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公正與權力之辯人性（10）

簡言之，放到認知的歷史中來看，這與主體的主權原則有關。另一個主張不再允許我們拯救主體，而是拯救真理。如此，真理不是由歷史構成，它不一定必然在歷史中自我構成，而只是在歷史中顯現。人看不到它，在一段時間內無法接近它，它在陰暗處，等待顯現。真理的歷史在本質上在於其延遲，貶低，或障礙的消失。認知的歷史維度總是否定真理的。我們不難看出，這兩個主張中的一個是怎樣調整以適應另一個的：共同秩序的現象，“常規思維”，一段時期對“神話”的“偏見”，這些構成了知識的主體必須翻越或超越的障礙，以最終獲得真理；為了“發現”真理，知識的主體必須首先處於一種“怪異的”地位。在某個層面上，這使得科學的歷史帶上那麼一點“浪漫色彩”：發現真理的人是孤獨的，獨創性通過歷史重新展現它的獨特，然後拒絕歷史。更為根本的是，這是在認知的歷史上疊加知識的理論和知識的主體。

如果我們把@主體和真理的關係僅僅理解為認知的效應，那會怎麼樣呢？如果理解是一種複雜的、多元的、非個體的形態，而不是“服從於主體”，這產生真理的效應，那又怎麼樣呢？我們應該積極提出這一被科學史否定的整個維度；分析知識作為一種共同實踐所擁有的生產能力，從而在認知的發展中取代那些個體和他們的“知識”。在某一特定的時刻，這種知識依據我們能記錄和描述的某些規律而起作用。

您也許會對我說，所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歷史學家長久以來就是這樣做的。不過，如果我們看看他們是怎樣研究這些史實，特別是他們是怎樣運用意識、意識形態這些作為科學對立面的概念，我們就會意識到他們或多或少偏離了知識的理論。

總之，我特別在意理解的變化取代知識的發現的歷史，因此，在關於創造力這一點上，我至少在表面上與喬姆斯基先生的態度大不相同。我認為這是一個淡化知識主體的困境的問題，而對他來說，這是一個讓言說主體的困境重新顯現的問題。

然而，如果他已經使之重新顯現，如果他已經描述它，那是因為他能夠這樣做。長久以來，語言學家把語言作為一種擁有共同價值的體系來分析。作為共同的整體性原則允許某一知識在某一階段得以生產，這一點直到現在才有所研究。不過，對研究者來說，它呈現出某些非常實證的特徵。以18世紀末的醫學為例，從1770年到1780年挑上二十本醫學書來讀，然後從1820年到1830年挑上另外二十本來讀，我說隨便挑，就在這四五十年間，一切都變了。人們談論的東西，談論的方式，當然不僅僅是治療方法，不僅僅是疾病及其分類，而且是醫學觀點本身，都變了。誰該為這種變化負責呢？誰是始作俑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