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美》之失（3）

1957年2月，《論美》在北京的《新建設》上刊出。編者加了按語，表示不同意我的觀點，說是遵照黨的雙百方針刊出，“以供討論”。並預告下一期將刊出批評我的文章，“希讀者注意”。轉來一封朱光潛先生的信，是給我個人的，說我的觀點是唯心主義，重溫一下列寧批判馬赫的著作，對我有好處。接着，同年3月，該雜誌發表了宗白華先生的《讀〈論美〉后的一些疑問》，和侯敏澤先生的《主觀唯心論的美學思想--評〈論美〉》。隨之《文藝報》、《哲學研究》、《學術研究》、《學術月刊》等雜誌相繼刊登了對我的批評，一致說我是唯心主義。先是說五星紅旗的美來自新中國的偉大成就，你能說它不是客觀的嗎?後來說馬列主義就是在同唯心主義的鬥爭中成長起來的。再後來的說法是，唯心和唯物的鬥爭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鬥爭。

50年代那一場美學大辯論，有一個特點，即互相對立的各方(除我以外)，都強調自己的觀點是馬列主義而對方的不是。並非所有的人都在討好上面，其中不乏正派誠實的學者，他們是真信馬列。我感到奇怪，為什麼所有這些大知識分子，在這方面都那麼一致?洪毅然先生反問道，難道所有的人都錯了，只有你一個人是對的?我說真理不是用投票表決的方法來決定的，它需要證明。洪說，早已經證明了，所以大家才信，你不要一葉障目，得跟上時代才行。這幾乎是重複了傅雷的話。

在絕對的孤獨中，我有時也懷疑自己。我想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關於宇宙、生命、歷史、科學、宗教和人類世界的現狀，我都所知甚微，怎能這麼自信?但是我又想，正因為無知，所以需要學習，不能拜倒在某個終極真理的腳下，放棄自由探索和選擇信仰的權利。何況以這個真理的名義，我們已經不由自主地被剝奪得幾乎一無所有。

當然，接受質疑，與對方辯論，也是一種學習。但是形勢的發展，已經不許可那樣的學習了。很快地，學術討論變成了政治批判。批判里隱藏着許多陷阱，一答覆就要掉進去。比如有人說，共同的社會標準，不因為你不承認不認識而不存在。我回答說，標準不等於美，標準也不是絕對的，這就掉進去了。這話後來被解釋為，我要用資產階級標準代替無產階級標準。又如有人說，存在決定意識，我們感到幸福，是由新中國的美好生活所決定的。我回答說愛海的人住在海邊，愛城市的人住在城裏，都可以感到幸福，但如果把他們的地位對調，海、城依舊，幸福卻沒了。這又掉進去了。這話後來被解釋為，我說新中國不幸福。

我的答辯題為《論美感的絕對性》刊於《新建設》7月號。主要是說，事物不等於經驗，經驗不等於社會性，社會性不等於客觀性。經驗是變動的，事物作為客體，相對地固定和持久。它還能再次引起經驗，但不一定是相同的經驗。經驗是個人的，事物作為客體，可同時被許多人經驗，相對而言屬於社會。把這些都混為一談，光貼個唯心唯物的標籤，什麼問題都解決不了。此文發表時，反右運動已經開始，這些都不再有人理睬，對我的批判完全政治化了。“反對文藝思想”之類，已算是比較溫和的說法。《隴花》雜誌寫道：“敵人在磨刀霍霍，胡風的幽靈又在高爾泰身上復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