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慕司湯達（5）

每個時代都會集中所有的精力於人類知識的某個方面，如今，唉！政治主導了文學，使後者成為了一個權宜之計。”司湯達認為，大革命時期為數不少的英才，在其政治行動中所顯現出來的才華，文學也許根本無法完全展示其力度。聖尤斯特、卡諾都是例證，“幸虧他們的詩歌愛好被大革命及時打斷……大革命最值得稱讚的地方，就是從各種庸瑣、無用甚至十分卑劣的行業中解放出了數百位才能卓著的人物……使他們的能量#小說得以發揮，而沒有被埋沒或浪費在勞苦的瑣事之中”。司湯達從不認為文學是天才惟一的容身之所。

九

這個厭惡雨果、拉馬丁、維尼（以及夏多布里昂）的人，曾被誤認為是浪漫主義的傳令官，這個誤會顯示了司湯達的政治、美學和道德觀融合程度之深，以及他的“觀點”轉變成“價值觀”的力度之大，司湯達從意大利回國，旨在發表第一篇浪漫主義宣言《拉辛與莎士比亞》，以此來引人注目。很快，他發覺自己錯了，為莎士比亞而戰，卻沒有為《歐娜尼》而戰。他捍衛的是一種現時的、現代的文學，一個“美好的理想”，“一種共和的精神”，這是因為他所宣揚的是“共和國所崇尚的”美德，一門非無政府主義、與心靈對話、教育當代人、滿足特定社會需求、與時代同步的藝術。他覺察到自己所推崇的浪漫主義，開始在古董奸商們的眼中成了中世紀天主教會的象徵，並開始成了年輕的雨果（他的青春是隨着白鬍子的生長才開始的，人們隨時都可以把他看做年輕人，並不只是他20歲的時候才可以這樣看……）這位懶洋洋的正統派代表，在1830年的法國以浪漫主義者的身份出現，並不意味着“與時俱進”，而是將沃爾特-斯科特的方法與查理-諾迪埃的結合在一起。

實際上，司湯達從來都不是一位真正的浪漫派作家，而是一名“浪漫主義者”。他在意大利舉起“浪漫主義”的大旗，在當時當地，這場運動不僅僅具有文學意味，而且形式與本質相交融，風格與政治內涵相交錯，二者相互交糅，關係錯綜複雜。自由詩人曼佐尼是浪漫主義的代言人；司湯達寫道：“浪漫主義曾是自由主義的根基或末梢，（……）德-梅特涅先生曾捍衛學院派文學，而直到今天（1830年），全米蘭城幾乎所有的浪漫主義者都被判處死刑或身陷囹圄，後者只是因為享受過特殊的優待，才獲死緩或15、20年的牢獄之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