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國當反角

敵國當反角縱觀影史，最安全的反角是納粹，但總不能老拍二戰題材呀。

冷戰結束前，蘇聯和中國曾當過007影片的反角。其實，這更多是007系列的價值觀和審美觀所決定的，一切皆在美化或醜化，不以真實性為宗旨。

（六十年代獲奧斯卡提名的美國片中，有正麵塑造蘇聯的作品。）冷戰的終結剝奪了荷里活這種膚淺的

“樂趣”。（從文化角度，007應屬於英國片。）想來想去，一個相對沒有異議的惡棍是國際毒梟。

我懷疑，如果是毒梟投資這類影片，他們依然會把毒梟定位成反角，如同香港黑社會投拍黑社會題材，只要賺錢，不惜自毀形象。

沒多久，出現了中東恐怖分子。剛開始，一些中東組織表示抗議。《真實的謊言》（TrueLies，1994）等影片早有防備，他們辯解道：我故事裏的中東人既有壞人也有好人。

等到

“911事件”發生后，荷里活的編劇就無需再躲躲閃閃了，至少美國境內不再會有人抗議銀幕上出現幹壞事的中東人。

出於商業動機，荷里活並無意得罪他國；然而，動作片需要強烈的戲劇衝突，必須有壞人做壞事，否則英雄無法閃光。

荷里活有幾大對策：一，動漫化：如果英雄是蜘蛛俠蝙蝠俠，壞人肯定也不需要真實的國籍或民族。

二，模糊化：虛構一個國家或者將地域民族色彩淡化，讓他國觀眾無法對號入座，即便可以對號入座，在法律上仍可以推卸責任。

卓別林拍《大獨裁者》，把德國和希特拉改成托明尼亞和興格爾。即便如此，他仍冒了很大風險，因為當時德國和美國尚未開戰，英國因綏靖政策明令禁止該片上演。

（待影片公映，時局已發生變化，燙手山芋成了宣傳利器，票房也傳來捷報。

）三，自我犧牲：把所有的惡行全部攬到自家身上，小嘍啰或許是別國的，但終極壞蛋是美國

“革命隊伍”里的一分子，如瘋狂科學家、官、大企業主、高級政客。在銀幕上，美國總統涉嫌謀殺次數之多，使得這一招早已失去驚世駭俗的效果。

《第九區》深諳此招，尼日利亞黑幫雖然兇巴巴，但最大的反角是南非政府及軍人。

近日國內流行潛伏類型影視劇，如電影《風聲》的噱頭便在於誰是好人。

我曾猜裏面最壞的可能就是潛伏者，發現這招不靈，因為那屬於荷里活邏輯。

在荷里活影片里，職位最高的好人通常是最大的壞人。問題是，這些招數用多了，就會變濫，就不能製造驚奇。

這年頭，誰也得罪不起。趙本山開個玩笑，殘疾人會抗議+激情。喜劇已如此，更甭說動作片了。

敵國當反角縱觀影史，最安全的反角是納粹，但總不能老拍二戰題材呀。

冷戰結束前，蘇聯和中國曾當過007影片的反角。其實，這更多是007系列的價值觀和審美觀所決定的，一切皆在美化或醜化，不以真實性為宗旨。

（六十年代獲奧斯卡提名的美國片中，有正麵塑造蘇聯的作品。）冷戰的終結剝奪了荷里活這種膚淺的

“樂趣”。（從文化角度，007應屬於英國片。）想來想去，一個相對沒有異議的惡棍是國際毒梟。

我懷疑，如果是毒梟投資這類影片，他們依然會把毒梟定位成反角，如同香港黑社會投拍黑社會題材，只要賺錢，不惜自毀形象。

沒多久，出現了中東恐怖分子。剛開始，一些中東組織表示抗議。《真實的謊言》（TrueLies，1994）等影片早有防備，他們辯解道：我故事裏的中東人既有壞人也有好人。

等到

“911事件”發生后，荷里活的編劇就無需再躲躲閃閃了，至少美國境內不再會有人抗議銀幕上出現幹壞事的中東人。

出於商業動機，荷里活並無意得罪他國；然而，動作片需要強烈的戲劇衝突，必須有壞人做壞事，否則英雄無法閃光。

荷里活有幾大對策：一，動漫化：如果英雄是蜘蛛俠蝙蝠俠，壞人肯定也不需要真實的國籍或民族。

二，模糊化：虛構一個國家或者將地域民族色彩淡化，讓他國觀眾無法對號入座，即便可以對號入座，在法律上仍可以推卸責任。

卓別林拍《大獨裁者》，把德國和希特拉改成托明尼亞和興格爾。即便如此，他仍冒了很大風險，因為當時德國和美國尚未開戰，英國因綏靖政策明令禁止該片上演。

（待影片公映，時局已發生變化，燙手山芋成了宣傳利器，票房也傳來捷報。

）三，自我犧牲：把所有的惡行全部攬到自家身上，小嘍啰或許是別國的，但終極壞蛋是美國

“革命隊伍”里的一分子，如瘋狂科學家、官、大企業主、高級政客。在銀幕上，美國總統涉嫌謀殺次數之多，使得這一招早已失去驚世駭俗的效果。

《第九區》深諳此招，尼日利亞黑幫雖然兇巴巴，但最大的反角是南非政府及軍人。

近日國內流行潛伏類型影視劇，如電影《風聲》的噱頭便在於誰是好人。

我曾猜裏面最壞的可能就是潛伏者，發現這招不靈，因為那屬於荷里活邏輯。

在荷里活影片里，職位最高的好人通常是最大的壞人。問題是，這些招數用多了，就會變濫，就不能製造驚奇。

這年頭，誰也得罪不起。趙本山開個玩笑，殘疾人會抗議+激情。喜劇已如此，更甭說動作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