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2）

為了維持民眾的信心，美聯儲將利率大幅提高——遠高於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而享有“過度特權”時美國所能提高的利率水平。在20世紀90年代末，亞洲金融危機來襲，許多發展中國家面臨著一種兩難的困境：在必須限制通貨膨脹率和維持人們對貨幣的信心的同時，高利率已經威脅到了增長並傷害到了金融部門的生存能力。而美國眼下也陷入了這一兩難境地之中。美國的債務狀況看上去不那麼令人欣慰，因為其利率已經大幅超過了其增長率。巨額的經濟和社會支出隱約可見。總之，美國現在酷似任何新興市場國家。

廉價融資是當下之需——特別是因為信心的喪失與財政的可持續性緊密相連，而許多發達經濟體（如2010~2011年間的冰島、希臘和愛爾蘭，以及2012年間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很多年前就發現了這種關係。產油國拒絕增加對美國的緊急融資數額，因為昔日那些友好的獨裁者們已被各種說辭說服，被“非自由民主者”（引用法裏德·扎卡利亞的話來說）所取代。這些說辭或中庸或極端，*卻都有着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對於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干預耿耿於懷。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似乎成了美國尋求幫助的唯一選擇。

總統的車隊已經抵達金碧輝煌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部，但是這個自由世界的領導人並不是獨自前往。因為2020年的大選產生了一個分治的政府，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為了打消金融市場對其貸款與限制條款一攬子計劃可信性的疑慮，堅持美國國會的兩黨領袖都到場，以此表明兩黨都將在立法上通過這一計劃。（然而，美國卻依然能夠頂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要求美國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出席的壓力，而首席法官代表的則是美國政府依然存在的權力分支。）

中國現在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大份額擁有者，並且支持該組織在2018年進行投票機制改革。同時，中國在該組織中擁有否決權，因此，如果美國想要獲得融資來穩定其債務狀況，以滿足債券市場的話，那麼前提條件就是美國要撤除西太平洋的海軍基地。這個條件帶有懲罰色彩，因為大多數成員都受惠於中國的貿易和金融上的慷慨解囊，而中國能夠很容易地聯合它們使美國的融資項目流產。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項目的條款清晰、具有法律責任，並在增稅和減支之間達到了一種微妙的平衡。因此，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對此都不怎麼歡迎。美國政府必須出台國家增值稅，重新將最高邊際稅率調整至40%，制定醫療和社會保障福利的檢驗方式，並且大幅減少國防開支。總統面無表情地接受了這一切。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冷靜的注視和兩院領袖的圍攻下，總統在詳細寫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融資條款和條件的意向書上籤下了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