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用價值到公民價值（5）
這就是革命的悖論。新工具所提供的機會越多，任何人可以從之前社會形態推斷未來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今天我們所面對的情況同樣如此。僅僅在10年前，還被看做是對20世紀媒介格局的一次推進的傳播工具，如今卻已經成了對媒介格局的侵蝕和削弱。
一個人人可以接近公共空間的社會，與市民僅僅作為消費者來接觸媒介的社會，是完全不同的。
早期的印刷革命同時也提醒了我們，在某種新工具擴散初期，就試圖弄明白它的使用會如何（在哪些方面、在多大程度上）改變我們的社會，尚為時過早：巨大的變化會滯后。
在贖罪券最初的傳播之後，印刷版贖罪券的大量增加導致其價值貶低。
微小的變化也能蔓延。那張被釘在門上的《九十五條論綱》，被重印、翻譯、又重印，傳播到很遠很廣的地區。
看似威脅到統一性的東西，實際上創造了多樣性。正如學者伊麗莎白·愛森斯坦（ElizabethEisenstein）在《作為變革動機的印刷機》（ThePrintingPressasanAgentofChange）一書中所指出的，研究早期印刷文化的觀察家們都認為書籍數量的增加意味着更多的人會讀書，但是讀的都是那幾本相同的書。
印刷業理應鞏固（或是威脅，由你持哪種觀點而定）單一文化，因為一小部分的書會成為整個大陸共同分享的文化遺產。
但是事實卻是，印刷削弱而並非鞏固了之前的文化知識。因為每位讀者都能接觸到更多的書，因此最終形成了多樣而非統一的文化。
資源多樣化的增加削弱了對舊有生活方式的信念。如果一位學者既可以閱讀亞里士多德，同時又可以讀蓋倫蓋倫（Galen），古希臘名醫、解剖學家，著有世界上最早的較完整解剖學論著《醫經》。
--譯者注的著作，這兩位觀點的衝突會削弱讀者對先哲的相對信仰。
如果連亞里士多德都不可信，那你還能信誰呢？今天，我們面臨著類似的變化。
當普通大眾開始使用數碼化網絡時，每個人都會對公共領域有所貢獻的想法被看做是不符合人性的（人性在這裏可以被解讀為20世紀的偶然行為）。
然而，事實證明,人們渴望彼此交流的願望是普遍存在的。在10年之內，支持公共表達的工具的使用範圍已從窄到寬。
本來被認作傳統媒體的新渠道的東西，實際上卻在改變傳統媒體；本來在威脅着文化的同一性的東西，實際上卻在創造着多樣性。
不論是通過電腦還是手機，當今世界中的大多數成年人都在使用數碼化網絡，而且他們大多是在年前才開始使用的。
社會觀察家們擁有一個前所未有的觀察人們接受和使用數碼化工具行為*的機會，而他們觀察的結果和我們對一個不熟悉的新媒體到來的期待是完全一致的：我們對預測我們未來的行為實在是太不在行了。
在20世紀90年代，一項又一項的研究開始涉足對潛在用戶們進行這樣的調查：如果有條件上網他們會用互聯網做些什麼？
最普遍的答案都集中在：“我會用互聯網來查信息”、
“我會用互聯網來幫我做功課”，等等。而一旦人們都已經上網了，這些調查的結果就會變得和以前大不相同：“和家人朋友保持聯繫”、
“與別人分享照片”、
“和興趣相投的人聊天”諸如此類的喜好總是排在答案列表的榜首。
這就是革命的悖論。新工具所提供的機會越多，任何人可以從之前社會形態推斷未來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今天我們所面對的情況同樣如此。僅僅在10年前，還被看做是對20世紀媒介格局的一次推進的傳播工具，如今卻已經成了對媒介格局的侵蝕和削弱。
一個人人可以接近公共空間的社會，與市民僅僅作為消費者來接觸媒介的社會，是完全不同的。
早期的印刷革命同時也提醒了我們，在某種新工具擴散初期，就試圖弄明白它的使用會如何（在哪些方面、在多大程度上）改變我們的社會，尚為時過早：巨大的變化會滯后。
在贖罪券最初的傳播之後，印刷版贖罪券的大量增加導致其價值貶低。
微小的變化也能蔓延。那張被釘在門上的《九十五條論綱》，被重印、翻譯、又重印，傳播到很遠很廣的地區。
看似威脅到統一性的東西，實際上創造了多樣性。正如學者伊麗莎白·愛森斯坦（ElizabethEisenstein）在《作為變革動機的印刷機》（ThePrintingPressasanAgentofChange）一書中所指出的，研究早期印刷文化的觀察家們都認為書籍數量的增加意味着更多的人會讀書，但是讀的都是那幾本相同的書。
印刷業理應鞏固（或是威脅，由你持哪種觀點而定）單一文化，因為一小部分的書會成為整個大陸共同分享的文化遺產。
但是事實卻是，印刷削弱而並非鞏固了之前的文化知識。因為每位讀者都能接觸到更多的書，因此最終形成了多樣而非統一的文化。
資源多樣化的增加削弱了對舊有生活方式的信念。如果一位學者既可以閱讀亞里士多德，同時又可以讀蓋倫蓋倫（Galen），古希臘名醫、解剖學家，著有世界上最早的較完整解剖學論著《醫經》。
--譯者注的著作，這兩位觀點的衝突會削弱讀者對先哲的相對信仰。
如果連亞里士多德都不可信，那你還能信誰呢？今天，我們面臨著類似的變化。
當普通大眾開始使用數碼化網絡時，每個人都會對公共領域有所貢獻的想法被看做是不符合人性的（人性在這裏可以被解讀為20世紀的偶然行為）。
然而，事實證明,人們渴望彼此交流的願望是普遍存在的。在10年之內，支持公共表達的工具的使用範圍已從窄到寬。
本來被認作傳統媒體的新渠道的東西，實際上卻在改變傳統媒體；本來在威脅着文化的同一性的東西，實際上卻在創造着多樣性。
不論是通過電腦還是手機，當今世界中的大多數成年人都在使用數碼化網絡，而且他們大多是在年前才開始使用的。
社會觀察家們擁有一個前所未有的觀察人們接受和使用數碼化工具行為*的機會，而他們觀察的結果和我們對一個不熟悉的新媒體到來的期待是完全一致的：我們對預測我們未來的行為實在是太不在行了。
在20世紀90年代，一項又一項的研究開始涉足對潛在用戶們進行這樣的調查：如果有條件上網他們會用互聯網做些什麼？
最普遍的答案都集中在：“我會用互聯網來查信息”、
“我會用互聯網來幫我做功課”，等等。而一旦人們都已經上網了，這些調查的結果就會變得和以前大不相同：“和家人朋友保持聯繫”、
“與別人分享照片”、
“和興趣相投的人聊天”諸如此類的喜好總是排在答案列表的榜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