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的鑼鼓（1）

電影的鑼鼓

1957年，我二十一歲，在遙遠西北一個偏僻的小單位，感覺不到有什麼“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當然我也看報，但那歡欣鼓舞的“大鳴大放”，和隨之而來的“憤怒聲討”，於我都像是，電影的鑼鼓。

《論美》的寫作和發表，完全是瞎碰瞎撞上的。由於發表在北京的所謂中央報刊

上，又受到全國性的批判，我們的校長肖英以為出了大事，跑到蘭州市委，報告“嚴重情況”。接待她的青年官員謝昌余(後來成了省文聯主席)聽完彙報，告訴她這是正常的學術討論，不是政治問題，不要緊張。

甘肅省委召開座談會，發給了我一個請柬。我沒在意，沒去，也沒答覆。肖英找我談話，說那個會很重要很盛大，擅自不去，是脫離政治，自由主義，純技術觀點。給我看了一份會上傳達的文件，是的講話。打印的，不讓帶走，要我當場看了就還給她。粗粗溜了一下，主要是請大家出來鳴放，幫助黨整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云云。

洪毅然先生來訪。他剛參加了省上那個為期三天的會，特興奮特高興。問我為什

么沒去，說張仲良托他向我問好。說會開得好極了，大家都講出了心裏話，很暢快。誰說了什麼，誰又說了什麼，一個比一個尖銳。張仲良說，都說得很好，能開誠佈公，證明大家相信。黨和大家打成一片，肝膽相照，才能共同進步。我問，難道你們沒看到最近《人民日報》的社論嗎？《這是為什麼？》、《工人說話了》，都在講要反擊。北京那些人，鳴放了一陣，已經在挨整了。洪回答說，張仲良說了，那是針對右派的，不是右派就不用怕。親自發表講話，保證言者無罪，你還不信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