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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第一章文獻分析

第一節有關參謀首長聯席會議著作的研究分析

第二節中美關係相關著作的分析

第二章戰後美國的全球主義與圍堵政策

第一節肯楠的圍堵理論

第二節杜魯門主義

第三節馬歇爾計劃

第四節國家安全會議第68號文件

第三章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

第一節從臨時至正式單位

第二節杜魯門總統的修法

第三節高華德與尼可拉斯法

第四節高華德——尼可拉斯法后的美國軍事發展

第四章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政策計劃處對華主張異同之分析

第一節美國對華政策的制定過程與特質(1947~1948)

第二節關鍵的1947年

第三節沒有中國政策的1948年

第四節軍方與文人對華主張的衝突

第五章關鍵時刻的對台主張(1949~1950)

第一節美國對台政策的分期

第二節放棄台灣(1949年)

第三節中立台灣(1950年)

第六章參謀首長聯席會議與在華軍事顧問團

第一節美國駐華軍事顧問團之源起及其成立過程

第二節美國在華司令部的撤離

第三節1946~1948年的美軍顧問團

第四節美國在華聯合軍事顧問團(Joint.MilitaryAdvisoryGroupinChi-na,JUSMAGCHINA)

第七章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李海與布萊德雷對華主張之分析

第一節李海的對華主張

第二節布萊德雷的對華主張

結論

徵引書目

第四章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政策計劃處對華主張異同之分析

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在1947~1948年,曾就美國的對華政策提出說帖與建議。由於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的考慮,可以顯示出軍事專業人員對外交上的考慮與特質,故在此依年逐節分析,以突顯其思考的演化。同時,而在最後一節亦將與國務院政策計劃處的對華主張進行比較,以對照出這二個單位對華態度的差異性。(至於1949~1950年,這關鍵性的兩年,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的對華主張與態度究竟為何,將於第五章分析。)

第一節美國對華政策的制定過程與特質(1947~1948)

研究美國如何制定對華政策,可以同時注意二個面向——機關與個人。所以本章先將美國對華政策的制定與執行過程略作解釋。美國對華決策中的單位機制方面,除非機制發生重大變化,否則它是固定的。透過固定的政府機制,如美國駐華大使館、遠東司、中國科、在華軍事顧問團,以及情報系統等單位,華府可以充分地了解中國政經與社會局勢,並得到各種建議,進而制定美國所需要的對華政策。

其二是個人範疇,除了政府機制外,對華政策的制定會涉及個人。個人範疇經常在變換,實際上它隱含着外交政策規劃和執行者,與上層決策者之間微妙的互動關係。不同的人的不同意識形態與經驗,會導致他們在對華政策的評估上,會產生截然不同的看法,換言之,人事亦會影響政策。譬如以馬歇爾和麥克阿瑟為例,當馬歇爾對調停國共糾紛感到失望,指責國府之際,同樣在遠東的麥克阿瑟卻有不同意的意見,而主張援助中國。

根據恩內斯特?梅的分析,1945~1949年,美國對華政策的決策與執行過程,可以分為國務院與軍方二個部分。這兩個系統加上情報體系,使得華府得以決定和進行對華政策。但對華的決策過程中,還是國務院為“主導”地位,軍方系統則居於“輔助”角色(見圖五)。

從1947年初至1948年底,這兩年也正好是馬歇爾任職國務卿的任期,美國對華政策的特質為“舉棋不定”。為何在馬歇爾主掌國務院期間,美國對華政策會如此?根據司徒雷登的分析是導因於國際情勢、美國國內的反對,以及中國內部的局勢發展等三項原因,他說:

(一)歐洲的戰後發展令人非常吃驚,要我們採取行動的要求是緊急的,需要我們全神貫注的。在爭取全世界和平之戰略中,美國把歐洲列為第一,這是不可避免的……。

(二)在某些美國人看來,似乎有一種真正的危險存在。任何對華的有效援助,尤其是顧問式的援助,足以影響到國家政策和程序的顧問援助,會使美國更加不可解脫地被牽入中國內政,而受到更深更強的束縛。這種發展縱使不被全體中國,也會被某一些中國人猛烈反對;結果只會加重混亂的情形。而且這辦法也會惹起其他強國的仇視和報復行動,因而會嚴重影響我們在世界其他部分盡義務。

(三)美國政府與人民曾不斷敦促國民黨政府實行革新措施,並暗示:我們是在等候目擊中國政府確實實施革新,或至少有意圖革新的表徵,才肯給予援助。他們質問:“是否一個不能從事有進步性改善的政府,能夠運用美援,利國利民?”

司徒雷登的分析,主要指出在這關鍵的兩年,美國的對華政策,受到重歐輕亞、美國內部有人反對介入過深、以及國民政府之腐敗等三項原因的嚴厲挑戰,才造成美國對華方面的政策舉棋不定,現在進一步來討論這三項原因:

(一)歐洲危機

當時美國傳統外交最關心的歐洲地區,正在遭受強大的威脅。為此,美國必須把更多的資源用到歐洲,所以在1947年,杜魯門政府才會分別宣佈“杜魯門主義”與“馬歇爾計劃”,想要用經濟和外交的力量,挽救西方盟國在歐洲的劣勢。故並不願意把援助力量分散到亞洲地區。此外,美國外交決策者也估算以蘇聯現有的實力,不可能同時在歐亞採取雙面作戰的策略。

蘇聯在歐洲所採取與美國的互動關係,和它在亞洲的立場有所不同。蘇聯以主動的方式在歐洲發展,例如,它主動挑起柏林危機。不過,蘇聯在亞洲策略則是消極的涉入中國內政。而美國卻是延續戰時它在東亞的策略,積極希望在東亞建立一個親美的中國政府。總之,在美國外交政策的“歐洲第一”排擠效應下,忽略了中國甚至是亞洲遭受共黨赤化的危機。

(二)中國內部衝突加劇

從1947年初馬歇爾離華回美之後,美國的對華政策出現重大的轉折,他了解到國共的和平談判接近全面崩潰的地步,雙方武力的衝突已不可避免。所以,美國政府要面對一項嚴肅的課題,即美國是否願意為援助國府而涉入中國的內戰?美國必須同時考慮中共有可能在未來打敗國府佔領中國。關於這一點,駐重慶總領事柯樂博(O.EdmundClubb)在1947年8月28日給國務院的報告中,就指出中共是有可能打敗國府。b在1947年之後,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國民政府的力量正在急遽的衰退。1947年5月30日,美國駐瀋陽領

事館就指出東北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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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眼中的國共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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