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聲（1）

尾聲

時光如水，它在靜靜地流，慢慢地流。六十多年過去了，我從當年的青春少女變成了白髮蒼蒼的老人。漫長的艱苦歲月，有如鋒利的刀筆，在我的臉上刻下了深深的皺紋。我的聽覺已越來越差，接電話時聽不清對方的聲音；視力越來越模糊，晚上看新聞聯播，眼睛離電視屏幕只有三十公分；雙腳已不能下地行走，用輪椅代步，垂垂老矣。妹妹也年逾古稀，早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與妹夫一道隨兒女移居美國。

抗戰結束不久，我和祖母、母親、妹妹劫後餘生，幸運地回到了家鄉，過上了安定的日子。因家庭生活仍然困難，我再次放棄了去省立一中復讀的機會，徹底中斷了我的大學之夢。1946年9月，我考入省立女師，畢業之後，回家鄉教書，教小學、教中學，直至退休，一輩@子未曾離開過我所鍾愛的教育事業。

也是在1946年9月，我的好友陳蘭考入省立五師。1948年冬天，他們班畢業時，學校組織去外地參觀，剛到那裏，悲劇發生了，她患上烈性傳染病，搶救無效，去世時年僅23歲，噩秏傳來，我悲痛欲絕。人們常說：“天涯處處有芳草，何愁前路無知己。”而我，在以後的幾十年中，再沒有遇到象陳蘭這樣品德高尚、胸懷坦蕩、熱愛學習，有遠大抱負，對朋友誠心誠意的好人。摯友的早逝，怎能不讓我扼腕嘆息，終生懷念？

父親則一直杳無音信，多年後才知道他在1951年暴病客死異鄉，當地民政部門因無法與我們做家屬的及時聯繫，只得草草就地收埋。十年之後，即1961年春季，祖母死於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彌留之際，瘦得皮包骨頭，用極其微弱的聲音頻頻喊餓，還不斷地呼叫着她的獨生兒子——我父親的名字，那場面，使我和母親倍感悲傷。

新中國建立第二年的五四青年節，承蒙同事和朋友的關心，我與相愛的人攜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老伴當初是縣立簡師的語文教師，后成為家鄉師範學校的創辦人之一，並長期擔任該校校長。他退居二線后應聘嶺南某大學任中文系副教授，直至1995年因肺癌去世，享年67歲。老伴過早離去，也許與在“文革”中慘遭迫害有關。

婚後，我有了三個兒子，我和老伴、我的母親（孩子們的外婆）共同將他們含辛茹苦地撫養成人。六十年代中期，老大、老二經受了“文革”的折磨和摧殘；老三則生於“文革”前夕，他們生不逢時，長於逆境。那是長達十年，不堪回首的苦難歲月！“文革”伊始，我和老伴雙雙走下了講台，無休無止地遭到造反派的殘酷批鬥；造反派肆無忌憚，為所欲為，多次上門抄家，張大千的字畫被隨意撕毀。三兄弟一夜之間淪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墜入了社會的底層，被趕出校門、受盡歧視和侮辱、甚至挨紅衛兵的打罵，成為家常便飯，生不如死！當年，在極端惡劣的生存環境之下，如果沒有外婆的精心呵護，三兄弟不可能有今天！我母親由於幾十年積勞成疾，不幸於1976年因胃癌病逝，享年72歲。老三曾滿懷深情地說過，外婆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女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