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遺失的美好”（13）

正如茅盾所批評的那樣，其實這正切合了“社會民主黨”非暴力解決社會問題的思路，社會民主黨所強調的“民主社會主義”實際上認識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貧富分化及其危機，但是與“暴力社會主義”不同，他們不認同列寧的“跨越卡夫丁峽谷”理論，反倒傾向於“民主社會主義”——即要求充分經歷“資本主義”這一階段然後再進入社會主義，即張資平所稱的“布爾喬亞”——一個在馬克思主義中與普羅大眾（無產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群體。

因而，當“民主社會主義”與“底層敘事”共同成為近年來中國社會思潮熱門話題時，我們不妨從這“民主社會主義”在華傳播濫觴——“第三黨”早期的社會主張入手，從它們與文學的關係來反觀這一思潮的本質。筆者認為，重讀《絜茜》月刊的出發點乃是就“民主社會主義”對於“底層敘事”這一文學樣式實踐的再理解，無疑這對當下中國文學界與社會學界有着不可忽視的啟示意義。

而且，筆者在最後不得不提出來，有一個細節我們必須還要注意，之所以該刊會有“絜茜”這個奇怪的名字，乃是因為它是英文單詞“Cathay”的音譯——

Cathay者，中國也。

“第三黨”經世濟民、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氣魄，僅憑此刊名便可見一斑。當然，我們還可以從字面意義來講，“絜”是衡量的意思，而“茜”則指向了一種“美好”的隱喻。只是可惜的是，對於大多數研究者來說，因為《絜茜》月刊的“被遺忘”，對於該刊編輯者們的“美好”願景，在歷史的長河中早已灰飛煙滅，當下的我們早已無從無把握、衡量了。

但願這份遺失的“美好”，八十年後的今天可以重新拾起，並給後來者我們以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