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在延安的幸福生活（16）

抗日戰爭勝利后，在美國政府外交機構的斡旋下，應邀赴重慶與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從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1日，談判持續43天，進行得很艱難。深知此行風險很大，自己有責任與丈夫患難與共，在徵得和中央有關方面同意下，以醫治牙病為由，毅然攜幼女飛往重慶。儘管她很少在公開場合露面，與分開下榻，但可以在危難時刻與丈夫靠得更近，於私於公都是體面光亮的。三個月後，即1946年1月29日，搭乘周恩來工作飛機，再次飛往重慶，並且花費頗巨。賬務報銷時，需要從中央特會科的特別經費中開支，師哲堅持要說清楚開支項目，錢是怎麼花的，與發生激烈爭執。表示願意自己承擔這筆開支，用邊幣兌換法幣。師哲不同意，一怒之下掀翻了桌子，拂袖而去。就坐在隔壁窯洞裏，聽到爭吵後起身到窯洞外來回走動，始終沒有做聲。後來是毛岸英過來收拾了房間@，打了圓場。

毛岸英是與楊開慧的孩子，1945年12月，由斯大林安排，隨兩位蘇聯醫學專家專程從莫斯科飛回延安。待他如同己出，非常欣慰。

1947年3月，中央撤離延安，堅決要求與在一起，同甘共苦，榮辱與共。行軍路上，風餐露宿，道路泥濘，大部分時間借住在老鄉家裏，身上染上了虱子和跳蚤，她沒有怨言：“當時我身上有個搪瓷缸子，拴在皮帶上，一個戰士有個熱水瓶，倒水給主席喝，給我喝，再給警衛戰士喝，都在一個杯子裏。”在靖邊縣小河村，他們住在村民家裏，與老鄉們相處融洽，還認卜學忠家的小姑娘卜蘭蘭為乾女兒，老鄉們並不清楚他們的真實身份。在王家灣停留期間，中央軍委會議就在和住居的窯洞召開，作為中央直屬大隊的政治協理員，身為軍委辦公室秘書，卻不得不迴避。會議開了通宵，只好另找住處。會後，顯得很疲乏，衝著發脾氣。起先她不清楚為什麼，自己並沒有做錯事情。後來她才意識到，發火是指桑罵槐，實際上是指向那些在會議上與之爭吵的人。在那種特殊的日子裏，接受了丈夫這種情緒反應。後來回憶說，“西北戰場的戰爭，就是我和親自指揮的呀。”這是吹噓和誇張。大敵當前，臨危不懼，夫唱妻隨，她是“堅持留下來的唯一女同志”，卻是事實。

婚姻是從愛情中萌生出的一棵小樹，幸福婚姻需要有平常心去培植，去承受。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水流最低處，融入大海，便失去了水之本色與本味。人走到最高處，也就很容易丟失人之本性與本心。人生幸福的關鍵因素，是道德，而非智慧，也非事功。晚年稱自己是老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他概括自己一生，是與人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天斗其樂無窮。忠誠自己與的婚姻，由生活而政治，由政治而權術，審判席上自稱“我就是的一條狗，他叫我咬誰我就咬誰”。她在現代女性解放道路上追求事功，遠離道德，失去了自我，異化了人生，丟棄了人性，最後眾叛親離，自縊身亡。

延安時期成為人生中最幸福的短暫時光。

本文原載於《悅讀》第19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