘錶，甚至還有沙發、扶手椅、彈簧床等等不一而足。
20世紀初，西方傳來的電影在都市中已經普及，成為市民娛樂中不可缺少的一個新品種，西式照相術也大受歡迎。照相留影成為廣州人一項時髦的消遣，西方舶來品改變了廣州人的生活習俗，使用洋貨成為時尚的潮流。
在廣州這個通商口岸，買辦較多，他們是最早接受西方生活方式的一批人。說洋話、用洋貨、住洋房、信洋教，取一個洋名字，送孩子上洋學堂，由於他們比較富有，對社會價值取向有一定的影響力，西方生活方式漸成人們羨慕的對象，人們在互贈禮品時也把洋貨作為希罕的贈品。
習俗的改變對觀念的改變有直接的關係，人們在接觸西洋器物時改變了對西方蠻夷的看法，從驚奇、讚賞到羨慕、模仿、學習，社會心態從仇洋轉向崇洋。
這在後世的國人看來都是一些負面的事情，但這恰恰卻是國人開始正眼看世界的基礎，也是動力。
鴉·片戰爭后，西方宗教在廣東的傳播並不順利，《中法條約》規定歸還天主教教產和容許傳教士隨便租地，致使法國天主教橫行霸道，激起廣東人民的反教鬥爭，義和團運動后，一方面中國讎教勢力受到壓制，另一方面教會也因義和團事件而進行了反省，教會本色化呼聲日益強烈，與民眾矛盾較為緩和。
信仰基督教的廣東人，除了一部分是吃教者外，不少是由於對西方文明的羨慕、嚮往而入教的，據馮自由統計，興中會成立前，直接參与孫中山密謀反清者有十五人，其中半數以上是基督徒或天主教徒，而早期興中會會員和一**五年廣州起義的領導人多為基督教徒。
除此之外，一些有功名的儒生也加入教會，如一八六六年出生於廣東香山縣的鐘榮光，中過舉人，參加過戊戌維新運動，一**八年，他因吸食鴉片成癮，求助於教會醫院想改掉這一惡習習，從此他皈依了基督教，後來成為廣東第一所基督教大學嶺南大學的第一任華人校長。
洋人在中國開辦基督學校打的是宗教入侵的方法，一邊能夠在思想上奴役中國國民，但不管這些人的目的是什麼，他們所建立的基督學校確確實實為中國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人才，這些人以迥異於普通國民的做派引導國人正眼看世界，當然這還要得益於基督學校那種不同於中國教育的教育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孫文最拿手的演講。
在基督教傳入之前，廣州本地社會相對缺乏普遍性的聚眾演講人際交往方式，由於傳統社會出於地方秩序和治安穩定的顧慮，對於諸如此類的民間聚結形式是予以種種限制的，而面向大眾的演講風習的正式形成，則與西方傳教活動有着密切的關係，西方傳教士不僅把演講的風習帶到廣州。而且培養了演講人才，培育了民眾樂於參與的社會文化氛圍。
在基督教學校中，學生不僅要進行演講課程訓練，而且要定期參加社會宣教實踐，這種嚴格的訓練和鍛煉，使基督教徒一般都具備了優良的演講素養。在教會學校受教育的非信徒，也同樣深受演講氛圍的感染，具備相應的興趣和演講能力。
就以廣州真光女校為例，在課外時間女校的學生經常會在老師的帶領下，前往博濟醫院的女病房探視和安慰病人，她們也會經常前往一些農村傳教站設置的主日學校，為教民提供免費知識講解，有些女生還在女傳教的鼓勵和支持下，前往從未涉足過的地區開展教務活動。每學期開學時，學生還要向老師和其他學生彙報假期所從事的社會實踐活動。
教會女校的開設是中國女子解放運動的基礎，而清末興辦女學的理由，主要從三個方面提出，其一則是要廣開民智，強國強種，辦學者認為女子居國民之半，若不受教育。則國民智力，必為未受教育者牽制；其二則是女子應與男子一樣有受教育的權利。教育是女子解放的前提；其三是開發生產力，發展經濟。
在後世辛亥革命期間，有一些婦女參加革命立了功，民國建立后，婦女解放運動又向參政方面發展尤其是在五四運動后，男女平權、婦女解放的呼聲高漲。廣東婦女參政運動率先復起。
男子剃髮蓄辮，是清初統治者強迫推行的髮式，是民族征服的象徵，隨着西風東漸，蓄辮髮式又為西人恥笑。一**八年，康有也曾為以舊習俗不適應新時代為由，上書光緒帝，提出效法西方國家，斷髮易服，他的這個主張成為國內力主剪辮的先聲。
中國的斷髮易服不同於朝鮮，朝鮮國民效仿的是明朝的服飾禮儀，那是正統的中原文化，其影響已經深入到朝鮮百姓的骨髓，而此時國民腦後的金錢鼠尾卻是蠻夷的髮型，服飾也是蠻夷的服飾，在絕大多數的國民心中自然不會存在抵觸，毫不諷刺的說這或許是自滿清統治中國之後所辦的唯一一件好事。
不久，留日學生將剪辮的風氣帶回國內，於是有志之士也開始紛紛上書滿清朝廷，請求滿清政府能夠同意剪除辮髮改良禮服，其中廣州是響應最積極的一個地方，雖然到目前為止滿清政府還沒有通過這項提議，但廣州城內剪去辮髮的國民卻不在少數，而廣州城內的滿清政府也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另外，清朝的社交禮節也有着森嚴的等級制度，但是在維新思潮推動下，一些開明的官員在自己轄地主動改革官場禮節，主要內容為廢除跪拜和禁用卑職等稱呼，這個改革的最先發起者是兩廣總督岑春煊，地點自然也是在廣州城。
同盟會在西南邊陲地區的起義相繼失敗，讓孫文的目光又放在了民風開放的廣州，在今年五、六月間的時候，他便委派廣州同盟會負責人趙聲、朱執信、倪映典、張碌村、胡毅生、陳炯明、莫紀彭等人組織在廣州城內新的起義。
在策劃起義之前，眾人推舉趙聲擔任起義總指揮，倪映典擔任起義副指揮，之所以推舉這兩人擔任正副總指揮，並不是因為他們對廣州的形勢有多麼的了解，恰恰相反，這兩人不過是最近才到達廣州，其主要原因是這兩人都是支持孫文的老同盟會員，在孫文的遙控指揮下才擔任這樣的職務。
在廣州最早擬利用防營發動起義的是朱執信，此在一九零四年的廣東省留日考試中名列第一，以官費東渡日本留學，進入東京法政大學速成科攻讀經濟，也就是前面所學的那種速成學校。
東京是中國革命思想最濃烈的地方，朱執信在東京求學期間自然認識了很多有革命思想的青年，於是受他們的影響在思想上開始傾向於革命共和，隨後在別人的引導下結識了孫文，隨後在孫文那口以大炮著稱的三寸不爛之舌之下加入了剛成立不久的同盟會。
朱執信返國后先後任教於廣東高等學堂、政法學堂及方言學堂，並以此為掩護，積極宣傳革命，發展革命組織，聯絡發動新軍、綠林和會黨，投身武裝起義，前不久倪映典能夠進入新軍擔任見習排長依靠的就是他的推薦。
去年冬天的時候，江西萍鄉、湖南瀏陽、醴陵地區會黨和礦工發動的反清武裝起義，這就是著名的萍瀏醴起義。
這次起義其實還要歸結到前段時間徐衛在上海接徐麟夫婦時提到的湖南水患和旱災上，那場災難使得湖廣魚米之鄉糧食銳減，加之湖南巡撫岑春蓂大肆外賣糧食，周圍各地的地主、糧商大力囤積糧食，周圍百姓衣食無以為繼，於是在礦工和會黨的帶領下爆發了這場起義。
這場起義本來與同盟會沒有任何關係，清廷在起義之初也迅速調新軍第九鎮前往萍鄉鎮壓，但向來對這種不和諧的事情有着敏銳嗅覺的同盟會很快做出了回應，派遣趙聲和倪映典等同盟會員密謀響應起義，不過卻沒有成功。
倪映典的多次反清活動受到了清政府的關注，隨後清政府開始發佈逮捕倪映典等一批同盟會會員的公文，於是迫於壓力倪與方楚喬、魏義成等人赴粵，經趙聲介紹，與當地革命黨人朱執信等人相識。
此時距離籌劃廣東起義已經歷時半年的時間，在同盟會的動員下廣州新軍已有不少人加入革命的隊伍，於是為適應形勢的發展，同盟會在香港建立了南方支部，作為指揮南方革命的總機關，以胡漢民為支部長，汪精衛為書記，林直勉為會計，下設籌餉、軍事、民事、宣傳各組。(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