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愛情叫真摯（10）

雪峰認為，丁玲只有到了解放區才會有這樣的進步與成績，他對她這些年的道路和創作都是滿意的，他以欣喜和讚賞的語氣說：“作者跟着人民革命的發展，不僅作為一個參與實際工作的實踐者，並且作為一個藝術家，在長期艱苦而曲折的鬥爭中，改造和生長，而帶來前後這麼大的距離。一個進步的小資產階級的作家，成為真正人民的無產階級的革命作家，需要在藝術上有他的標誌。”這標誌，就是后四篇延安時期的作品，這些作品不僅“可以作為作者對於人民大眾的鬥爭和意識改造及成長的記錄，也可以作為作者自己的意識改造及成長的記錄”。

結尾，雪峰寫了一句略帶感情的話：“這只是到1941年為止的，此後有她的新的更大的發展，這裏不談了，且請讀者和作者原諒我越分地寫了這許多字，對作者也表示我的懷念罷。”

十分巧合的是，丁玲在延安時，美國女記者斯諾·海倫曾經問她：“你最懷念什麼人？”丁玲回答：“我最紀念的是也頻，而最懷念的是雪峰。”真是心心相印啊。

這篇文章與十幾年前論述丁玲作品的那篇有明顯不同：當年丁玲在上海文壇走紅@時年輕氣盛，雪峰重在挑毛病，煞風頭，怕她翹尾巴；如今丁玲飽經坎坷心情平靜，雪峰的文章則充滿了鼓勵與期望，像是一個嚴師，用欣賞和慈愛的眼睛，注視着自己多年不見的學生。

雪峰總結了丁玲的舊作，更期待着她的新作：你“工作了多年，生活了多年，鬥爭了（也被鬥爭了）多年”，現在應該“準備從事比較概括性的，歷史性的，思想性的較巨型的作品的寫作”，“這實在是我最關心的。你‘平靜’是我所希望的，但在寫作上引起‘野心’和燃燒起‘熱情’則更為我所希望！”他認為，丁玲已經具備了向更高目標衝刺的能力。“我最關心的”，“更為我所希望的”，這些話深深激勵着丁玲。

就在雪峰寫信的這個月，丁玲和陳明參加了晉察冀中央局組織的土改工作隊，下到農村去了。在土改中，丁玲牢記着雪峰的忠告，開始醞釀寫一部以土改為題材的“比較概括性的，歷史性的，思想性的較巨型的作品”。為此，當時正在北平開展工作的周揚致電華北局，想要商調丁玲去北平主編報紙副刊，丁玲都沒有同意，表示“願意留在老根據地和農村”。1979年《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重新出版，丁玲在前言中說，當時寫作這本書時，腰疼得很厲害，但想到這本書是為了不辜負的希望和鼓勵而寫的，是要呈現給看的，就有了力量，就堅持伏在桌子上一個字一個字寫下去。現在我們知道，支撐她寫下去的，除了之外還有一個人，就是雪峰，她是要不負雪峰，她也是要呈現給雪峰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