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兆俊（7）

1978年年底，我被借調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工作。在那裏三年，正碰上群眾進京上訴上訪的高氵朝。來自全國各地的冤假錯案受害者，擠滿車站，露宿街頭，在國務院、公安部和其他各部委“群眾來信來訪辦公室”棋盤一般狹小的窗口下面排着長龍過夜，希望能求得一點兒公平和正義。其中有一個夾邊溝的倖存者，叫詹慶元，原先是蘭州新華印刷廠的工人，戴的是“壞分子”帽子。五七年反右時，有一條黨的政策：工人中有右派言論者不叫右派分子，叫“壞分子”（因為工人階級是革命階級，理論上應無右派），他屬於這一類。但是壞分子的帽子，不單是為工人中的右派而設，社會上有男女作風問題的、不聽調度的、打架鬧事的、小偷小摸的，都叫壞分子。右派平反的時候，壞分子並不平反，這樣他就虧了。在當地求告無門，到北京來尋求公正。

不料尋到的，仍然是官僚機構的銅牆鐵壁。他的申訴材料，仍然被轉回到原單位處理。聽說我在社科院，來找我商量個辦法。在樓下總布衚衕的一家小飯館裏，我們談了很久。他離開夾邊溝較晚，是被工作組遣返的。他說開頭死人都丟得很遠，後來越丟越近，最後死的那批人，包括安兆俊在內，就都丟在場部大門前面二百米處第一道沙梁的下面。

1982年，我回到蘭州大學。有一天，繫上的同事、教中國哲學史的楊梓斌氣沖沖跑來，說他要抗議，抗議甘肅省委批准蘭州醫學院到夾邊溝挖掘完整人骨，做實驗和教學用具。那件事本來是嚴格保密的。但醫學院的辦貨人事先答應附近的農民按計件工資付酬，後來發現不用挖掘，只在農場大門遺迹前面的第一道沙梁子底下撿了一天就夠數了。覺得太虧，要求修正合約，改為按勞付酬。農民說他賴賬，他說農民騙錢。雙方一衝突，秘密就公開了，這才傳到了老楊的耳朵裏面。但是，抗議發動不起來。這樣的事情，沒人覺得有趣。

很可能撿來的骨骼裏面，就有安兆俊的。然而面對累累枯骨，誰又能夠區別，英雄與奴才、殉道者與市儈、老實人與騙子、這個人與那個人?即使是未來的基因考古學家，又怎麼能夠知道，哪具骨骼裏面，曾經“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更何況，早已經，沒有人想要知道這個。

這些沒有墳墓的森森白骨，曾被人們忘記得一乾二淨，在荒原上風吹日晒草纏沙擁。由於有用處，這才被想起。於是乎公文飛馳，藥水浸泡，教鞭戳指，動物標本一般任憑撥弄。

突然一下子，血與火的歷史都退縮到了遙遠的地平線，湮沒在遺忘的陰影中。而那些至今糾纏着我們，耗盡着我們，我們牢牢記住和竭力想要糾正的一切，也好像倏忽之間，都幻化成了一些不可闡釋的象形符號，誰也沒有興趣再來把它們弄清。

留下來的，只有我這一星半點在烈風中飄零四散的記憶:他的保護，他的話語，他的握手，他的冷峻的側影、炎熱的眼淚和寂寞的歌，還有他的《工地快報》--那個意義的追尋，那種向絕對零度挑戰的意志。

由於有這些，我才在全方位孤獨、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歲月里，理解了“祖國”這兩個字的含義。感覺到了自己與它的聯繫，以及與歷史、與整個文化人類的聯繫。不管這聯繫是何等渺茫虛幻，甚至是想像的產物，作為軛下的奴隸，它就是全部的生存意義。

一轉眼四十多年的時間過去了。不知道他的兩個兒子，安泰和安石，現在都在哪裏?還記得自己的父親不?如果沒有意外，他們該都過了四十歲了。我深深地祝福他們!但願他們能夠知道，他們的父親，是一個值得他們自豪的、真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