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鮮為人知的那些事（3）

淮南轉運使張可久利用職權，“興販私鹽一萬多斤”。案情揭發后，張可久被送交大理寺審理。按法例，販賣私鹽的罪行輕重，是依照查獲私鹽的數量來定刑的。數量越多定罪越重。張可久非常狡猾，每次販賣私鹽，數量雖多，但是轉手迅速，從來不留倉儲，被查獲的數量並不多。大理寺在判刑時，也無計可施。包拯主張不能過分拘泥成法。他說，張可久身為轉運使，竟然目無法紀，公然販賣私鹽，如果以“見捉獲斤兩條貫定斷”，則“議罪必輕”，因此要求“特於法外重行遠地編管”，加重處罰。在包拯的堅持下，張可久受到嚴厲制裁，被流放到邊遠的荒蠻之地去了。”

有一個叫任弁的官，也撞在包拯的槍口上了。任弁在擔任汾州知州時，役使一百多名兵士為他做私家工作，佔用的工役達二萬三千六百多個，摺合細絹一千六百餘匹。根據宋朝的法律，這是一種非常嚴重的罪行，不僅要做出賠償，罰銅十斤，還要充軍到三千裡外的邊疆去。仁慈寬厚的宋仁宗體恤任弁對朝廷有功，御筆一揮，免去了他發配充軍三千裡外的刑罰。包拯上書據理力爭，他說，作為知州這樣的大官，利用職權，公器私用，知法犯法，不能隨便減輕對他的懲罰。皇帝不得不收回了成命。

包拯還留下了一則七斗王逵的故事。王逵在任地方官時，橫行不法，隨意增派各種名目的苛捐雜稅，僅其中一次就多收了三十萬貫。他把搜刮來的錢財，@大量賄賂京官，謀取私利。他的吏治手段非常殘忍，並且隨意殺害百姓。在他任湖南路轉運使時，百姓聞風逃散，紛紛躲藏到深山密林的洞穴里，逃避迫害。老百姓對他恨之入骨，但王逵一直受寵於上，平步青雲，甚至升到淮南轉運使的高職。包拯為民請命，七次上書朝廷罷免王逵，而且言辭一次比一次猛烈。在包拯的不斷彈劾下，民怨甚大的王逵終於被削職了。

在官場，敢于堅持原則激濁揚清，是最可貴的品質。這一點，包拯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出色，可謂戰果累累。

論人處事公道

宋仁宗慶曆年間，范仲淹與富弼提出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項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改革主張。宋仁宗採納了大部分意見，施行新政，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慶曆新政”。此時，包拯剛剛從地方調進中央，雖然他年紀不小了，但在大佬雲集的朝廷中尚屬於小字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