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出使美國(1937-1946)（3）

後來中國抗日戰爭歷史豈不是完全和他的推測一一相符嗎？前引保定談話的影響，在這封信中也清楚地流露了出來。所以他又說：

以我觀之，蔣先生只有「等我預備好了再打」的算盤，似乎還沒有「不顧一切，破釜沉舟」的決心。我在二十二年熱河失守后在保定見他，他就說：「我們現在不能打。」三年過去了，我看他似乎全沒有對日作戰的計劃。……但日本不久必有進一步而不許他從容整軍經武的要求。因為敵人不是傻子，他們必不許我們「準備好了打他們。」老實說，無論從海陸空的任何方面着想，我們決無能準備到可以打勝仗的日子。(附在《日記》1936年6月27日條之後)

這可以證明他一直主「和」，是完全建立在「我們現在不能打」這句話的上面。兩個星期以後，他和蘇聯大使也有一次交談，他記道：

到蘇俄大使館，會見大使鮑格莫洛夫，同飯暢談。他說，我為中國人設想：如和平可得，如可得十年或二十年的喘氣時間，當然應該與日本妥協，即割了平津也不妨，但和平終不可得耳。我也承認他的話不錯。(《日記》1935年7月12日)

蘇聯大使並不真是「為中國人設想」，他不過是執行斯大林當時的策略，希望日本陷在侵略中國的泥淖中，使他在遠東無後顧之憂，可以全力應付希特拉而已。但是客觀地說，鮑格莫洛夫的分析則是有根據的。胡適「承認他的話不錯」，這就表示他已深切認識到中日之間的「和平終不可得」。所以我們決不能根據後來的檔，甚至胡適自己的話，斷定他在抗戰之前的六年中僅知有「和」之一字，直到1937年8月以後(即「八．一三」之後)才轉變到「和比戰難」的觀點。至晚從1935年7月始，他已逐漸修正他的看法了。

下面讓我引《日記》中幾件大事說明胡適怎樣堅持「和比戰難」的立場。1938年10月8日，他大使履新的第二天，《日記》說：

得蔣先生齊(即八日)電。

下午譯此文為英文。我尚未遞國書，無法親交此電。(^H小說中略)

與Hornbeck談，托他將齊電文交與代外長，轉送與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