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國家意識、文學敘事與學者參政（4）..

問題提出很容易，但是若是深思則會發現這其中之問題——傅雷與周煦良本並非熱衷於政治之人，該刊的主力撰稿者也並非羅隆基、張東蓀或劉王立明等政論高手，而是如夏丏尊、周煦良（曾用筆名賀若璧，實際上為其原名）、馬敘倫與王伯祥等純粹的文學專家——他們基本上是以傅雷為核心的知識分子團體。在這樣頗為純粹的學者中，能夠產生出這樣強烈的“國家意識”，並使得他們對政治、時局感興趣，這不得不說是一個值得今天我們認真反思的問題。

那麼，“國家意識”究竟在他們的意識形態及敘事中是如何生成的呢？

從政論的文稿可以看出，這類文字決非是“長年窮搜冥索的結果”。說《新語》的學術論文是多年積累的研究心得，這是可以服眾的，而佔了總發稿量絕大多數的政論稿件，絕非是“長年窮搜冥索的結果”，因為這些政論的撰稿者都不是政治活動家，也不是在抗戰期間興辦政論期刊的報人，而是在英美文學、古典文學界有着較高造詣，且之前、之後都曾遠離政治的學者。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曾如是釐清“知識分子”與“學者”在功能上的本質區別，雖然兩者都善於運用理性，但前者卻注重公共領域的理性，使其成為意見的生成者，而後者則注重學術領域的理性，扮演的是知識的生成者。兩者轉換的可能便是自身權力（包含話語權力、學術權力、政治權力）的更迭——用中國的傳統語言來說，就是“達則兼濟天下（知識分子），窮則獨善其身（學者）”，“達”與“窮”便是一個權力更迭、轉換的關係。

在這樣的理論下，對於《新語》作者群的分析也就有了新的含義。前文所述的問題便很容易轉換為：這些學者是如何（為何）轉換為知識分子的？（左下圖為《新語》因為定價漲價的“告讀者”）

在周煦良的《歐洲往哪裏去？》中，有這樣一段：

難道歷史永遠要重演嗎？難道歷史如馬克斯主義者所述，只是盲目經濟里的推動？難道經濟力永遠沒法加以人為的控制？難道人類永遠決定不了自己的命運？我們要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