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留學時期(1910-1917)（7）

普通得博士學位決無由一位教授作「儐相」之理，唐先生所謂「這是那時的制度」，完全是「想當然耳」。在獲得榮譽博士的場合，老同學「鼓掌戲弄」當然出於善意，這最後一點疑團便渙然冰釋了。

總之，胡適的「博士學位問題」除了因「論文緩繳」延遲了十年之外，別無其它可疑之處。至少到現在為止，尚未出現任何足以致疑的證據，唐德剛先生「論文口試」為「大修通過」之說，仍然是一個「假設」。但這個「假設」已在胡適研究的領域中發生了影響。曹伯言、季維龍編着的《胡適年譜》1917年5月22日條(安徽教育出版社，頁119-120)說：

日記中，未說明此次口試是否通過。

這是受唐說影響的明證。我在上面的討論僅僅是澄清事實，以彰顯《胡適日記》的史料作用，並沒有為他「辨冤白謗」的意思。

與此相關的另一問題是胡適與哲學的關係。自從金岳霖說過「西洋哲學與名學又非胡先生之所長」**這句話以來，中國讀者大致都接受了這一評論。即使胡適本人也從未自稱「哲學家」**。他的思想走不上形而上學的路數(所謂“metaphysicalturnofmind”)，^H小說也沒有接觸過羅素以來的數理邏輯，所以金先生的評語是很中肯的。但是他先後修過康大克雷敦和哥大伍德布里奇(FrederickJ.Woodbridge)兩大名家的哲學史課程，更因為特別受到杜威講各派邏輯的啟發而決定以「先秦名學史」為論文題目**。他在西方哲學和哲學史兩方面都具有基本訓練則是不可否認的。這一點訓練終於使他在中國哲學史領域中成為開一代風氣的人。胡適回國後事實上已放棄了西方哲學，轉向中國哲學史、文學史研究的道路，他不能算是專業哲學家，是毫無問題的。但是我們也不能過分低估他的哲學知識，他在美國最後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學訓練已達到了當時的一般水平，足夠他研究中國哲學史之用了。這裏我要介紹一下《日記》中的所保存的一篇羅素書評。1923年羅素為美國著名的雜誌Nation寫了《先秦名學史》的評論，開始便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