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二十九章 出入

清廷鐵路幹線國有化的本意或許就是為了加快建設，並沒有與民爭利的意思，但是這個政策如果從民間從紳商立場進行解讀，就有國進民退的意味了，在民間資本看來，這個政策太無恥了，不僅堵塞了民間資本介入鐵路投資的通路，而且對已經籌集到的資金也是一個巨大的威脅。

隨後，清廷任命端方為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而郵傳部大臣盛宣懷也以兩湖厘金、稅捐為抵押，與四國銀行團簽訂了《湖廣鐵路借款合同》，由四國銀行團貸款六百萬英鎊修築粵漢川漢鐵路。

盛宣懷儘管籌措了巨額資金，但他並沒有準備用這筆錢去兌換各省路權，隨後他和端方聯名致電四川總督王人文，表示川漢鐵路已用之款和公司現存之款，均可由朝廷一律換髮國家鐵路股票，概不退換現款。

假如四川方面不能同意，一定要朝廷發還現款的話，那麼就由朝廷另借洋債，而這筆洋債必須以川省財政收入作抵押，即是說政府收回了路權，但沒有退還補償先前民間資本的投入。

王人文看了這個方案大吃一驚，以為這個政策一旦宣佈必將舉國騷亂，他希望朝廷收回成命，調整政策，妥善解決，然而盛宣懷太自負了，錯誤估計了政府的威望和人民的承受力，一味堅持既定政策不變，一再敦促各鐵路公司清理賬目，準備交接。

盛宣懷的一意孤行激怒了各省人民，湖南人最先舉行萬人大會抗議，緊接着。鄂、粵、川等省都有不同表示，各省督撫順從民意致電朝廷。希望遵從民意，從長計議。不要只算經濟賬不算政治賬，因此引起天下大亂。

然而朝廷太自以為是，盛宣懷太自信自己的正確能幹，他與各省一一談判，分化瓦解危機，但沒想到獨獨在四川跌了一個大跟頭。

其實，由於清政府對民間企業的缺乏管理，使得川漢鐵路公司內部管理混亂，全公司上下被當地官員、士紳、會黨把持。籌集到的巨額資金沒有用於開工，卻被公司高層挪用三百多萬到上海各錢莊保值增值，或者購買股票，其中以橡膠股票為最，等到這場橡膠股災席捲而至的時候這三百多萬不僅沒有增值，反而虧損了二百多萬，再加上各種損耗，川漢公司籌集到的款項沒有修路就消耗損失了近一半。

清廷宣佈鐵路國有時，對於川漢公司高層或許求之不得的事情。不過條件則是朝廷要支付公司已經花費的全部費用。

精明的盛宣懷當然不會滿足這些要求，公司高層在失望之餘，為了洗刷自己，也為了轉移各界對集資款去向的質疑。遂發動中小股東也就是一般民眾起來抗爭。

很顯然，川漢鐵路公司高層希望將水攪混，以民眾對朝廷的憤怒掩飾他們的挪用資金的貪婪和始終沒有修築鐵路的無能。由此而來的四川保路運動引發了武昌起義，一個王朝就這樣頃刻瓦解了。

其實在辛亥革命這個重大的歷史變革中。最悲慘、最無辜莫過於曾收復藏地的趙爾豐，此人之功績決計可以與之前的左宗棠和之後的徐樹錚相提並論。但是卻被新任四川總督尹昌衡殺害。

1911年4月，原四川總督、趙爾豐之兄趙爾巽調任東三省總督，朝廷將趙爾豐調任四川總督，不過在趙爾豐到任之前清政府已經宣佈鐵路國有，借國有的名義把鐵路利權出賣給帝國主義，從而激起了聲勢浩大的保路風潮。

趙爾豐甫任，也曾一度認為四川百姓爭路是極正常的事，一面開導民眾，一面電懇內閣籌商轉圜之策，后又參劾盛宣懷，請求朝廷查處盛宣懷，但清廷對趙爾豐等所陳各節，不但置之不顧，反而電飭趙爾豐解散群眾，切實鎮壓，趙爾豐被逼無奈，只能忠實的執行清廷的旨意。

在前世的時候，橡膠股災導致橡膠股票大跌，致使幾十家橡膠公司倒閉，讓數以萬計的股民的投資全部化為烏有，但歸根結底這些橡膠公司不過是一些趁着市場管理不健全胡亂掛牌出售股票的皮包公司，對於那些真正擁有大片橡膠園的橡膠公司來時其股票還是有很大的保值的，畢竟橡膠股票就算暴跌，橡膠的價值一直在那裏。

在上海真正的橡膠公司確實有二十幾家，這些橡膠公司雖然受到橡膠股災的影響其股票的價格一落千丈，但有着大片橡膠園的保障總是有落到底的時候，這時候的股票價值雖然相距被炒高時差了甚至十倍，卻能夠讓購買這個股票的股民回收一部分資金，甚至有的橡膠公司的股票在股災過後還有不少上漲的趨勢。

不過由於徐衛的介入，這一世的橡膠股災不僅比前世來的更早更猛烈，也比前世破壞性更大，實用性合成橡膠的一經上市，馬上就以其低於普通橡膠一半的價格迅速搶佔了低端汽車輪胎的市場，其中自然以廉價、耐用的徐氏汽車公司為最。

以現在的科學技術，合成橡膠自然不如後世那樣在某些方面已經讓天然橡膠望其項背，甚至可以說在所有的性能上都比天然橡膠差遠了，但是依然將天然橡膠的價格頂的大跌，瘋狂之下在期貨市場的橡膠期貨甚至快要接近合成橡膠的價格了。

天然橡膠這種瘋狂之下的價格自然算不得數，但是卻是壓倒那些真正橡膠公司的最後一根稻草，讓那些在前世本來還能夠保值的橡膠股票一跌再跌，很多小型的正規橡膠公司抵抗不住這種壓力宣告清盤倒閉，其旗下的橡膠園自然也低價賣出。

在這場橡膠股災中受損最嚴重的自然是花高價錢從徐衛手中買走南洋橡膠公司的日本政府和財閥，當時他們一每股九十六中元的價格買走了實際價值不過每股二十中元的南洋橡膠公司，現在在這場席捲全球的橡膠股災中其股票的價格已經跌至兩中元一股。甚至這個價格也極其的不穩定，隨時都有跌破兩元的可能。為此直接導致主導收購南洋橡膠公司的負責人剖腹自盡。

遍佈全球的橡膠股災是導致鐵路國有化的罪魁禍首，也導致了南方以及西南諸省政局的動蕩。不過這對徐衛的老家長沙卻並沒有多大的影響，不過卻有另一場危機慢慢向長沙逼近，那就是糧食。

湖南號稱魚米之鄉，其種植出來的稻米可以供給周邊數個省份，這要造成了每到糧食收穫之際各省的糧商都要雲集到長沙，而長沙最大的糧商出售商莫過於湖南巡撫岑春蓂。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魚米之鄉自然吃糧食，自岑春蓂上任湖南巡撫以來他的觸角便開始伸向糧食這個湖南省的經濟支柱，然後通過自己的權柄不斷兼并了十幾家自恃朝中有人的糧商。其吃相之難雖不能說是後無來者，但絕對是前無古人。

清朝的地方行政制度實行的是督撫制，當時全國劃分為二十三個省，每個省設一名巡撫，為主管一省民政的最高長官，總督權力比巡撫大得多，但與巡撫之間沒有直接的隸屬關係，總督和巡撫都是對上直接聽命於皇帝。

也就是說，滿清朝廷委派的湖廣總督雖說是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糧餉兼巡撫事。但其真正擁有絕對權力的地方不過是他的駐地湖北一省而已，不管是前任的總督陳夔龍，還是現任的總督端方都對湖南一省的事務影響甚少。

前世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要將權力關在籠子裏簡單說，真正說來。權力是一種政治上的強制力，是職責範圍內的影響力和支配力，對權力而言。沒有監督的制約和沒有制約的監督，都是危險的。

經驗告訴我們。如果不對這種權力加以限制和控制，它就可能發生異化。這是因為就權力的屬性來說，客觀上具有較強的滲透性和擴張性，如果不為它設定法律上的邊界，它隨時都可能利用其控制的財富和暴力，不適當地膨脹起來，從而得以超越或凌駕於社會成員之上。

就權力的效應來看，它具有使權力指向的對象服從掌權者的功能，正是這種服從的效應，使它有可能成為攫取利益的工具，有可能被用作滿足個人私慾的手段，從這個意義上說，權力本身就存在着腐化的自然趨向。

此時的岑春蓂就是出於這種情況，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去年，也就是1909年的春夏之交，湖南湘西和湖北荊江發生大洪水，沿途各縣十堤九潰，田禾淹沒，顆粒無收，被災者達數百萬人，同時湘南衡州、寶慶、長沙各屬又鬧旱災，收成不及七分，湖廣兩省產糧大減。

?面對如此嚴重的災情，本應高度重視，積極採取應對之方，妥籌善後之策的清朝湖南巡撫岑春蓂全然不顧，且反其道而行之。

岑春蓂不僅聽任鄰近歉收省份沿襲過去的辦法來湘採購糧食，而且他所控制的糧行竟然還與日、美、英三國洋行簽訂關於運米出境的照約，並且通過自己在朝廷的關係網得到清廷外務部的批准。

當運米出境的照約簽訂后，岑春蓂則利用其巡撫特權，指使其親信朱祖蔭、馮錫嘉等人，分駐長沙、漢口兩地，借口全部收為官買，挪用官款搶購囤積，勾結英帝國主義私運出洋。

有了岑春蓂的鼓勵，於是乎這些外國商人攜帶巨金來湘搶購，並勾引大批外地奸商深入產地，坐收分購，輪船裝運，絡繹於途，明運可查的每月二三千石，而至派司轉口，不領運單，偷運出境者，為數尤巨。

湖南穀米的大量出境，引起了一些有志之士的關切和憂慮，要求湖南巡撫岑春蓂禁運穀米出省。

不過一方面由於畏外人甚，另一方面也關乎自己的利益，岑春蓂先是不允所請，后雖迫於事態的嚴重性，電請中央批准解除與日、英、美所訂購糧照約，通知各洋行禁運穀米。

禁運告示發佈后，各國駐華使領卻依恃1902年中英商約的規定，宣稱在禁令公佈二十一天之後才能施行，在此期間，外商運米出境的行為變本加厲，華洋商販，爭相購運，趁此兩旬之內，盈千累萬，連檣下駛，岳州關每日收米厘三萬餘串，兼旬以來，出口之米，已數百萬石，全然不顧湘省糧荒的極端嚴重性，岑春蓂這種滿清**官員唯利是圖的貪婪本性再次暴露無遺！

穀米的大量出境，長沙乃至湖南境內的商紳地主也開始參與了糧食的囤積活動，命令自己控制下的糧店顆粒糧食不售，坐等糧食價格暴漲，這使得遭受嚴重災荒的湖南糧荒更加雪上加霜。

由於徐衛的影響，此時長沙乃至湖南的經濟狀況有了很大的改善，尤其是湖南省的省會長沙，其湘江河段碼頭運輸貨物晝夜不停，碼頭上的龍門吊更是被豎的林立，甚至有人講長沙成為小上海。

不過，長沙的發展不過是徐衛回國這段時間的事情，其底蘊與已經開埠幾十年的上海自然是無法相提並概論的，雖然因為徐衛的影響，在長沙確實造就了一批先富起來的人，但這畢竟是少數，大多數的百姓依然是僅夠衣食。

對於徐衛在長沙設立的工廠，長沙本地的百姓有了一個進去又出來的過程，在早先的時候長沙城內的百姓羨慕徐衛開出的優厚待遇爭先恐後的進入徐衛設立的工廠，但是隨着長沙來往商人流量的增加，他們發現自己在長沙城做點小買賣比在工廠內朝六晚六的辛苦工作要掙得多，於是他們又紛紛從徐衛的工廠內辭職，然後利用自己在長沙城內的房屋做起了生意。

隨着湖南湖北兩省的災荒愈演愈烈，江西萍鄉、湖南瀏陽、醴陵地區會黨和礦工甚至發動了旨在反清的萍瀏醴起義，由此可見這場災荒的嚴重程度。(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