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侵略陰影下的新北大(1931-1937)（12）

二十四年除夕

這個「敬愛你的一個學生」和「將來殺你的人」真是相映成趣。另外一封信署名「學生友仁」，自稱是「學數理的青年」。他因為那次大會中「所受刺激太深，晚上回來總睡不好」，所以在一星期之後(1936年1月7日)寫了一封長信給^H小說胡適。原信太長，這裏只能摘引最有關的一段。他是這樣說的：

近因時局轉變，我們有第一次的議決案——罷課三天表示點真正民意——我當然極端贊成。第二次的無限期罷課議案發表出來，我們有幾位同學負責向學生會建議，告訴他們對於這樣大的難題，應當召開全體大會，讓大家有充分討論的機會，然後舉行全體總投票(因大會總有不到者)。不料我們所得着的答覆：「不識時務，膽大妄為。」悶了二十多天……那天召開談話會，我當然是贊成複課的一員。不過看到少數藏在群眾中做那種不露面的流氓(實在無以名之)，用極卑鄙的手段威嚇別人，而有些同學也就被嚇唬住了，不敢舉手。正在氣憤時，剛好聽到胡先生的「懦夫」二字，使我猛然想起在中學裏的一段故事：有一次我們的英文先生(她是一位英國傳教師)要一個學生念一段文章，等了五六分鐘之久，她親自下去問他的結果：「我念不好，怕別人冷笑。」她於是上去寫了一個大字“coward”。以後每次上堂頭一句要大家一起念：“Iamnotacoward”。那時我在班中最小(約十三歲)，沒有想到這幾個字是做人一個根本原則。現在北平各大學的情形，關鍵全在這些coward的身上。我不懂受了十年(小學六年中學六年)以上的教育的青年，對於「應做什麼？」「能做什麼？」這兩句話還不能肯定答覆自己。

在全信的結尾，他虔敬地說：

胡先生，你的幾十年來的特立獨行的精神，我很願意儘力取得！(《日記》1936年1月7日條之後)

這是一個奉胡適為楷模的學生。也和胡適一樣，他愛國而不陷於激情，憤慨而仍能大致保持清醒和平靜。這封信更是稀有的史料，不但具體地指出了北大少數學生代表如何不尊重多數同學的意見，如何橫蠻地把持着所謂「學生會」，而且還揭發了那次全體大會舉手投票時台下學生的活動實況——這是胡適在台上絕對察覺不到的。原來那天舉手的人數僅有一百人上下，是因為少數「藏在群眾中……的流氓」用種種「極卑鄙的手段」把本想舉手的學生們威脅住了。這封信完全證實了上引蕭公權先生的觀察：「用有組織的少數去控制無組織的多數，只需要屈指可數的幾個『活動分子』便行了。」根據這些第一手的證詞，我們現在可以心安理得地說：即使在1930年代中國民族激情最高昂之際，胡適對於青年學生的影響力也沒有完全喪失。然而這一點點個人的力量最後終於敵不過那些有組織、有計劃的暗中活動。關於這一段經歷，胡適在晚年追憶起來猶有餘痛。1960年12月11日他在覆張佛泉的信中說：

謝謝你十二月九日的信。你記得「一二．九」的學潮嗎？自吹那是他們主動的革命運動。那年(1935)傅孟真兄與我從十一月十九日起努力鼓勵宋哲元諸人抗拒日本和漢奸的華北自治運動。我們作了整二十天的努力，還是為了想避免青年學生的犧牲。「一二．九」以後，我們的努力大受打擊，加上在君(按：丁文江)病危也還是十二月九日！一切電報——長沙、南京、上海——都打到我家。(回想那幾天的情形，真不好過。)*痢*

最後，我還要引一段他的話，說明他對青年人的態度的概括。1936年1月7日周作人有信給他，安慰他在「一二．九」學潮中所受的打擊，他第二天回信說：

你說，「我們平常以為青年是在我們這一邊。」我要抗議：我從來不作此想。我在這十年中，明白承認青年人多數不站在我這一邊，因為我不肯學時髦，不能說假話，又不能供給他們「低級趣味」，當然不能抓住他們。但我始終不肯放棄他們，我仍然要對他們說我的話，聽不聽由他們，我終不忍不說。(附在《日記》1936年1月8日條后)

這幾句話恰好可以作為「侵略陰影下的新北大」的結束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